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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我在计成故乡江苏同里镇,意外见到《园冶》而购之。也就是读了此书,而隐约意识到对阮大铖有进一步探究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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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除了奸臣身份,只知道他还是个戏剧家。但所谓知道,也很空洞。说起来,大学期间我还特别在意古典戏曲,毕业论文写的就是汤(显祖)沈(璟)之争,然而当时所读戏曲史著作,都没有给阮大铖什么具体的评价。他的戏剧家身份所以未被埋没,其实主要也是这可以作为他笼络弘光皇帝使其堕落的误国证据,孔尚任《桃花扇》就是这样处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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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确被他用为上述工具,但他于戏剧的意义却远不止此。我们可简简单单而绝无虚浮地说:他是中国戏剧史上的巨子,他对这领域的贡献,可以排到前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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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精研京剧之先生某,专门与我探讨阮大铖作为京剧渊源的可能。据他研究,以往将京剧前身“徽班”认作徽州徽剧是错误的,所谓“徽班”其实是安庆府一带的戏班。他在安庆民间访到一些民谣,描述了该地梨园以阮大铖为祖、戏剧如何因阮大铖而兴起。京剧源自安庆、安庆戏剧兴于阮氏,这线索令他推想,阮大铖或为京剧之祖。他向我求证阮氏在怀宁从事戏剧的具体情形,可惜我所知有限,抑或资料本身就有限,未能给以确切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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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所知的是,阮大铖确系逐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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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居乡期间开始了戏剧活动。例如其名作《春灯谜》自序云:“兹编也,山樵所以娱亲而戏为之也。”[77]意思是,为娱乐亲友写了这部戏,而所署日期“崇祯癸酉三月望日”即1633年4月22日,时在崇祯六年,而他避居南京为翌年,故可肯定其戏剧活动始于怀宁而非南京。当时有人说:“金陵歌舞诸部甲天下,而怀宁歌者为冠,所歌词皆出其主人。”[78]所指即阮大铖,似乎阮氏在南京的私人剧团,就是从怀宁带过去的,唯不知此怀宁家班所习弋阳腔还是昆腔。我们暂无他从事戏剧早于逐退(崇祯元年)的资料,但自年龄言,彼时他已四十一岁,不可能于此时方接触戏剧且顿成大器,而必有一积累潜习过程,从前文所述阮自华凌霄台“梨园数部,观者如堵”盛况看,阮大铖之于戏剧应有家学渊源,实际修研或早至少年亦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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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戏剧才华井喷,的确是在官场失意闲居乡里之时。他的剧作,有两点他人无可比拟之处。一是真正原创,情节人物不借自改编,尽出自己虚构:“其事臆也,于稗官野说无取焉。”[79]古人写戏,多从旧史传说取材,很少自创,而阮大铖缘何不肯如此?以下的话,显示了个性:“盖稗野亦臆也,则吾宁吾臆之愈。”[80]不屑拾人牙慧,这既是骄傲,也是更好的创作意识。二是他大破文人剧作的格局,真正将剧本与戏曲自身规律熔于一炉,不但在文学层面上求善美,更在戏剧表演层面求当行,别人作品往往可读不可演,他的作品则首先便于演、利于演,在舞台上大放硕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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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词不敢较玉茗,而差胜之二:玉茗不能度曲,予薄能之。虽按拍不甚匀合,然凡棘喉齿之音,早于填时推敲小当,故易歌演也……即歌板外一种频(颦)笑欢愁,载于衣褶眉稜者,亦如虎头(顾恺之乳名)、道子,丝丝描出,胜右丞自舞《郁轮》(王维曾作曲《郁轮袍》,此处似指其同时亦为歌舞)远矣,又一快也。[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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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茗,指汤显祖。阮大铖很尊敬汤显祖,却明白无误地表示,自己比他略胜一筹:彼“不能度曲”,己“薄能之”而“易歌演”。其实他足够谦虚了,考虑到戏曲艺术特性,从整体戏剧观而非单一文学角度看,阮大铖是比汤显祖更先进的。汤显祖仅为骚人墨客,阮大铖则以诗人兼音乐家,打一比方,汤显祖只写了歌剧脚本,阮大铖却在写脚本同时连曲子也谱好。除音律的考究、切合,阮大铖写戏又极注意人物刻画上文学与表演两种因素的结合,在剧本中已充分预留表演空间,此即他所说“歌板外一种频笑欢愁,载于衣褶眉稜者”。对此,他不掩得意,觉得自己剧作之善摹人物,堪比顾恺之、吴道子,乃至苏轼赞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王维,竟不在其话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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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否过于狂妄呢?一点也不。从前引时人“金陵歌舞诸部甲天下,而怀宁歌者为冠”的评论,可知他的独步天下,乃世所公认,连政治上的敌人也不持异议。更堪奇者,他还不单是作家、音乐家,乃至是表演艺术家,能亲自登场演戏——黄宗羲好友沈士柱以骂他为目的而写《阮大铖祭文》说:“弘光半载,公塗面登场,自为玩弄。”[82]意在丑之,却让我们对其才能又多知一种。所以,他能自任剧团导演、艺术总监,阮家私班是他一手调教,每戏亲为演员讲解。大家可读《桃花扇》中有关段落,尤其是曾亲睹阮家班演出的张岱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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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圆海家优讲关目,讲情理,讲筋节,与他班孟浪不同。然其所打院本,又皆主人自制,笔笔勾勒,苦心尽出,与他班卤莽者又不同。故所搬演,本本出色,脚脚出色,齣齣出色,句句出色,字字出色。余在其家看《十错认》、《摩尼珠》(张岱或误记,应为《牟尼合》)、《燕子笺》三剧,其串架门笋(剧情衔接和转合)、插科打诨、意色眼目(演员表情及交流),主人细细与之讲明。[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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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岱是大玩家、大鉴赏家,他既如此高看阮氏戏剧,必非虚誉。“本本出色,脚脚出色,齣齣出色,句句出色,字字出色”,这样完全没有保留的好评,舍此我还不曾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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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我们对阮大铖的超世之才,印象应该已经很深。然而,有关他的重新认识,或许刚刚开始。此人才华与成就,为人所知的较之实际,相差太远。论到其中偏颇,我最吃惊的还不是他本人如何遭淹抑,而是与之沾惹的人和事,也会随之灭迹。即如《园冶》一书,今天造园界奉为至宝,却“终有清一代二百六十八年间,寂然无闻”[84],“有清三百年来,除李笠翁《闲情偶寄》有一语道及,此外未见著录”[85],若非东邻日本有藏,几乎绝世。为什么?就因作者计成与阮大铖是朋友,“不免被人目为‘阮氏门客’,遭人白眼,遂并其有裨世用的专著,亦同遭不幸而被摒弃。”[86]政治、道德可以讲,但讲到不管不顾、万事皆可抛的地步,也真是民族和文化的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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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哭:弘光列传 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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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我们更多地谈一谈他的诗及其中国诗歌史地位。在他,这是被遮蔽最严重的方面;在中国文化,同样是无必要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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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诗的再发现史,令人感慨。与计成《园冶》命运一样,阮大铖人亡之后,“其能文之名,因之亦泯”,前引胡先骕言已明,有清二百八十年,无人知《咏怀堂诗》,“其集既未为《四库》所收,士君子复深鄙其人,世间遂少流行之刻本。”[87]1916年,陈寅恪的老师、国学大家王伯沆先生费尽心力,觅得《咏怀堂诗集》、《诗外集》四册[88],惜仅至崇祯十一年(戊寅,1638)止。1921年,柳诒徵先生又偶然从南京旧书肆发现《辛巳诗》一册,使发现的阮诗推至崇祯十四年(辛巳,1641),“阮诗之存于天壤间殆具于是”[89]。因王、柳两先生的重大成果,1928年,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国学图书馆盋山精舍以刻本印行《咏怀堂诗集》,不惜重金,品质极精。[90]此书一出,即为国学界瞩目,饱学之士纷予评论,沉寂三百年的阮大铖研究终于打破,翌年朱倓作《明季桐城中江社考》,于《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二分发表,是为现代重启阮大铖学术研究的首篇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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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为何如此强烈?因为人们意识到,发现了中国诗史上一位极重要的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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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陈寅恪之父、国学耆宿、名诗人陈三立(散原)如何评价。阮大铖诗集发现者王伯沆,曾从陈三立学,后聘为陈寅恪昆仲家学业师,因这层关系,阮诗发现后陈三立得以先睹。他在扉页上先后两次写下题记,一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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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铖猾贼,事具《明史》本传,为世唾骂久矣。独其诗新逸可诵,比于严分宜(嵩)、赵文华两集似尚过之,乃是小人无不多才也。[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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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论还未尽脱君子、小人畛域之囿。为此大概意犹未尽,陈三立又第二次写下感想。此番略无犹豫,而发为激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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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絜深微,妙绪纷披。具体储韦,追踪陶谢。不以人废言,吾当标为五百年作者。[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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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韦指储光羲、韦应物,陶谢盖即陶渊明、谢灵运。认为,阮诗有如储韦再现,可称陶谢的传人。接下来,评论非常惊人:假如不以人废言,陈三立愿视阮大铖为明清至今五百年诗史上第一人!后来柳诒徵购得《辛巳诗》,陈三立读后又题,叹为“可居之奇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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