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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短命仅一载的弘光朝感到不能放下，盖出于不忍以上况味就这样付诸流水，而想把它重新唤回于人们记忆，于是，钩故索旧、大书特书。《黑洞》把对弘光朝的所感所思，提炼为十个问题。《野哭》则换换方式和角度，借十余位在不同侧面有代表性的人物，来加呈现。我希望，借助于选材，加上我初浅的研究与表现，让这有转折点意义的时刻，得还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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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安排于书中露面的，有朱明王朝确切的末代皇帝朱由崧，有弘光枢臣和关键人物史可法，有称为“明代苏武”的左懋第，有以兵变致南明解体的左良玉，有普遍目为南京祸根的阮大铖，有秦淮河畔苦闷的青春叛逆群体，有时代思想高度的体现者黄宗羲，有以十七龄慷慨赴死的少年天才夏完淳，有传奇说书家柳敬亭，有“遗民现象”的典型徐枋……他们的身份，涉及帝王、武人、士大夫、学生、妓女、艺人、学者、隐士、起义者，还算广泛，覆盖了社会多个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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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方法，也得考虑。过去说“文史不分家”，其实不对。文、史是分家的，或者说应该分家。文学和史学，一为艺术，一为学问；一个是主观、情感的表现，一个是客观、事实的陈述。不分家，既不合道理，还有不少副作用。中国史学某些先天不足，即因“文史不分家”而来。或者以美恶代替事实，或者视史撰如说部，觉得添油加醋、“支离构辞，穿凿会巧”[1]，关系不大。所以对本书这一类写作来说，“文”与“史”的确是一对矛盾，处理不善，极易“以文害史”。我给自己立了规矩：文史分家，才学相济。前半句讲要以史学为本，绝不让文学的东西有损史学；后半句讲另一面，即才足以济学，不能只剩下干巴巴的“学”，成了寻章摘句、掉书袋，而触碰不到历史的人性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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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讲，直到现在，关于传记写作还有不少人主张可以虚构，认为写到细节的时候如果史料不足，只好用虚构和想象加以填补。诚然，写作者有他的难处，史料总有所不足、有所不能到，因此，发挥一些想象，加点虚构，好像在所不免。问题是，没有哪位作者高明到能够确保他的想象或虚构可以符合实际。由于自认不能这样高明，我是宁付阙如，绝不虚构。还有人认为，传记写作免不了来点虚构无关史料和事实，而是基于叙事美学的理由；似乎不如此，人物很难鲜活，个性挖掘和表现就不能深入。这只是一个错觉。小说极盛时代以来，作家们普遍习惯于或过分依赖虚构，好像文学性便等于虚构。其实，虚构既非文学性的来源，亦非它最上乘的功夫。离开虚构便有些不知所措，乃是文章活性衰退所致。倘如语言有质感、有温度，非虚构非但不损失文学性，相反本身就带来独特的文章之美和阅读快感。当然，我们也确读到很多乏味的、史学足而文学不足的传记作品，但它们的问题都出在语言上，并非因为不擅虚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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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不用虚构，《野哭》便奉行“有一件材料说一分话”，做到人物言行（哪怕只言片语）、事件始末（哪怕细枝末节）无一字无来历，全都有案可稽。这就是为什么所有引文，据自何人何书，从版本到页码，我们都备具其详，以便验核。我没办法保证这些材料的原始真实性，但可以保证自己不曾脱离史料，另外虚构或杜撰过什么。这当中，有时涉及到同一事不同材料间的差异，倘在能力范围内，我也试予考证、辨疏（例如史可法的生年问题），以求去伪存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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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做，真正目的是想对历史拿出诚意。我觉得这正是我们一直缺乏的，而且越来越缺乏。虽然对历史的诚意，并不在于形式，但以我们现实来论，即便只是形式，也非常重要。形式至少有助于约束我们，不是高兴怎么说就怎么说。我们说的每句话、每件事是有出处的，可查可考；这样，如果我们断章取义、夹带私货了，别人可以立予核实、指出或提出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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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需要敬畏。谑弄历史，无利可图。以历史为妾妇，呼来斥去，有时颇为快意，但就如课堂上不好好听讲、调皮捣乱的学生，到头来要懊悔的只有他自己。历史是一位好老师，它嘴里说出的每句话，都是可让人受益解惑的知识，应该注意听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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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关，又有四个字：尊重古人。可能是自视高明，当代史学多年来惯于对古人颐指气使。有时横加指责和训斥，有时相反，用当代思想感情拔高古人。对人对事都是如此，屡用今天义理来裁量，或强求、或曲解。姑举一例，比如史可法，有人嫉之如仇，原因居然是他为弘光朝制订政策时置“灭寇”第一而以“御虏”第二。然而，身为明朝大臣，这本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当时，李自成对明朝有“君父之仇”，满清名义上却替明朝报了这君父之仇（此即为何起初明室以“申包胥哭秦庭”故事视吴三桂借兵）。依礼法来论，“灭寇”第一乃明朝必有之义，不单史可法，孙可法、张可法、胡可法，不拘谁当那个东阁大学士，都得这么制订政策。今人尽可因自己立场而爱戴李自成，但若嗔怪明朝的首相史可法不具同样感情，就不免鸡同鸭讲了。凡此，即因不守“当时事，当时语”的原则，而那不过是史学不失客观性的起码要求。后人或许是比古人高明，但不要以此笑古人，古代的事情有它自身道理和原由，嘲笑和批判之前，至少该向读者讲清楚古人何以作此想、有此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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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还如孙中山称赞洪承畴：“五族争大节，华夏生光辉。生灵不涂炭，功高谁不知。满回中原日，汉戚存多时。文襄韬略策，安裔换清衣。”[2]较之当年，竟是南辕北辙了。关于“生灵不涂炭”，以我们知道的论，洪承畴降清实在不能说起到这种作用。清兵入关后，北方基本未闻屠戮，只因各地望风而降、未加抵抗，后来到了南方，凡不肯降的地方，都发生大屠杀。故而，非得称赞洪承畴“功高”，只能落在“力促中华一统”、“满回中原日”这层意思上。俗白地讲，洪承畴投降，好就好在让中国版图扩大了。这，一是结果论，二是实利论——因有如此的结果和实利，便对事情另抱一种观点。但依同样逻辑，吴三桂的形象是不是也该变一下呢？看不出为何厚此薄彼。莫非因为吴三桂后又反清，洪承畴却只对大清忠心耿耿？古时有古时的语境和是非，因而比较稳妥的办法是，一面可以就古今的不同做出说明，一面对过往历史还是坚持“当时事，当时语”，不妄自改易，否则就会人为造成很多混乱，终至于无法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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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事申陈，权为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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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刘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龙注释》议对第二十四，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2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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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王宏志《洪承畴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第4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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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哭：弘光列传 朱由崧 偶然的谢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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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马士英派人在淮安找到他时，他与一个叫花子相差无几，橐囊一空，靠向潞王借贷维生，头上裹着粗布头巾，衣袍是破的，腰间所束不是与身份相称的玉带，而是普通官吏乃至庶民所用的角带，他的一班随从甚至只能穿着草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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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哭：弘光列传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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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接触一个人，不论在现实中或借助于想象，首先会在意他的模样，即平时所谓“音容笑貌”者。究其原因，尽管我们不是相面家，却对来自相貌的各种信息充满渴望，如不能觅得，就有雾失楼台之感，好像难以真正走近那个人。谈起弘光皇帝朱由崧，我便颇有此感。古代为帝王者，御容都要经宫廷画师描摹成图，虽往往加以美化，或者，因刻意比附隆准大耳一类所谓“帝王之相”而流于雷同，却总各有影绘存世。明代凡在南北紫禁城龙床上坐过之人，太祖朱元璋起，都有写真；惟两位例外，一位是惠文帝朱允炆，一位便是后来庙号安宗的弘光皇帝朱由崧。朱允炆画像原来想必是有的，而被他的叔父朱棣抹得干干净净。至于朱由崧，考虑到满清对崇祯以后史料能毁即毁，也不能断言他的形容根本不曾敷于纸墨，但作为眼前实际，我们确实不曾见到。说到这一点，他还不如自己的好些臣子。后者在刻行于世的文集中，或在族谱宗祠里，还往往留有图形。我又曾指望到文字资料中，找到有关他面貌的描写，结果也无所获。那些记述，只在意他的身份，不关心作为个人他有怎样的形态，纵有稍微具体些的笔触（那是很难一见的），仅及于他衣着上的变化，那也是因为这种变化与他的身份、境遇有关。总之，无论图与文，我们都得不到对于他面貌的认知。一次，从《眉叟年谱》读到对南巡时康熙形象的描绘：“予随众瞻仰，见圣容微黑，大鼻三须，坐船首，一人旁执盖。”[1]虽着笔甚简，视线亦属遥遥一瞥，但还是给出了玄烨具体的形象。我对朱由崧形象所欲得者，仅此亦可，而竟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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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除了使我有些惊讶，也引起别的思索。他也许不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人物，但好歹曾为君上，在世间的痕迹怎会如此之浅？当世之人为何不约而同给他以同样的忽视？那张脸，好像可有可无，不值一提。也许，并不出于忽视，而是来自一种虚离感。他短暂生涯，本有许多断断续续、亦实亦幻、真假难辨之处；而在南京的一年，倏忽而来，倏忽而去，萍飘蓬转，即之则杳，有如匆匆过客。从这意义上说，形象的阙如，似乎倒比较真实地反映着他在现实和历史中的处境——一种令人悬疑困惑的幻影般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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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哭：弘光列传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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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他的存在有真实的一面。这种真实性，直到少年时代还很具体。他生于万历三十五年七月乙巳日，换成公历则是1607年9月5日。父亲是万历皇帝第三子、福王朱常洵，母亲姓姚。他的乳名叫福八，听上去容易误为朱常洵第八子，其实是长子，且别无兄弟。母亲姚氏大概死得早，后来被他从河南迎到南京的母后邹氏，并非本生母。他应该算北京人，不光生在那里，且一直长到七岁才离开。万历四十二年，经过久拖、耗费无数口舌乃至酿成宫廷谜案之后，万历皇帝终于决定福王去洛阳就藩。朱由崧在那里度过平静的二十七年，平静到没有多少消息，我们只知这段时间他先是受封为德昌王，后晋福王世子。对于乃父的生活，《明史》亦仅以“日闭阁饮醇酒，所好惟妇女倡乐”[2]一语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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