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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记载，自然相当重要了，可惜我们仅见此一笔。我们知道定策时，关于迎立何人，南京高层争得很激烈，是一场轩然大波，其线索在整个弘光一年中都不曾消隐，从史可法黜出南京到周镳、雷祚被杀，都是它引出的下文。普通的推想，朱由崧作为受益者应是其中的活跃因素，是积极主动的争夺者。《南渡录》载：“时王闻，惧不得立，书召南窜总兵高杰与黄得功、刘良佐协谋拥戴。”[16]这情节跟刚才《明季南略》所说朱由崧本不想当皇帝而是马士英“强之称帝”一样，也不见于他著。真相暂不可考，但揆以整个局势，我个人不相信朱由崧曾与几位武臣串通，让他们“协谋拥戴”，而比较倾向于他对于当那个皇帝，内心至少有些踌躇。对此，我们虽没有直接关于朱由崧的材料，但可以参考潞王朱常淓的情况。乙酉南京投降后，明朝政治焦点迅速从南京移到杭州，因为朱常淓在那里，朱由崧被俘后可以代之的就是朱常淓。不久，马士英奉太后（朱由崧母亲）逃到杭州，太后亲求朱常淓接过权力，却遭后者坚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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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潞王在杭州，诸臣有请王监国者。王不受。太后泣拜之，终不受。盖已与张秉贞、陈洪范决计迎款矣。[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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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常淓执意不肯，答案仍为“终而颓焉”四个字。大势已去、山颓木坏，此时为君何美之有？要啥没啥不说，还得担责受过、百般受掣。朱常淓很明白这一点，不肯将屁股坐到火堆之上。一年前，情况其实也差不多，那样一个烂摊子，搁谁手里都不享福，都是累赘。除非自我崇高，以英雄自命，以为自己是中流砥柱、可挽狂澜于既倒者——比如朱聿键。但朱常淓不是这种人，朱由崧显然也不是。实际上，定策中福王、潞王之争，原是两边大臣争得面热耳赤，跟他俩本人却都没有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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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朱由崧对当皇帝其实并无兴趣，那为何还是去了南京？对此，我们只好妄自揣测。在我看，他糟糕透顶的现实窘境，是个关键。我们回顾一下洛阳落难后他两年来的行止：孤身逃出、四处漂泊、寄人篱下、饥寒交迫；后来总算搭了顺风车，随潞王船队平安来到淮安，但有迹象表明，诸王船队继续南下时不打算携他同行，因为到淮安后，朱常淓借给他一笔钱，之后他就搬出船队上岸，“寓湖嘴杜光绍园”[18]，大有就此分手之意。倘真如此，那么自到淮安之日起，朱由崧实即走投无路，往后的日子莫展一筹。恰在此时，杨文骢衔马士英之命找到他，密奏将迎至南京为君。你道他能如何？假设一下，倘若杨文骢来见时，朱由崧和朱常淓一样珠光宝气、饫甘餍肥，他又将作何选择？想必，也有不当皇帝的选择。眼下，以自己实际境况却实无拒绝的可能——除非他继续做叫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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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明季南略》“日怨士英强之称帝”的记载属实，以上便是我们就这笔记载的可能性与合理性，从心理层面展开的复原。所谓“强之称帝”，意思或许就是当初马士英利用了他的境况，利诱和说服他做那个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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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一个重要问题，是朱由崧在接受皇帝位子时，是否与马、阮等预订政治同盟，明确结成一个利益集团？这也是我们判断他“坏”到何种地步的一个要点。以我对史料的研读，回答似乎是否定的，那是因为一个相当有说服力的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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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著一致记述，甲申年五月初三，朱由崧在南京宣布监国，宣布一系列重要任命；其中，虽然升了马士英的官，使其一跃而为东阁大学士，与史可法平起平坐，但仔细品味却是一碗水端平，两边都不得罪。马士英虽名列辅臣，兼职却是都察院右都御史，尤其“仍督凤阳等处军务”[19]，仍放外任，并不置身中央日常事务，与史可法、高弘图等的“入值”截然不同。这当然大拂马士英所盼，与其“定策首功”比，毋如说是明升暗贬。这个人事安排，稿底应出于东林一派，但显然地，朱由崧也是默许的，没有行使其皇帝一票否决权。由此推而可知，当初朱由崧与马士英之间应不曾发生具体的政治交易，也许他暗中的盘算，未来还是稍偏于东林亦未可知。至于马士英，当然大出意外，所以才发生了后面有点逼宫味道的事。五月初八，朱由崧监国第五天，马士英率着他的部队，浩浩荡荡从凤阳起身，“由淮入江，船千二百艘”，经过淮安时，“凡三日始毕”，阵势相当唬人。他打着两个旗号，一是“入觐”，二是“劝进”（请求朱由崧由监国进皇帝位），冠冕堂皇，但同时“以史可法七不可之书奏之王”[20]（定策过程中，史可法曾给马士英信，列出不宜选择朱由崧的七条理由）。一是告史可法的状，二来未必没有提醒朱由崧不要忘恩负义的意思。经过这件事，史可法被挤出南京，督师江北，到五月十六日，“以马士英掌兵部事，入阁办事”[21]，终于完整地接过史可法的权力。从这个过程看，朱由崧与马士英并非沆瀣一气，反倒曾想保持一定距离。不过，在他这并不出于政见。对于政治，此人似乎既不抱有也不关心什么倾向。在国家兴亡之类问题上，我从他那儿始终只看见局外人心态。他愿意接受皇帝位子，主要出于自救，起码摆脱流浪的困境，至于别的，今朝有酒今朝醉、及时行乐而已。朝堂上的纷争，他多半只是察言观色，顺势而动，并没有什么立场、主张意欲坚持和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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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马士英证明自己足够强势，他便顺水推舟，对后者唯命是从。他虽坐在皇帝位子上，内心却真没把自己当皇帝。这个心理我们要把握住。他并不真是为了当皇帝来南京，而是由于当皇帝有各种的好处。幸好他是这样的心态，否则真把自己视为皇帝，只怕免不了要为着志不能伸、受人摆布之类苦恼，长吁短叹、郁结不舒。事实上他一点也不烦恼，很知足很快乐，没心没肺地享受美酒和一流的戏剧演出。在他而言，这已是幸福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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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能够落实的他的劣迹，主要就是享乐主义的生活内容和生存态度。在马士英、阮大铖辈看来，一位以饮酒、看戏为极大满足的皇帝，实在也是再省心不过了。阮大铖的高水平私人剧团，令朱由崧的南京生涯差不多就是一次跨年度的漫长戏剧节。某种意义上，对戏剧不可思议的痴迷“拯救”了朱由崧，他把整个身心扑在这一件事上，没完没了看戏，甚至从南京逃走前一个时辰也在看戏。这种过于集中的乐趣，使他少有别的乖张之举。既没像晋灵公那样，以弹弓袭击人民取乐；也不像隋炀帝那样，曾为自己挑选、储备十多万美女，以供临幸；更不像后梁太祖朱温或其祖宗明成祖朱棣那样，以杀人为消遣……总之，表现算是相当安静，史著里甚至没有提到他曾外出过紫禁城。他所履行的公务，仅限当朝堂需要时出面见见大臣，装装样子，讲些无关痛痒的话，此外便“躲进小楼成一统”，喝自己的酒、看自己的戏。在我印象中，闹得不像话的有两件事。一是将太后迎到南京时，为安顿太后选宫女；一是为自己筹备大婚，跟户部要钱、派太监征民女。这两件事，在他已是动静最大的了，但放到历史上看，跟许许多多前辈皇帝比，也很平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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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故宫午门五龙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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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老照片。午门又称五凤楼，楼前御沟上对应有五龙桥。图中，“雕栏玉砌”均不在，沟水秽浊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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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故宫午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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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老照片。南京故宫午门仅剩墙体，楼阁荡然，宫外成为荒地，种着庄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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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上面的叙述绝非就他“为人”暗示什么。他的安静，恐怕不是个人性格的表现。还是那句话：终而颓焉。从万历、泰昌、天启诸帝的不安静，到弘光皇帝的比较安静，正确的理解是势之使然。前面各位早已折腾个天翻地覆，朱由崧既无折腾的本钱，也没有多少可折腾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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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为人”，虽然观察的机会很少，但还是有一件事可供我们略窥朱由崧的“为人”。那就是“翻案”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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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明末政坛浊乱都因“三案”而生，而朱由崧父亲老福王，正是“三案”的起因。崇祯即位，将阉党定为逆案，为“三案”画上句号。然而当初曾在逆案中落水的好些人，如阮大铖、杨维垣等，人还在、心不死。现在朱由崧既为“今上”，他们认为是翻案的绝对时机，紧锣密鼓撺掇此事。先是请求寻访已被崇祯下令销毁的阉党所修《三朝要典》并予重议，继而为逆案中若干人等请恤请复，最后策划重兴大狱、追论东林诸臣之罪，把他们“并行究治”。在这股势力及舆论面前，朱由崧的态度非常关键。从某种意义上说，阮大铖等的主张十分切合朱由崧的个人利益，当初若非东林党人阻挠，父亲朱常洵肯定将是万历皇位继承者，而假使如此，朱常洵便不会就藩洛阳而落个惨死下场，进而，朱由崧本人亦不至缒城逃亡、沦落民间、形如乞丐。万一他是个睚眦必报的人，与谋求翻案者们一拍即合，不妨说倒很顺理成章。但整个过程中，朱由崧的表现却意外地“有利有节”。他批准寻访《三朝要典》，命“宣付与史馆”，这相当于解除了崇祯对该书的禁令。当反对一方表示异议，他坚持自己的决定，并循循说出理由。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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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督袁继咸言：“《要典》不必重陈。”有旨：“皇祖妣（郑贵妃）、皇考（朱常洵）之无妄之诬，岂可不雪！事关青史，非存宿憾，群臣当体朕意。”[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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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良玉亦上疏谏止，认为：“《要典》治乱所关，勿听邪言，至兴大狱。”朱由崧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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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朕家事。列圣父子兄弟之间，数十年无纤毫间言，当日诸臣，妄兴诬构，卿一细阅，亦当倍增悲愤。但造祸之臣物故几尽，与见在廷臣功罪无关，悉从宽宥，不必疑猜。[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