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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有这样貌似毫厘而实为根本的错误？又是因为误读。《明史》史可法传：“史可法，字宪之，大兴籍，祥符人。”[17]《小腆纪传》史可法传亦为：“史可法，字宪之，号道邻，大兴籍，河南祥符人也。”[18]问题出在对“籍”字的理解上。今人提起“籍”，一般作“籍贯”理解，亦即祖籍。殊不知，当时的“籍”，指的却是隶籍于何地，亦即在哪里出生、是哪里居民；相反说某地人，反倒是祖籍何处的意思。所以，《明史》中的“大兴籍，祥符人”，今人按自己现在的理解一“翻译”，便南辕北辙，把史可法从大兴人、祖籍开封，变成开封人、祖籍大兴。本来，稍微多想，很难搞错。就像大家知道的，史可法是左光斗“视学京畿”时发现的，这意味着他必是北京一带学子，假如是开封人，是不可以在北京参加科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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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举这个例子，除了所含错误确应纠正，更因它被反复编辑了几十次，错误仍旧安然无恙。这真值得我们好好地警惕。在我们周围，这一类不断被谈论、被认可，貌似可靠而完全错误的“知识”，正不知有多少。这样的结果，是几十年来粗糙恶劣、信口雌黄、不重事实的学风所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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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我们对于史可法的最基本的信息，总算不存疑云了：1601年，他诞生于顺天府大兴县。《明史》“地理一”顺天府一段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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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兴倚（紧挨着京城）。东南有大通河，亦曰通惠河，水自玉河出，绕都城东南，下流至高丽庄，入白河，即元运河也。又有玉河，源自玉泉山，流经大内，出都城东南，注大通河。[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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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今昔大兴，地理上是两回事。据上所述，明代的大兴县，应该自东便门起，沿通惠河直到通济桥之间，大抵是现属朝阳区的一片区域。照这样的概念，我们尽可以说，史可法是不折不扣的北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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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史可法，生在一个锦衣卫家庭，“世锦衣百户”[20]。“世”字需要解释一下。明代制度，“其军皆世籍”[21]，孟森先生曾加以概括：“兵与官皆附卫为籍，世世不改，则并计人数而较增多耳。”[22]有两个特点：一、世袭制，军籍之家，永世为军；二、“附卫为籍”，户籍由驻防地来定，在哪个卫所，即隶籍该地。锦衣卫也是军队系统一种，是皇家卫队。史家的“大兴籍”，即因作为锦衣卫成员，随军从河南落户北京。随着年湮时远，到后来，虽然从户籍角度史家仍属锦衣卫，有一个“百户”的职务，但也可以通过参加科举求取功名。起码从祖父史应元那里，史家开始向知识家庭转化。史应元“举于乡，官黄平知州”[23]，以举人得官。父亲史从质、史可法本人和弟弟史可模，都是读书人。史可法以及堂弟史可程，又先后中进士。这时，史家可以说彻底地从世袭军人迈入士大夫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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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史可法出生的经过，《明史》称：“从质妻尹氏有身，梦文天祥入其舍，生可法。”[24]当然荒诞不经，但我们不能只是嗤之以鼻，而要弄明白《明史》为什么这么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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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笔法说明，到了编修《明史》的时候，史可法已从满人所亲手杀害的人，变成他们想讨好和利用的对象。为此，开始加以神化。这一点，史可法生前当然做梦也想不到。然而，政治这样摆布历史，或者说以历史为妾妇，实在并不鲜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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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另一种修饰，虽然可能出于“善意”。比如，扬州史公祠里的塑像。假如史可法死而复生，看见这座塑像，一定打死不敢相信这是他的尊容。虽然设计师很费了番心思，巧妙地把塑像安排成坐姿，来回避某些问题。但从身体比例看，塑像真的过于魁梧、高大了，让任何普通人自惭形秽。如果我们视“梦文天祥入其舍”为一种陈旧骗局，那么，史公祠塑像则要让人对当代某些思想特色回味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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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呢？计六奇在《明季南略》中说，顺治六年冬，他入城应试，与一位昔年“久居于扬”的浙江人相遇，后者以亲眼所见相告：“史公为人形容猥陋，而忠于体国”。[25]这与《甲申朝事小纪》“史可法小纪”的描写相吻合：“可法为人躯小貌劣，不称其衣冠，语不能出口。”[26]即便试图有所美化的《明史》也写作：“可法短小精悍，面黑，目烁烁有光。”[27]比之于史公祠塑像还不算太离谱，还没有把一个矮小的人，活脱脱变成“高大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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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又得修复一个事实——史可法的真容是，身量相当短小，面貌也不好看，甚至超出了不好看，得以“猥陋”“貌劣”来形容。其貌不扬以外，语言又很乏味……总之，单从观感来看，没有丝毫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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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史可法，没有迎合我们关于英雄或伟人相貌的想象。我们由此知道，英雄或伟人，可以“躯小貌劣”，可以不高大、不伟岸、不俊美，甚至比普通人还不中看。或许更重要的，是由此去发现藏在我们脑中的一些莫名其妙的观念，比如所谓“完美”。它假设英雄总是十全十美的，不会有缺点和缺陷，不光思想好，仪容也出众。其实没有这样的人。所谓“完美”，似乎从来是用于隐瞒与欺骗的。史可法的非英雄仪表，不曾引我吃惊，反倒是历史经过人为如何一点点地虚离和诗化，很刿目怵心。我觉得，从造访史公祠启程的史可法解读，更多是一种“拾级而下”，从仰视到平视，以至于一定意义上的俯视。“俯视”不是“小觑”。对他，我仍抱极深的敬意，只是如今的敬意，与其说来自云端峰颖，还不如说原于平凡抑或太平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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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叱咤风云的人物，每每出身世家巨室。比如“四公子”，比如复社那班才子名士。我曾见过黄宗羲描述的陈继儒（眉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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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巳秋，余至云间，先生城外有两精舍，一“顽仙庐”，一“来仪堂”，相距里许。余见之于“来仪堂”。侵晨，来见先生者，河下泊船数里。先生栉沐毕，次第见之，午设十余席，以款相知者。[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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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精雅、考究的生活，史可法想都别想。其家境之窘迫，恐不在任何人想象之中。尽管祖父曾经为官，但显然并未积下什么家产。“史可法小纪”云：“数岁时，短衣无火，寒涕交加。”[29]穷酸如孔乙己，尚有一件长袍，幼年史可法却只能“短衣”打扮，与贩夫走卒无异。《左忠毅公逸事》写左、史相遇，正是一番贫寒场景：“一日，风雪严寒，从数骑出，微行入古寺。庑下一生伏案卧，文方成草。公阅毕，即解貂覆生，为掩户。”[30]解貂覆生、为掩户，都是在衬托、突出史可法的贫寒。此亦获证于史可法自述，谈到过去，他以“贫甚”一语来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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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师（左光斗）之于法，固不第文字之知己也。又因法贫甚，而馆之宦邸中，每遇公余即悬榻以俟，相与抵掌时事，辨论古今，不啻家人父子之欢。[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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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古寺邂逅之于史可法，不止于得遇恩师，还是摆脱贫困的开端——左光斗将他搬到府中居住，供他的饮食，给他安心读书的条件。这情节仅见此文，他处未载。难怪史可法心中，对左光斗情如父子。后来，左光斗被阉党下狱、史可法冒险探监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详，但未必会注意文中史可法“敝衣、草屦，背筐，手长镵，为除不洁者”的形象，并从中体会他贫苦的身世。这形象，只能属于一个穷苦的青年。换作公子哥儿，纵便心怀感恩，也没法拿出同样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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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真正从底层走来的“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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俭苦自持，是他身上最大的特征，乃至是岐嶷于时代的标志。多年军旅生涯中，凭借这品质，他做了别人无法做到或不屑于做的事。《明史》说他“与下均劳苦”，吃的苦和部下一样多，“士不饱不先食，未授衣不先御”，士兵吃饱前他不动箸，部队冬装没发下来他不先换冬衣。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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