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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之所指，盖即《板桥杂记》说到的“浙东一伧父”（伧父，鄙称，意略近今“老土”、“土老帽”），那是顾媚当时的一件大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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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艳之者虽多，妒之者亦不少。适浙东一伧父，与一词客争宠，合江右某孝廉互谋，使酒骂座，讼之仪司，诬以盗匿金犀酒器，意在逮辱眉娘也。[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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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沸沸扬扬，而那个帮凶“江右某孝廉”是谁，诸记皆未明指，连孟森考据甚细的《横波夫人考》，也没有点出其人。我读黄宗羲《思旧录》时，意外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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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礼部陶英人邀饮，次尾出一纸，欲拘顾媚，余引烛烧之，亦一笑而罢。[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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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尾，是吴应箕的表字。过去关于他，我听到的都是好名声，不料在这件事中扮演了恶人的角色。“欲拘”，与“意在逮辱眉娘”互见，但余怀“讼之仪司”之述易使人以为已惊动官府，实际还没有——吴应箕写的那纸状子，被黄宗羲当场亲手烧掉了。事情可能是争风吃醋，也可能是顾媚恃骄不买账所致，但以势欺人实在过分。据余怀说，是他仗义执言摆平。而陈梁则是就此事为顾媚长久计，劝她“出风尘”，找个人嫁掉，正如孟森所说：“至陈则梁苦劝，然后果于从良。”终于跟了龚鼎孳，此乃后话。就先前言，顾媚惹那样的麻烦，并不意外，那时她大红大紫，自己也爱周旋、享受男性追逐，像个大众情人。孟森据其所见吴德旋《闻见录》，说顾媚曾与一个叫刘芳的文人“约为夫妇，横波后背约，而芳以情死”，称“此亦横波少年一负心事”。[59]我在陈梁那里也读到类似的情节，但发生在张公亮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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顷，张公亮过我。知媚兄明日作主请公亮。公亮辞以有方密之席，彼云：“即赴方席，一更二更过我不妨。”[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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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是命令的、不容拒绝的口气，可见顾媚确恃骄惯了。张公亮应是她诸多情人中的一个，她对这样一位大才子，内心大概不无爱慕，然而恃骄的性情使她喜欢捉弄人，让别人围着自己转却摸不透。刘芳就是这样痴情地死了，张公亮也头晕脑涨。他在一首诗里写到对顾媚犹疑彷徨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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朅来秦淮道上初见顾眉生，倭坠为髻珠作衵。本歌巴蜀舞邯郸，乃具双目如星复若月。脂窗粉榻能鉴人，黄衫绿衣辨鸿硕。何年曾识琴张名，痴心便欲掷红拂。顾我自憎瓦砾姿，女人慕色慕少恐负之。以兹君赠如意珠，我反长赋孤鸿辞……[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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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约说，顾媚有意嫁给他，但他没有接受。孟森先生不以为然，视之“然则亦一词客邀宠者也”，“殆横波果有心许之事耶，或亦刘芳之类耳。”我觉得倒也不排除相反的可能：刘芳的前车之鉴，让张公亮对顾媚不敢轻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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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哭：弘光列传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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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骀荡淫佚，并不仅当朽腐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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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时，面临解放或处在渴望解放的苦闷之下，亦有所表现。北美六十年代性解放，多半就是社会变革苦闷所致，它与左派思潮、黑人民权运动、蓝调摇滚、大麻、反战同生共随。我们对明末崇、弘间南京的秦淮香艳，也觉得可以如是观，而非区区“反礼教”之类陈词滥调可明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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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同人集》《板桥杂记》等，每每想到秦淮河畔的情形与“世纪末”时期巴黎塞纳河左岸颇有几分相似。那里，充斥着精神和肉体自我放逐，自比波希米亚人，以漂泊、流浪为乐事的反传统艺术家。而崇、弘之间的南京，也有一个飘浮无根、萍水相逢、客居游荡的群体——那些因赶考而聚集南京的青年举子，很多人后来已经忘掉原来的目的，或把它降到次要的位置，他们几年以至十几年滞留南京（冒辟疆、侯方域都是如此），参加一轮又一轮乡试，而一次又一次失利，却仿佛乐此不疲、心满意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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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辟疆于桃叶渡大会即席赋诗放歌，头四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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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浪饮桃花南，今日浪饮恶木西。自笑飘流若无主，逃酣寄傲天地宽。[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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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那些字眼：昨日浪饮、今日浪饮、飘流、无主、天地宽，这难道不是解放的一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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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热爱和享受南京的氛围，在秦淮安营扎寨，少数有钱可以住得阔绰，多数只是像三十年代上海左翼文人那样住小阁楼、亭子间，却体会着自由、无羁、思想充实、四方“同人”其乐融融的全新生活，“今日姚兄送我一舟，即泊小寓河亭之下，又送媚兄来，朱尔兼、顾仲恭、张幼青诸兄俱在我舟，吾兄可竟到我处……”[63]“送我入场，感辟疆。多此三日夜辛苦，又当怪辟疆也。明早乞同去侯朝老处，与李香快谭（谈）。”[64]读此，觉得这些明代书生的生存情状没有任何方巾气，倒与很多现代自由知识分子、学生思想群落的景象，不分轩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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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些精神流浪者，旧院成为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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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润滑剂。性的风骚和思想的风骚，天然投合，彼此激发，新鲜和解放的生命意识在放浪、驰荡之中获得更多的能量和刺激。整个古代，只有在崇、弘之际的南京，娇娃丽姬才超越买欢卖笑角色，而成为众星捧月的社交中心，和近代欧洲名媛一样，她们的居处，分明就是南京的思想和文化沙龙。《板桥杂记》写到李十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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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嗜洁，能鼓琴清歌，略涉文墨，爱文人才士。所居曲房秘室，帷帐尊彝，楚楚有致；中构长轩，轩左种老梅一树，花时香雪霏拂几榻，轩右种梧桐二株，巨竹十数竿，晨夕洗桐拭竹，翠色可餐。入其室者，疑非尘境。余每有同人诗文之会，必至其家，每客用一精婢侍砚席，磨隃麋，爇都梁，供茗果。暮则合乐酒宴，尽欢而散。然宾主秩然，不及于乱。[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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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场所，明显不仅是男欢女爱之地，而演变为公共思想的空间。它的出现，证明了南京公共思想的活跃，也证明了开展这种思想交流的强烈需求。它是对“庙堂”式思想空间的打破、破除，这里所论所谈，必非冠带之说、茧疥之思，而无忌无拘、放任自由。它是自由思想地带，也是个性地带，“狭邪之游，君子所戒”[66]，青楼非书斋，君子可留书斋不必来此，来此即不必道貌岸然，而要嘻笑怒骂、真性示人。然而，秦淮河畔的个性，不再是“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不再是魏晋风度，不再是孤高自许、自外于世，这里的个性解放指向社会解放，以历史变革为己任，追求群体价值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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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会、宴饮、放谈，追逐名媛、沉湎爱情。这样的场景，我们在十八世纪欧洲（尤其法国）许多小说、戏剧、诗歌、传记、绘画中见过。比它早一百年，“衣冠文物，盛于江南，文采风流，甲于海内”的南京，也曾有过。这既非巧合，也非形似，而发乎同样的时代和精神气质。可惜“千古江潮恨朔风”[67]，白山黑水的寒流，将此一扫而空。又可惜时湮代远，中间隔了三四百年之后，今人既不知道也不理解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说起秦淮香艳，仅目之为花间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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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怀以将近耄耋之年写就的《板桥杂记》，而今似乎已成一篇花柳实录，只从窥淫的角度引起阅读兴趣。无人去思考，那颗古稀之心，何以被年少之际狭邪往事久久稽淹；也无人注意他自序中的表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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