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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槎图》•黄河晚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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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清江浦，便是改道期的黄河。“晓怯黄流浪涌”，似乎黄河早间风大浪急，至晚方减，故通常选择“晚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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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槎图》•临清阻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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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临清为北运河上一大商埠。对弘光使团来说，临清的意义是，在这里他们与满清方面有了初次接触：“（九月）十五日晚，临清有旧锦衣卫骆养性，（夷）用为天津督抚，遣兵来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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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槎图》•帝城春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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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在望，张宝诗曰：“酒帘飘出长安市， 桃坞烘成凤阙春。”左懋第眼中的北京断然不同。他上次离开，北京还是明帝国之都和自己白发萱堂所在的地方，重新看见它时，这两者都已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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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洪绶《苏武李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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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武出使匈奴，被羁十九年，“始以强壮出，及还，须发尽白”。左懋第在北京宁死不屈，被目为“当世苏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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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清后来为左懋第整理编辑的《萝石山房文钞》，卷三收有《新汉典属国苏子卿墓垣记》一文。文末写道：“丁丑春，余记之。”[14]这个丁丑年，应为1637年，即崇祯十年。当时，他在陕西韩城当知县。那么，“苏子卿”是谁？不是别人，恰是汉武帝时出使匈奴被扣、寒荒牧羊十九载而不屈的苏武。子卿是他的字。《汉书》说他“始以强壮出，及还，须发尽白”。[15]备历艰辛，不辱使命，始元六年（前81）春，终得还国。这时武帝已经故去，昭帝特地安排苏武带着祭品去武帝的陵庙告慰、复命，然后任命他做“典属国”，全面负责与“属国”有关的事务，实际也即汉朝的外交部长（虽然古人无“外交”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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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苏武墓，如今大家知道在武功县，且列为陕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实，直到明代还有两处苏武墓，武功之外，另一处在韩城，孰真孰伪当时尚无定论，左懋第便说：“或曰武功亦有墓，韩人常与之争”[16]，韩城墓据说有汉代碑石为证。这笔官司，我们可不理会。关键是，韩城作为苏武可能的葬地与左懋第其人之间，完全应了“无巧不成书”那句话。韩城，是左懋第仕途的起点；而他一生的终点，便是出使北京、不屈而死，以“当世苏武”垂世。这看上去仅为巧合，实则不然，读《新汉典属国苏子卿墓垣记》，我们敢于断言，韩城五年，左懋第从其该地最重要历史遗产苏武墓那里，受到了深刻影响，埋下了日后执节不屈的思想种子。他这样描绘氤氲于韩城、浓得化不开的“苏武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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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卿墓在韩城西北五里姚庄村梁山之麓，因有墓，名“苏山”焉，邑有常祀。余为令，具羊豖拜其墓。麓多柏枝，咸南向。[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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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深受感染，对韩城人坚持与武功人“争”苏武葬地，很以为然，说：“噫！君子之忠，草木□格，争为之微，而谓人心能弃之欤？”[18]当韩城士民提出，墓地旁苏祠垣颓宜修，左懋第即表支持，认为是极有意义的事，“一土一石，而皆有以触人心之忠”[19]。一年后修葺完毕，特地写下此文。文中，盛赞武帝时代有很多“光华奇锐瑰异”的人物，文如司马相如，武如卫青、霍去病，但是，他们若跟苏武相比，都“不能与并论”[20]——评价奇高，我们从一般角度看，简直有些过誉；不过，把这作为个人抱负看就另当别论，事实上，我正是读了这篇文章，方觉着觅到了左懋第使北一切表现的精神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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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哭：弘光列传 [:170624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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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哭：弘光列传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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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初五，明朝使团正式组成，左懋第为正，左都督陈洪范、太仆少卿马绍愉副之。携去银十万两、金一千两、缎绢十万疋，作为对满清的酬谢。除了谈判，另有几件必办之事：祭告祖陵、奠安崇祯帝后、寻访太子下落、晋封吴三桂为蓟国公并颁赏赐。行前，左懋第辞阙，对朱由崧临别进言：“臣所望者恢复，而近日朝政似少恢复之气。望陛下时时以天下为心，以先帝之仇、北京之耻为心”，“念河北、山东之赤子”。他特别强调“勿以臣此行为必成；即成矣，勿以此成为可恃”[21]。对于和谈前景，不甚乐观；而且认为，即便有所成，也并不可恃，朝廷还是要立足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事实证明，他的估计是清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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挈辎既多，使团规模自然不小。不过，《明史》所谓“以兵三千人护行”[22]，恐怕有些夸张。据陈洪范讲，所有行仪先用船运过江，原安排到了对岸将由瓜洲、仪真镇军拨与人马驮护，实际上没人管，“箱鞘繁重，苦不能前”；挨到清江浦（淮安），欲从集市上买马以充运力，亦不足；遂分两路，大宗缎绢不走陆路，改经运河水运，由刘泽清和淮抚田仰“各发兵二百余名护送”。[23]总之，情形颇狼狈。过了黄河，因战乱重创，许多地方为真空状态，“自渡河来，村落凋残，巷无居人，将士裹粮露宿。”不时遭遇强梁，如“廿五日，至马开屯……时值土寇劫屯，闻本镇至，半夜遁去”，“九月一日……遇土寇十人劫驮打仗，随行将士追杀数十人，寇退，箱鞘无急”。偶尔遇到完好的城池，都由满清派了官员把守，不能入内：“初五日至济宁州，（虏）官不许近城栖宿，放炮呐喊，有欲出打仗状”。他们不单拒绝使团为和谈而来的解释，还加以嘲笑、奚落：“至汶上[24]县，（夷）官总河杨方兴统兵相遇，本镇告以通好之意，彼嫚言：‘谋国要看大势，我国兵强，如要和好，须多漕粮来，我们好说话’”。[25]这不奇怪，使团北京之行，实际是不告而来，当时条件所限，等不及沟通停当再动身，所以使团只好在一路敌意中艰难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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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所见，使团向满清方面致以来意，最早为八月初一陈洪范、马绍愉分别写给吴三桂的信。两信原件，今存中国国家博物馆。这时，使团应该已经在淮安，因为陈、马信中各有“见在渡淮”[26]、“已放舟至河”[27]之语（当时尚处黄河夺淮期，故“淮”、“河”所指，实则一也）。陈洪范这样解释他们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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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议佥谓洪范与老亲台托谊葭莩，特命同少司马左懋第，冏卿（《尚书》周穆王命伯冏为太仆正，后因以称太仆寺卿为冏卿）马绍愉赍捧书币，奉酬清朝，崇封老亲台蓟国，诰敕褒励懋勋。奉命驰驱，见在渡淮，先此附闻。诸祈老亲台鼎力主持，善达此意，两国同好，同心灭贼，保全万姓，徼福无穷矣。[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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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绍愉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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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上特遣大臣仝不肖持礼物，馈谢清国幼主暨摄政王，仍祭告上天，订盟和好互市，将前年之局结了，便是叔侄之君，两家一家，同心杀灭逆贼，共享太平，以成上天好生之德。此出自庙堂乾断，不似前年摇惑于人言者，想两国不违先人之志也。[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