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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黄宗羲《与陈介眉庶常书》，《黄宗羲全集》第十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第1610-16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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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黄宗羲《留书题辞》，《黄宗羲全集》第十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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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留书》编者注，同上，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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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黄宗羲《留书》，《黄宗羲全集》第十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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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同上，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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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黄宗羲《留书》，《黄宗羲全集》第十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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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同上，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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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同上，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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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黄宗羲全集》第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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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黄宗羲《剡中筑墓杂言》，《黄宗羲全集》第十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第3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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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黄百家《先遗献文孝公梨洲府君行略》，《南雷诗文集附录》，《黄宗羲全集》第十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第4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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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万言《文孝梨洲先生私谥议》，《黄宗羲全集》第十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第415-4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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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哭：弘光列传 阮大铖 诗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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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疯掉，实不惊人。我有关他的阅读，视线一直愈益集中到一点：此人被人格分裂折磨已久。可惜，由于满足于谈论“奸臣”那一面，他这深刻的精神困境，不论当时或以后，都还不曾引起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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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哭：弘光列传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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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读小说，不喜欢“扁平人物”；看戏，亦觉面具化角色最乏味。而阮大铖在众人印象中，相当程度上却如此。我对他最早的认知，来自多年前所看黑白影片《桃花扇》，一身绫罗绸缎，一张苍白的脸，还有卑劣下作的目光……后来开始读点弘光史料，印象也还如此。他在《明史》中，入了“奸臣传”。这于他，本是实至名归、罪有应得，但中国官史却有个毛病，戴伦理、意识形态帽子，一入“奸臣传”，只能是万人唾骂的嘴脸。其实即便入了“奸臣传”，也可以不只述其奸，仍给他一个完全的描述。说到这一点，不能不怪罪我们思想上一贯缺少客观态度，抑或不肯采取这种态度。好人好事没有缺陷，坏人坏事一无是处。这很没意思，况且，根本没这样的人。爱憎固不可没有，但爱憎不能搞得一黑一白。非黑即白，通常不是真相，多半有瞒与骗——无论以什么名义。到头来，难免因事实被牺牲，引来翻案文章。这种文章我们见得可真不少，过去有关秦始皇和曹操，都是很有名的例子，近来听说秦桧也有翻案文章可做。从中应该反思中国文化里头客观精神的匮阙，梁启超认为从孔子《春秋》开始就是这样，“为目的而牺牲事实”[1]。1921年，他在反思中国史学传统时，说了一段深中肯綮却一直不被记取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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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侪今日所渴求者，在得一近于客观性质的历史。我国人无论治何种学问，皆含有主观的作用，搀以他项目的，而绝不愿为纯客观的研究。例如文学，欧人自希腊以来即有“为文学而文学”之观念。我国不然，必曰因文见道。道其目的，而文则其手段也。结果则不诚无物，道与文两败俱伤。惟史亦然，从不肯为历史而治历史，而必侈悬一更高更美之目的，如“明道”、“经世”等，一切史迹，则以供吾目的之刍狗而已。其结果必至强史就我，而史家之信用乃坠地。此恶习起自孔子，而二千年之史无不播其毒。[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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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是否由孔子一人承担，另当别论，二千年“无不播其毒”则实有其事。至今，“得一近于客观性质的历史”，还是难乎其难的幻想。比如刚才所说的翻案文章，它本是因某人某事有失客观而起，但我们明明看到，许多翻案文章自身也不求事实、求客观，也“搀以他项目的”，如敌人拥护我们反对、敌人反对我们拥护之类。所以自古以来，我们的史学只有拥护/反对的一种，没有“近于客观性质的历史”。这问题如何紧要，一般并不在意。大家眼里，历史时过境迁，是翻过的一页，陈芝麻烂谷子，既当不了饭吃，又死不了人，总之与现实和自己没啥关系。表面或许是这样。然而，一个民族和国家如何对待历史，是精神品质问题。对历史不求其诚，其他方面都不免苟且。这就是为何我近来屡言史学重要，乃至认为，中国若要变好其实须从史学的改良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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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我们就借着阮大铖，做一点点这样的实事。首先，这不是一篇翻案文字。几年前写严嵩，我也曾有此表示。一来我对那种文章不抱兴趣，假如确有必要，应本着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的原则，用考据和辨正的方法说清事实，不必摆出战斗的翻案姿态。二来，阮大铖无案可翻，基本史实清楚，基本评价我也不存异议。既如此，照过去的习惯思维，简直就没什么文章可做。但我觉得恰恰不是这样。在我看来，如果意欲使我们的史学有所改益，阮大铖这种情形反而是极好的凭借：我们不改变对他的评价，但并不意味着拒绝深入了解这个人；我们记着他在历史上扮演的角色、所起的作用，但不觉得为了强调这一点可以故意遮蔽、掩盖其他事实；我们确实掌握了他灵魂中某个突出方面，但不认为、不相信他从头到尾只有一张面孔。世无完美之人已是常识，同样，世无“完丑”之人也应是常识——即便是入了“奸臣传”的人。达此认识，并不会宽容邪恶，只会增进理性，而理性一直是我们文化和我们自身欠缺的素质。我们警惕偏见，认为偏见有碍文明，懂得凡当偏见发生，受害的不止是偏见承受者，也有我们自己。但一般人心中，偏见之防似乎仅限于好人和常人，不包括坏人。其实，偏见之防如果达于理性，应对所有人——不论好坏——概无例外。正如对罪犯，法律只追究其违法事实，此外则仍予常人的尊重。我们不会因为是盖棺论定的反面人物，就有理由对他收起公正。任何偏见，不论施诸何人，都不符合文明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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