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阁部知势已去，乃与德威诀，持刀自刎。参将许谨，双手抱住，血溅衣袂，未绝；复令德威刃之，德威不忍加。相持昏绝间，（许）谨同数十人拥阁部下城，至东门，谨等被乱箭射死。阁部问：“前驱为谁？”德威以豫王答之。阁部大呼曰：“史可法在此！”北兵惊愕。众前，执赴新城南门楼上。豫王相待如宾，口呼“先生”。[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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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铎再行劝降，史可法断然拒绝。据史德威说，这时他因担心身上所携五封遗书的安全，“奔盐商段姓家藏《遗书》”，之后再折回南城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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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视阁部词色俱厉。豫王曰：“既为忠臣，当杀之以全其名。”阁部曰：“城亡与亡，我意已决。即劈尸万段，甘之如饴。但扬州百万生灵，既属于尔，当示以宽大，万不杀！”遂慨然就义于扬之南城楼上，尸为众兵舁失。[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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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算很具体了——死于何地，为谁所杀——后来一般均依此说。但这当中是有疑点的。疑点便是史德威一度离开，然后返回南城楼这个情节。他有没有这样的机会？既然清军已知捉住的是史可法，防范会如此疏松吗？还有，稍前一点，众多扈从死于乱箭，为何史德威独活？特别是脱身后又折返南城楼，可能性如何？须知当时情形，不是街头看热闹，去而复还，无异送死……基于诸多疑惑，我忍不住“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史德威会不会之前（乱箭齐发时）已趁乱逃走，而根本不曾目睹史可法被捕、被害之情形？读其于顺治四年所写《家祭文一》，上述疑问似乎有一些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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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二十有五日，维我府君授命扬之小东门，慷慨激烈，不孝侍侧，肺肝摧裂，非不欲死，方思治棺，旋复被执，几十有二日。[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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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他的视线截止于小东门，亦即“乱箭”齐发那一刻，而不及于南城楼。嗣后，“方思治棺，旋复被执”。说明他离开了，去治棺（这确是史可法托付的事），而且似乎在办这件事过程中被抓。稍后，他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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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不可死，夫情有所欲死，力有所能死，势有所可死，而卒三年如一日，忍死以至于今日。[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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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日之未死，有一种愧疚。这愧疚，是缘于曾从死亡跟前逃开么？我们有此疑惑，非为追究史德威之不死（他在艰难困苦中终生践行史可法嘱托，忠耿可敬），而是觉得他关系着史可法生命的终点。从目前看，这终点仍然存着问号，还不能画上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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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谜团的最大责任人及制造者，实际是满清政权。他们并非如一百年后表现的那样，对史可法足够尊敬。当他们在扬州杀害他时，压根儿不当回事，就像杀掉任何一个不肯投降的俘虏。史可法生前很看重死有所葬，收史德威为义子，主要也是为己了此心愿，他在给母亲、弟弟的遗书中都提到“得副将史德威为我了后事”[109]。据史德威说，他被抓后关在叛将许定国营中拷审，五月初一获释，“以全忠臣后嗣”。甫放出，即“进城找寻阁部遗骸。但见尸积如山，时天炎热，众尸蒸变难识，不敢妄认”，于是赶往南京向老夫人报讣（尹氏、杨氏已于史从质死后迎至南京）。又过一个多月，史德威再赴扬州，“至段宅找寻原藏《遗书》，而段门杀掠殆尽”，所幸最终“于破屋废纸内捡出”，这便是《史忠正公集》所录五封遗书。以后，他把史可法的衣、冠、笏三件遗物，“葬于梅花岭旁，封坎建碑，聊遵遗命”，此即今之史公墓——实际是座衣冠冢。下葬时间，书中印作“丙午清明后一日”[110]，“丙午”（康熙五年）恐为“丙戌”(顺治三年）之误。总之，扬州衣冠冢是抹不去的物证。它证实：第一，满清将史可法草草地杀掉了；第二，史可法尸骨无存，我们相信他死于扬州，但确实不知道他于什么时间、什么地点、经何人杀死——自法医学角度，他的死，至今是个无头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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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冠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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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可法尸骨无存。扬城陷后一个多月，史德威返回，将史公衣、冠、笏三件遗物，“葬于梅花岭旁，封坎建碑，聊遵遗命”。然而，墓中即便这三样东西是否原物，其实也无从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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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公祠陈列的古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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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城攻守，炮战猛烈。“铅弹大者如罍，堞堕不能修，以大袋沉泥填之。”守军炮火远逊清军，扬州最后就是破于炮火：“巨炮摧西北隅，崩声如雷，城遂陷。”此陈列品固非当时遗物，但可藉以想象战时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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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哭：弘光列传 [:1706240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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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哭：弘光列传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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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十年（1745），亦即史可法牺牲整整百年，史德威子史纂写下《家祭文二》，讲述一家的悲惨经历。他说，父亲多年奔走于吴晋之间（史德威是山西人，据文秉《甲乙事案》，还是少数民族，“夷种也”[111]），“流离困苦，每至墓侧，血泪交流，惧守祀之无人也。”庚戌年（1670，康熙九年），史德威“仓卒见背”，很突然地死去。当时，史纂“尚在襁褓”，母亲带他回到娘家，靠“十指线”把史纂拉扯大。己巳年（1689，康熙二十八年）史纂大约二十岁时，母亲也去世。之后，史纂生活极其艰辛，一度竟至“提携幼子，藉眠僧榻”，寄居寺院。他说，由于这些原因，“纂数十年来，蒿目松楸，而未能上请祀典者。”实际上，史德威一死，史墓既无人祭祀，也无人照管。雍正四年（1726），史纂景况稍好，到扬州谒祖，发现已“被巨猾占污”，墓不成墓。他找到地方官，“泣请当路驱除，筑园砖圹”，并叹道：“嗟乎！使护守维谨，何致惨遭践蹂。”[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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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九年（1744），情况始有变化。史纂说，那年扬州“详定春秋牲牢，我祖今始得邀明禋之典”。[113]尚系地方官之所为。又三十年，彻底大变。乾隆四十年（1775），乾隆皇帝颁旨，以史可法为忠臣楷模，隆重表彰。圣旨评价是：“节秉清刚，心存干济，危颠难救，正直不回。”[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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赐谥“忠正”。乾隆皇帝并亲制御诗一首，题于史可法画像；命大学士于敏中及以下七人，步其韵各作诗一首；又命于敏中专门到“内阁册库”找出史可法当年给多尔衮的复信，由于敏中抄写之后刻碑；次年正式在扬州为史可法建祠。至此，史可法咸鱼翻身，从死无葬身之地，一跃而为享有个人专属祠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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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未完。时间来到二十世纪。从“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到抗战爆发，史可法成为与文天祥齐名的民族英雄。这形象一直保持到六十年代初，正如我们从史公祠诸多题辞看到的。而仅隔数年，一九六六年一月十日，“文革”尚未正式开始，《文汇报》发表了《应该怎样评价史可法——评中国历史小丛书〈史可法〉》一文，判定他为“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虽然“文革”仅维持十年而破产，这评价却并未随之销声匿迹，反而似乎作为“经典”视角或关于史可法的条件反射，沉淀在一些人意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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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体会，五花八门各种评价中，以陈去病《五石脂》转述的张伯玉一番话，与一年来感受最相投契。陈氏介绍说：“有山阳人张伯玉者，名璵若，曾以布衣参公军，特为文祭公。”这位与应廷吉一样的督师府昔日幕僚，如此表述史可法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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