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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史纂《家祭文二》，扬州史公祠陈列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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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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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钦定胜期殉节诸臣录》，《史忠正公集》卷首，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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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陈去病《五石脂》，《丹午笔记•吴城日记•五石脂》，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第3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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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哭：弘光列传 四镇 孤城落日斗兵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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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理想的态度只见于士大夫、文人，而几乎不见诸武人。整个武人集团中，脱于蒙昧、抱旨而行的例子，微乎其微。明末文武之间在精神品质上的悬殊，已经构成那个时代最具特色和兴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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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淮阴侯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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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令武士缚信， 载后车。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烹⋯⋯’天下已定，我固当烹。”可知以“走狗”视武人，远在汉代已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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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哭：弘光列传 [:1706240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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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哭：弘光列传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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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明之亡，不能不谈其武力；谈其武力，又不能不谈江北四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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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年五月十五日，朱由崧甫由监国即皇帝位，史可法等即以“设四藩”奏闻。这是对前一日召对的复命。它制订了有关江北的一揽子军事部署，主要内容是：以督师一员，驻于扬州，居中调度。下设四镇，以刘泽清、高杰、刘良佐和黄得功分驻淮安、泗州、临淮（凤阳）、庐州（合肥）。四镇的任务，近期在防务，远期为“恢复”。淮安镇未来沿山东方向恢复，泗州镇未来沿开封、归德方向恢复；临淮镇未来沿陈州、杞县方向恢复；庐州镇未来沿光州、固始方向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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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最后实施时，出现以下一些变化：原拟以马士英为督师，但马采取准军事政变手法，带兵赴南京，如愿以偿地成为内阁首辅留在南京，而把史可法挤到扬州当督师。高杰不肯去泗州，猛攻扬州，志在必得，朝廷屈服其压力，把他驻地改为距扬州仅三十余里的瓜洲，使扬州危机化解。高杰改瓜洲后，为了有所抑制，史可法又把黄得功从庐州移到仪真（仪征）。所以，最终江北军事体系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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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多因四镇体系没发挥任何作用，而指其是“豆腐渣工程”。这样看问题，有失客观。就构想和方案上而言，四镇之设层次井然，进退可据，有呼有应，加上长江中游左良玉部，从北而西是一个流畅完整的扇形，辐射面涵盖鲁、豫、陕、鄂、川，且兼顾了近期稳守、远期进取两种需要，颇富逻辑性。我们看崇祯以来内忧外患、战火连绵的明末，军事上还没有过这样带体系性的设计，如能不打折扣地付诸实施，其结果纵不估计过高，至少不至于不堪一击。后人所以觉得是“豆腐渣工程”，是用乙酉年四、五月间的一溃千里，倒过来断言它有如聋子的耳朵——摆设。然而，世间事物因果关系并非线性，事之成败，取决于多方面；尤其变化着的过程，常常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所以结果不好，不一定代表最初的安排与设计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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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哭：弘光列传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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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来认识四位将领。他们的简略情况如下：刘泽清，山东曹县人，时为山东总兵，甲申年二月，李自成进攻保定，上谕“命以兵扼真定”[1]，拒不奉命，从冀鲁交界的临清大掠南下，三月北京陷，刘泽清率兵逃过黄河。高杰，米脂人，李自成同乡，也是李自成起义的元老，崇祯八年投降政府军，由副游击、游击、副总兵而总兵，他在潼关失守后，从陕西而山西、河南，一路南退。刘良佐，河北人，原漕运总督兼庐、凤、淮、扬四府巡抚朱大典部下，与刘泽清、高杰自北方溃退而来不同，他是驻于本地的将领，近年一直作战江淮之间，官至总兵。黄得功，开原人，祖籍合肥，四镇中他军功最著，崇祯十六年在桐城险些捉住张献忠，是唯一崇祯皇帝在世时已晋封伯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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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当时明朝军界的分量，史可法设四藩的报告给予了这样的评价，称此四人“优以异数，为我藩屏”。实力超群，均为干城。朱由崧看到这个评价，批示：“四藩如何优异，还著确议来行。”[2]要求作更具体的汇报。史可法想必因此另有奏闻，可惜这个本章我们现在看不到，无法将他的论述转告读者。以下，根据诸记所载加以综述，俾以略知其“优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