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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件材料虽不很偏僻，但并非一眼可见，首先要能发现和捉住几个关键字眼，再围绕它们转好些弯子来解读。它见于崇祯八年（1635），史可法为致祭左光斗墓而写的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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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师素擅文名，更称冰鉴，当其提衡冀北，八郡群空，法甫弱冠，亦随行逐队，步诸生后，声名固寂如也。师不以为不才，而拔之以冠八郡，且谓法曰：“尔当于卯辰脱颖去。”维时法未之信，不虞两试暴腮，果以卯辰售也。从来文字遇合有奇焉如此者乎？[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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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回忆了当年左光斗对自己的赏识与发现。内有三处关键字句，即“弱冠”、“两试暴腮”和“果以卯辰售”。“弱冠”最好解，古时年二十举成人礼，《礼记》：“二十曰弱，冠。”[8]“暴腮”典出《太平御览》：“河津一名龙门，巨灵迹犹在，去长安九百里。江海大鱼洎集门下数千，不得上，上则为龙，故云暴腮龙门。”[9]后藉以喻举业成败，金榜题名曰“登龙门”，失利曰“暴腮”。“卯辰”，指含有卯字、辰字的两个年份，以史可法当时实际论，只能是丁卯年（1627）和戊辰年（1628）。加以串通，这段话是说：史可法二十岁那年，左光斗预言他将于丁卯、戊辰之际脱颖而出，而史可法当时不敢相信。之后，他两次投考均失败，却果然在丁卯年成为举人、旋于次年亦即戊辰年高中进士。据此，我们完全确定了史可法生平两个重要事实：第一，他当上举人是1627年、取得进士是1628年，绝不是魏斐德说的1626年，更不是同一年既做了举人又做了进士。第二，“果以卯辰售”之前，曾“两试暴腮”，亦即参加过二轮乡试，依“子、午、卯、酉年乡试”的制度可知，两次失败的考试分别为辛酉年（1621）和甲子年（1624）。另外，同样很明了的是，左光斗道出预言是在“两试暴腮”之前，因而可知“年甫弱冠”必非1622年，否则丁卯年之前史可法便仅有一次乡试机会，而无从“两试暴腮”——归结一下：史可法“弱冠”为辛酉年（1621），是年，他受左光斗知遇、得其预言，且于当年首次乡试而告失利，又于甲子年（1624）再次失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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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了许多的弯子，我们总算搞得确实，史可法弱冠亦即二十岁，便是1621年。如此算来，生于1601年岂不彰彰明甚，又何来1602年之说呢？先不要着急，古人年龄算法与我们今天不同，较之今天，他们的年龄普遍得减去一岁，因为今人年龄都算周岁，这算法是西方的习惯，而在实行公历以前，中国人所称年龄通常是虚岁[10]，比如黄宗羲生于1610年、卒于1695年，黄炳垕《黄梨洲先生年谱》记为享年八十六岁。我们现在，尽可照着周岁理解古人享年，所以我们若认为黄宗羲在世八十五岁而非八十六岁，并无不可，但如果涉及古籍中年龄计算问题，就不能不知道应按虚岁来推其时间。因此，1621年史可法“弱冠”，所表示的恰恰是他生于1602年。就像魏斐德因为闹不明白干支纪年与科举的关系，而把史可法中举人和进士误为同一年，刘约瑟恐怕也是不知中国古时一般不算周岁因而有1601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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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与史可法有关的讹误，又并非只出自洋人汉学家，所以我要再举一个例子。马其昶所著《桐城耆旧传》，于左光斗传中说：“及公逮系，史已举于乡矣。”[11]称史可法中举，在左光斗被逮（天启五年）之前。《耆旧传》突兀具此说，对其由来所本，并未交待。但我们分明从史可法自述得知，他的中举在丁卯年（天启七年）。那么，马其昶是怎样犯了这么大的错误呢？我推测是因为两点。其一，他应该没有细读过《史忠正公集》；其二，所本为方苞《左忠毅公逸事》，然而又误读了它。方文中有句：“及试，吏呼名至史公，公瞿然注视，呈卷，即面署第一。”马其昶之误盖即由这句导出，出错原因是以为这次考试是乡试，而将“面署第一”误为左光斗当面取史可法为头名举人。其实，这是一次童生“入学”考试。《明史》：“士子未入学者，通谓之童生。”“生员入学，初由巡按御史，布、按两司及府州县官。正统元年始特置提学官，专使提督学政。”“提学官在任三岁，两试诸生。”[12]《明史》又载，1620年（该年既是万历四十八年，也是泰昌元年），左光斗“出督畿辅学政，力杜请寄，识鉴如神”[13]，也即《左忠毅公逸事》所称的“视学京畿”[14]，它在左、史相遇的前一年。次年，左光斗作为畿辅学政外出巡视途中，慧眼识珠，发现史可法，于同年生员入学考试中将其拔为头名，史可法就此从“童生”成为“诸生”，亦即俗称的“秀才”。对此，我手头有陈耀东《方苞刘大櫆姚鼐散文选》一书，其就方苞“面署第一”注曰“当面批上取中秀才第一名”[15]，这才是正确的。我们当然很不解，马其昶应该没有犯上面那种错误的可能——他列《清史稿》十名总纂之一[16]，还是清末桐城古文名宿——然而，又确确实实犯了。连这样的硕学大家，笔下都不免讹舛，可见史可法史实中的淆溷情形，真的让人很有些头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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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哭：弘光列传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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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披读材料，我高度警觉的正是这一点。这当中，有佚毁、改窜造成史料本身失真和断续不一，有以讹传讹，有各种因疏忽、误读而致的错误，更有出于某种原因在原始材料阶段就形成的主观故意编造（后面我们自然会谈到）。总之，有些事实可以确定，有些则不能确定；即便可以确定的事实，也每每有一二细节并不明朗。在史可法身上遭遇这种情况，虽非全无思想准备，但确不能料到这么严重。不过，意外有一点好处，提醒我不管面对什么材料，无论官史私史、亲见旁闻，一律读辨并举，用质证方式求其实，只从确定的事实讲起，尚未确定的设法使它确定，如不能确定则坦而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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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下面的问题：史可法是哪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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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百度百科”，输入“史可法”，瞬间会得一词条。里面说，他是“祥符人”。对此，随后括号里有这样的注解：“今河南开封，祖籍顺天府大兴县（今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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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注意到，这词条截至我们引用它为止，曾被编辑八十九次之多，浏览量则达到二十五万二千零二十五人次。尽管网络信息一般很难要求其严肃性，我们早有心理准备，可这一条的不严肃，还是让人不能释怀。首先，它关系着中国历史乃至民族精神方面相当重要的一个人物；其次更在于，它业已经过不同作者之手总共编辑了近九十次，实难想象在这种情况下仍有致命错误完好保存下来，并进入数十万次的浏览与接受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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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正这个错误，举手之劳，只须把编辑者的注解加以颠倒：史可法，大兴人，祖籍祥符（开封）。虽然好像是不起眼的差别，但我们知道如不纠正，其较诸事实本身，却完全应了“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这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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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有这样貌似毫厘而实为根本的错误？又是因为误读。《明史》史可法传：“史可法，字宪之，大兴籍，祥符人。”[17]《小腆纪传》史可法传亦为：“史可法，字宪之，号道邻，大兴籍，河南祥符人也。”[18]问题出在对“籍”字的理解上。今人提起“籍”，一般作“籍贯”理解，亦即祖籍。殊不知，当时的“籍”，指的却是隶籍于何地，亦即在哪里出生、是哪里居民；相反说某地人，反倒是祖籍何处的意思。所以，《明史》中的“大兴籍，祥符人”，今人按自己现在的理解一“翻译”，便南辕北辙，把史可法从大兴人、祖籍开封，变成开封人、祖籍大兴。本来，稍微多想，很难搞错。就像大家知道的，史可法是左光斗“视学京畿”时发现的，这意味着他必是北京一带学子，假如是开封人，是不可以在北京参加科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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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举这个例子，除了所含错误确应纠正，更因它被反复编辑了几十次，错误仍旧安然无恙。这真值得我们好好地警惕。在我们周围，这一类不断被谈论、被认可，貌似可靠而完全错误的“知识”，正不知有多少。这样的结果，是几十年来粗糙恶劣、信口雌黄、不重事实的学风所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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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我们对于史可法的最基本的信息，总算不存疑云了：1601年，他诞生于顺天府大兴县。《明史》“地理一”顺天府一段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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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兴倚（紧挨着京城）。东南有大通河，亦曰通惠河，水自玉河出，绕都城东南，下流至高丽庄，入白河，即元运河也。又有玉河，源自玉泉山，流经大内，出都城东南，注大通河。[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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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今昔大兴，地理上是两回事。据上所述，明代的大兴县，应该自东便门起，沿通惠河直到通济桥之间，大抵是现属朝阳区的一片区域。照这样的概念，我们尽可以说，史可法是不折不扣的北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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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史可法，生在一个锦衣卫家庭，“世锦衣百户”[20]。“世”字需要解释一下。明代制度，“其军皆世籍”[21]，孟森先生曾加以概括：“兵与官皆附卫为籍，世世不改，则并计人数而较增多耳。”[22]有两个特点：一、世袭制，军籍之家，永世为军；二、“附卫为籍”，户籍由驻防地来定，在哪个卫所，即隶籍该地。锦衣卫也是军队系统一种，是皇家卫队。史家的“大兴籍”，即因作为锦衣卫成员，随军从河南落户北京。随着年湮时远，到后来，虽然从户籍角度史家仍属锦衣卫，有一个“百户”的职务，但也可以通过参加科举求取功名。起码从祖父史应元那里，史家开始向知识家庭转化。史应元“举于乡，官黄平知州”[23]，以举人得官。父亲史从质、史可法本人和弟弟史可模，都是读书人。史可法以及堂弟史可程，又先后中进士。这时，史家可以说彻底地从世袭军人迈入士大夫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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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史可法出生的经过，《明史》称：“从质妻尹氏有身，梦文天祥入其舍，生可法。”[24]当然荒诞不经，但我们不能只是嗤之以鼻，而要弄明白《明史》为什么这么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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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笔法说明，到了编修《明史》的时候，史可法已从满人所亲手杀害的人，变成他们想讨好和利用的对象。为此，开始加以神化。这一点，史可法生前当然做梦也想不到。然而，政治这样摆布历史，或者说以历史为妾妇，实在并不鲜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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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另一种修饰，虽然可能出于“善意”。比如，扬州史公祠里的塑像。假如史可法死而复生，看见这座塑像，一定打死不敢相信这是他的尊容。虽然设计师很费了番心思，巧妙地把塑像安排成坐姿，来回避某些问题。但从身体比例看，塑像真的过于魁梧、高大了，让任何普通人自惭形秽。如果我们视“梦文天祥入其舍”为一种陈旧骗局，那么，史公祠塑像则要让人对当代某些思想特色回味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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