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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陈梁《书》，《同人集》卷之四，书，水绘庵清刻本，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第二十二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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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同上，第二十九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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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余怀《板桥杂记》中卷丽品，周瘦鹃校阅《板桥杂记（全一册）》，上海大东书局，民国二十二年，第10-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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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余怀《后跋》，周瘦鹃校阅《板桥杂记（全一册）》，上海大东书局，民国二十二年，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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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钱谦益《观闽中林初文孝廉画像读徐新公传书断句诗二首示其子遗民古度》，《有学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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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余怀《板桥杂记序》，周瘦鹃校阅《板桥杂记（全一册）》，上海大东书局，民国二十二年，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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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尤侗《题板桥杂记》，周瘦鹃校阅《板桥杂记（全一册）》，上海大东书局，民国二十二年，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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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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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余怀《后跋》，周瘦鹃校阅《板桥杂记（全一册）》，上海大东书局，民国二十二年，第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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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哭：弘光列传 黄宗羲 裸葬的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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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注意到黄宗羲晚年有变，我即希望遇见可释疑解惑的疏诠，而迟迟未得——直至不期然读到与祼葬有关的材料。那一刻，积疑纷然披解，我有抵达秘境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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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哭：弘光列传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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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二十七年（1688），七十八岁的黄宗羲开始考虑后事。他写信给远在北京的儿子黄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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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死后，即于次日舁至圹中，殓以时服，一被一褥，安放石床，不用棺椁，不作佛事，不做七七，凡鼓吹、巫觋、铭旌、纸钱、纸旛，一概不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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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百家是因修《明史》而被清廷征召至京。一见信，他便“皇遽告辞”，请假回乡。上司得知，也当即特准其“在家纂辑，携书亟归”。总之,信中的想法，任何人看来都足堪惊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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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葬，是中国重要而根深蒂固的传统，它来自居正统地位的儒家伦理。春秋末年，比孔子后起、同样在鲁国推销其学说因而与儒家有思想竞争关系的墨子，曾以诋毁的口气谈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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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葬久丧，重（读chónɡ）为棺椁，多为衣衾……此足以丧天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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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眼下表示要做的，似在迎合墨子的批判，两者惊人地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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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看他的具体打算：一、死后第二天就入土——这是反对“久丧”（繁琐冗长的过程）。二、“殓以时服”，下葬时只想和日常一样着装——这是拒绝专门置办寿衣，反对“多为衣衾”。三、所有大操大办、乌烟瘴气的套路，那些意在营造哀荣气氛的厚葬风俗与手法，他欲一应摈除。四、最惊世骇俗的，当系“安放石床，不用棺椁”。棺椁，是厚葬的内容重点和集中体现。以往每个中国人，一俟人到中年，即以拥有一口好棺木为余生奋斗目标。它与人之间，有标识贫富贱贵之差的意义。富贵的程度及等级每提高一步，都在棺木上有所表现。《庄子•天下》：“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3]椁，是棺外所套大棺。天子从里到外有七层，诸侯五层，为官者可以三层，知识分子可有二层，普通平民有棺无椁。这就是墨子“重为棺椁”一语的具体内容。倘依古制，黄宗羲可享受一棺一椁的待遇，而他的意思是什么也不要——实际上，他想要裸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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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暂不探讨他这么做的原因，而先指出其后果。以当时论，以上想法倘然果行，有两点是一定的。第一，黄宗羲本人将被目为离经叛道。第二，子女亲属必然背负沉重巨大的不孝骂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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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不是墨子，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儒家反对者。相反，他是地地道道的名教中人，是明末尤其自清朝康熙年以来享誉儒林的耆宿、大儒。祼葬之念，根本逾越、违背了儒家的“核心价值观”。这一点，他当然十分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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