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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事情本身而言，朱由崧成为明朝紫禁城末位君主，其实是个意外，有很大偶然性和随机性。假如不是当年朱棣通过“靖难之役”从侄儿朱允炆手里篡夺皇权，又难安于心而迁都北平、同时却不敢废撤南京（因为“祖陵”朱元璋墓在此），这样形成了莫名其妙的两京制，那么，崇祯自尽、北京被李自成攻破之日，明朝便不会再有什么新的皇帝。次而假如能够未雨绸缪，将崇祯诸子早些护送南来——崇祯死前曾议论过此事——则在南京即位的，肯定不是朱由崧。从朱由崧自身情况论，他只身逃出洛阳，苟延残喘，走伏无地，也是万万不会想到居然能位尊九五。一系列偶然都凑齐了，明王朝才有了这样一位末代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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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哭：弘光列传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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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我们又得说，偶然之中代表朱家出场对历史谢幕的朱由崧，似乎却是个不二人选，特别恰当，也特别生动。我经常想，倘若明朝以崇祯之死落下大幕，对于我们认识或感受历史，恐怕会有相当的误导。因为崇祯此人虽然毛病很大很多，但相比而言多少有点正面的东西，比如登基后迅速果断摧毁、惩办阉党邪恶集团，又在山穷水尽时能有以身殉国的刚烈之举。所以他的结局，有悲剧意味和向上的格调。假如明朝真以这样的意味和格调画上句号，凡熟悉其历史者，心里都不免怪怪的。前面讲过，一百多年来除了弘治皇帝总体尚可，明朝简直没有第二位形象不算负面的皇帝。就好比一部荒诞派戏剧，眼看要结了，冷不防出现一位不够荒诞的角色，以致整出戏有可能被安上一个正剧风格的结尾——岂不怪哉？难道历史老人大失水准，留下这样的败笔？我们正在满腹狐疑，却见峰回路转，明朝死而复活，朱由崧出场，在南京登了帝位。尤其一年后，乙酉五月，当他“以油扇掩面”[29]，由叛将刘良佐押送，擒回南京，到这里我们才明白历史老人原来耍了花枪，先前崇祯一幕只是欲扬先抑、故作腾挪；真正落幕，地点将在南京，谢幕人则是朱由崧……言及于此，笔者忍不住再次掊击历来以1644年崇祯缢死煤山为明史终点的权威然而全然不通的界说；这种观点，不光根本不曾搞懂明史，也大大辜负了历史老人生花妙笔的种种隽永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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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由崧成为皇帝本来只有不大的可能，然而却做了这个皇帝；朱由崧未必爱做皇帝，然而却无奈地做了。这多重意外的后面，却矗立和凸显着某种奇怪的合理性，那就是他作为朱家揖别其统治史的代言人所具有的绝佳形象。这样一个形象，应该是没落、破落乃至窝窝囊囊的，但又不能太坏、坏到仍然恣行其恶的地步，因为它已失去那种能量。应该强烈透出“无边落木萧萧下”的气息，但又不能从中传递忧伤、悲凉的情绪，因为正在发生的死亡，本质上是场喜剧，并不沉重，更多地带着谐谑。在这类历史内容面前，朱由崧的杂坐酣饮、倡优俳谐，乃至山颓木坏于前而心如止水、俨然看客，身为阶下之囚却“嘻笑自如”[30]……种种形容，都再合适不过。回味整个朱明统治史，当满是尘土的厚幕吱吱扭扭落下，历史之光穿透如磐的黑暗，罩定一张有着上述表情的面孔，我以为是极为完美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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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哭：弘光列传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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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有一些意犹未尽的话。朱由崧更像一个意念、一个符号。在整个剧情中，他似乎是一种表现主义的存在，而非有血有肉的现实主义人物。提起此人，我总是陷于一种恍惚：一方面，至今无法道出那张脸是方是圆，更遑论上面的眉目五官；另一方面，我眼前又确确实实晃动着属于他的非常鲜明的表情——无所谓、爱谁谁、酒足饭饱、睡眼惺忪、嬉笑自若、轻松乃至轻佻……它们呼之欲出，触手可及。我非常奇怪，为什么对一个人的面目毫无概念，同时却能清晰看见他的表情？而一再回味敛思，才终于意识到，我所见并非朱由崧本人的脸，我看见的是飘浮在空中的一副副面具，它们由朱明王朝某些魂魄凝聚积淀而成，环绕着朱由崧，在他脸上交替变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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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二六：朱由崧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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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清将朱由崧逮至北京，翌年，以栽赃手法声称搜得“私匿印信”， 以“ 将谋不轨” 罪名，将在押的前明宗室十一人一并处死。记述中避提朱由崧，把他隐在“鲁王等”字样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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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黑子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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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建筑遗存，位于洛阳新安县仓头镇孙都村。王黑子本名王应成，万历十三年生。2011 年9 月9 日《洛阳日报》报道：“相传，王黑子与福王朱常洵是金兰之交，黑子楼即因王黑子思念福王而建。”“有关专家考证楼顶遗迹及残留楼基后称，王黑子楼应是一座为防盗匪、战乱而建的碉堡式建筑，防御对象主要是闯王李自成的起义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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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无脸”或面具方式演完谢幕人角色的朱由崧，其最后消失只留下一个背影——他被清军押往北京，回到明朝这座已沦丧多日的第一首都以及他本人的出生地。这远去的背影，就是他最后形象。从安徽被擒回南京时，人们尚能从别的角度观察他：“弘光以无幔小轿入城，首蒙包头，身衣蓝布衣，以油扇掩面……夹路百姓唾骂，有投瓦砾者。”[31]而离开南京以后，他永恒地保持着背影状态，虽然此后他存活达一年以上，但从历史叙述的文字层面，再也没有转过身来。谁都没有描述过背影之后的形象，他应是在绝密的情形中，入了北京，随后消失在高墙之后。其最后结局，钱海岳《南明史》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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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五月甲子，清以弓弦勒令自尽，崩年四十。是日大风，凶问至南京，父老皆为流涕。后合葬河南孝哲皇后陵。鲁王监国，上谥曰赧皇帝；及幸舟山，上庙谥曰质宗安皇帝。永历十一年四月，改上今谥曰简皇帝，庙号安宗。[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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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的“二年”，为弘光二年（1646），非顺治二年（1645），因为钱氏《南明史》坚持奉明朝正朔。二年五月甲子，换为公历便是1646年7月1日。钱氏所述时间及情节，出处不明。我想，他必有所据，只是我在自己所阅中还没见到。我知道的结局，有些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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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戌，京师纷传故明诸王私匿印信，谋为不轨，及行查，果获鲁王、荆王、衡王世子金玉银印。鲁王等十一人伏诛。因集九卿科道大小各官传谕曰：“本朝举兵征伐，原非无故，因万历年间数窘辱我国，以致愤兴师旅。今荷天庥得膺大宝，不修旧怨，礼葬崇祯，追加谥号，其阵获诸王尽加收养，乃不知感恩图报，反妄有推立鲁王等私匿印信，将谋不轨。朕不得已，付之于法。其未与谋者，仍与恩养。因谕尔等知之。”[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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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清世祖实录》的记载，王先谦《东华录》有一模一样的文字。它们所述受害时间略早，为五月壬戌（十七日，公历6月29日）。也可能壬戌日被抓，而甲子日（五月十九日）被杀，中间隔了两天。清官方记载回避了处死方式（用弓弦勒死），也没有提及“福王”字样，而以“鲁王等十一人”笼统称之。显然，满清虽从未承认朱由崧为明朝最后一位皇帝，实际仍忌之甚深，以致相当鄙诈地隐去他名字，藏于“等十一人”。顺治三年五月的行动，既是对前明诸王的公然的一揽子屠杀——“私匿印信”、“谋反”等，不必说都是拙劣的故事——同时又是一个掩人耳目的方案。遍查清朝官史，没有朱由崧何年何月死于何处的半点记载，秘密都在“等十一人”这几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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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许洽《眉叟年谱》，《丹午笔记•吴城日记•五石脂》，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第2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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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张廷玉等《明史》卷一百二十，中华书局，1974，第36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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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钱仲联主编《清诗纪事•明遗民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第3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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