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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淮阴侯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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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令武士缚信， 载后车。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烹⋯⋯’天下已定，我固当烹。”可知以“走狗”视武人，远在汉代已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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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哭：弘光列传 [:1706240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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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哭：弘光列传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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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明之亡，不能不谈其武力；谈其武力，又不能不谈江北四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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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年五月十五日，朱由崧甫由监国即皇帝位，史可法等即以“设四藩”奏闻。这是对前一日召对的复命。它制订了有关江北的一揽子军事部署，主要内容是：以督师一员，驻于扬州，居中调度。下设四镇，以刘泽清、高杰、刘良佐和黄得功分驻淮安、泗州、临淮（凤阳）、庐州（合肥）。四镇的任务，近期在防务，远期为“恢复”。淮安镇未来沿山东方向恢复，泗州镇未来沿开封、归德方向恢复；临淮镇未来沿陈州、杞县方向恢复；庐州镇未来沿光州、固始方向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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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最后实施时，出现以下一些变化：原拟以马士英为督师，但马采取准军事政变手法，带兵赴南京，如愿以偿地成为内阁首辅留在南京，而把史可法挤到扬州当督师。高杰不肯去泗州，猛攻扬州，志在必得，朝廷屈服其压力，把他驻地改为距扬州仅三十余里的瓜洲，使扬州危机化解。高杰改瓜洲后，为了有所抑制，史可法又把黄得功从庐州移到仪真（仪征）。所以，最终江北军事体系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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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多因四镇体系没发挥任何作用，而指其是“豆腐渣工程”。这样看问题，有失客观。就构想和方案上而言，四镇之设层次井然，进退可据，有呼有应，加上长江中游左良玉部，从北而西是一个流畅完整的扇形，辐射面涵盖鲁、豫、陕、鄂、川，且兼顾了近期稳守、远期进取两种需要，颇富逻辑性。我们看崇祯以来内忧外患、战火连绵的明末，军事上还没有过这样带体系性的设计，如能不打折扣地付诸实施，其结果纵不估计过高，至少不至于不堪一击。后人所以觉得是“豆腐渣工程”，是用乙酉年四、五月间的一溃千里，倒过来断言它有如聋子的耳朵——摆设。然而，世间事物因果关系并非线性，事之成败，取决于多方面；尤其变化着的过程，常常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所以结果不好，不一定代表最初的安排与设计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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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哭：弘光列传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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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来认识四位将领。他们的简略情况如下：刘泽清，山东曹县人，时为山东总兵，甲申年二月，李自成进攻保定，上谕“命以兵扼真定”[1]，拒不奉命，从冀鲁交界的临清大掠南下，三月北京陷，刘泽清率兵逃过黄河。高杰，米脂人，李自成同乡，也是李自成起义的元老，崇祯八年投降政府军，由副游击、游击、副总兵而总兵，他在潼关失守后，从陕西而山西、河南，一路南退。刘良佐，河北人，原漕运总督兼庐、凤、淮、扬四府巡抚朱大典部下，与刘泽清、高杰自北方溃退而来不同，他是驻于本地的将领，近年一直作战江淮之间，官至总兵。黄得功，开原人，祖籍合肥，四镇中他军功最著，崇祯十六年在桐城险些捉住张献忠，是唯一崇祯皇帝在世时已晋封伯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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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当时明朝军界的分量，史可法设四藩的报告给予了这样的评价，称此四人“优以异数，为我藩屏”。实力超群，均为干城。朱由崧看到这个评价，批示：“四藩如何优异，还著确议来行。”[2]要求作更具体的汇报。史可法想必因此另有奏闻，可惜这个本章我们现在看不到，无法将他的论述转告读者。以下，根据诸记所载加以综述，俾以略知其“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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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初年以来，明朝腹背受敌，战火连年。所谓腹背受敌，是同时面对内地起义和边地告急。围绕这种形势，全国主要有四大战区：与满清交战的辽东战区、以李自成为第一对手的中西部战区（陕晋豫）、以张献忠为第一对手的长江中游和江淮战区，此外北直及山东也算一个——其当清兵铁骑突入关内，几遭掩杀，尤以崇祯十一年底最惨，卢象升战死，清军“连破五十七州县，不知杀了多少人，昨山东济南满城官员家眷都杀绝了”。[3]大的战事既集中在上述四区域，明军主力自然也为之吸引而布于其间。到甲申国变，中西部战区明军被李自成完全击垮，辽东精锐吴三桂部降清，在长江中游的湘赣，明军也已不支。只有皖鄂，战况大致不失均势，有时或能略微占优，从而保存几支劲旅。山东一带，十一年底那次惨败之后，战事相对较少，官军还算完好。所以，当王朝系统在南京重启，军队家底首先是长期在江淮一带作战的部队（左良玉、黄得功、刘良佐），其次是渡河南逃的山东一部（刘泽清），以及中西部战区的军力残余（高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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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五大集团军，规模都不小。左良玉部经多年招降纳叛，部众据说达百万。而四镇当中，高杰最强，人马四十万，有李成栋、李本深、杨绳武、王之纲、胡茂贞等“十三总兵”[4]。黄得功、刘泽清、刘良佐所部，各自兵力当在三万至十万之间。按四镇方案的规定，各镇兵额仅三万，但这表示的是朝廷拨款时给予承认的人头，当时财政窘迫，养不起太多军队，故对兵额加以限制，而实际远不止此，清史馆《贰臣传》“刘良佐传”说：“顺治二年，豫亲王多铎下江南，福王就擒，良佐率兵十万降。”[5]可作为各镇实际兵力的参考。另如刘泽清，诸记也都载其在淮安扩军，致军费不足而由淮抚田仰为之请饷的事：“泽清益横，选义坊之健者入部肆掠于野，巡抚田仰无如何，乃为请饷。”[6]后来左良玉兵变，真正原因也是部队规模过大而朝廷饷粮不敷其需。当然，这里讲明朝北变后军队规模仍很庞大，是仅从数量言，由于军阀化倾向很严重，这些军队能否为朝廷所用亦即是否代表明朝军事实力，还另当别论；不过即使只是数字，从敌方角度，如此规模的军队仍没法小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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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而看战斗力。左良玉部队扩张过猛，眼下有些乌合之众的样子，原先它确系劲旅。崇祯十一年正月，“大破贼于郧西”，张献忠夺路而逃，“追及，发两矢，中其肩，复挥力击之，面流血，其部下救以免”。张献忠无奈假降，“良玉知其伪，力请击之”，若非熊文灿执意受降，此役张献忠恐遭全歼。[7]但左部不在四镇之列，姑置不论。在四镇范围内，黄得功、刘良佐两部的战斗力，无疑是经过考验的。历年在江淮之间，他们身经百战，谈不上无敌，但确取得过重要战果。黄得功原为京营，大约于崇祯十一年移师这一带，从那以后，张献忠就发现遇到了一位劲敌。十五年二月，黄击败张献忠某部，有一敌将，“年少嗜杀，号无敌将军”，对黄得功不以为然，对旁人的畏惧感觉好笑，说：“汝曹何怯也！吾为汝曹擒黄将军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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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贼皆按辔观之。无敌将军奋勇大呼，驰至得功前，得功立擒之，横置马上，左手按其背，右手策马去。贼众大惊。[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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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张献忠本人也两次险遭不测。十六年七月，张献忠围桐城，“桐急，请救于得功。得功来救，斩贼数千级。得功射献忠，中之，复举刀向献忠，而得功马蹶。乃易马追之，献忠逸去。”[9]随后与刘良佐部合力追击，又“大破张献忠于潜山，斩首六千级”[10]，是为有名的潜山大捷。九月，张献忠去而复还，再围桐城。《桐城纪事》云，黄得功得桐城县令告急，“日行六百余里”，从凤阳星夜赶来，人还未到，张献忠派出的细作已急速回报，“呼于军中曰：‘走！走！黄家兵至矣！’贼营皆乱，仓皇弃其军资而去”，“桐人欢声如沸，相庆更生”，而黄得功穷追不舍，至北峡关，“将军追及之，献忠呼曰：‘黄将军何相阨也！吾为将军取公侯，留献忠勿杀，不亦可乎？’得功曰：‘吾第欲得汝头耳，何公侯为也！’急击之，贼大败。”张献忠“以辎重牛马遗民男女塞道”，脱险。[11]刘良佐部亦非等闲，除与黄得功协同，获潜山大捷，还曾于崇祯十年击败“流贼罗汝才合其党摇天动等众二十余万”[12]，十四年，“破贼袁时中数万众”[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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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镇中，有两支是本地部队，两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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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外来的逃军。败军之将，不可以言勇，不过也要具体分析。外来的高杰一部，眼下虽为败军，但之前在贺人龙及孙传庭麾下颇打过几场硬仗。崇祯十三年与张献忠战，“杰随人龙及副将李国奇大败之盐井”。十五年在南阳，孙传庭遭遇李自成，其时高杰投诚未久，被用为先锋而与旧主首次正面对垒，“遇于塚头，大战败贼，追奔六十里”。李自成情形颇危，幸亏罗汝才来救，“绕出官军后”，致其后军左勷部“怖而先奔，众军皆奔，遂大溃”，本来的大胜，瞬间转为大败。不过大溃之中，顶在最前头的高杰部反而“所亡失独少”[14]，可见该部素质不一般，其真实战斗力并不像从山西一路南奔所表现的那样脓包，日后通过已经降清的该部主力李成栋部连克江、浙、闽、粤，我们才看得比较清楚。但另一支外来军刘泽清部，的确比较脓包，战斗力当是四镇中唯一的软肋。这支山东集团军，史书上查不到一点骄人战绩，我们甚至不知道它曾有什么像样的作战行为，无论在崇祯时期还是弘光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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