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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我在计成故乡江苏同里镇，意外见到《园冶》而购之。也就是读了此书，而隐约意识到对阮大铖有进一步探究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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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除了奸臣身份，只知道他还是个戏剧家。但所谓知道，也很空洞。说起来，大学期间我还特别在意古典戏曲，毕业论文写的就是汤（显祖）沈（璟）之争，然而当时所读戏曲史著作，都没有给阮大铖什么具体的评价。他的戏剧家身份所以未被埋没，其实主要也是这可以作为他笼络弘光皇帝使其堕落的误国证据，孔尚任《桃花扇》就是这样处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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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确被他用为上述工具，但他于戏剧的意义却远不止此。我们可简简单单而绝无虚浮地说：他是中国戏剧史上的巨子，他对这领域的贡献，可以排到前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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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精研京剧之先生某，专门与我探讨阮大铖作为京剧渊源的可能。据他研究，以往将京剧前身“徽班”认作徽州徽剧是错误的，所谓“徽班”其实是安庆府一带的戏班。他在安庆民间访到一些民谣，描述了该地梨园以阮大铖为祖、戏剧如何因阮大铖而兴起。京剧源自安庆、安庆戏剧兴于阮氏，这线索令他推想，阮大铖或为京剧之祖。他向我求证阮氏在怀宁从事戏剧的具体情形，可惜我所知有限，抑或资料本身就有限，未能给以确切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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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所知的是，阮大铖确系逐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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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居乡期间开始了戏剧活动。例如其名作《春灯谜》自序云：“兹编也，山樵所以娱亲而戏为之也。”[77]意思是，为娱乐亲友写了这部戏，而所署日期“崇祯癸酉三月望日”即1633年4月22日，时在崇祯六年，而他避居南京为翌年，故可肯定其戏剧活动始于怀宁而非南京。当时有人说：“金陵歌舞诸部甲天下，而怀宁歌者为冠，所歌词皆出其主人。”[78]所指即阮大铖，似乎阮氏在南京的私人剧团，就是从怀宁带过去的，唯不知此怀宁家班所习弋阳腔还是昆腔。我们暂无他从事戏剧早于逐退（崇祯元年）的资料，但自年龄言，彼时他已四十一岁，不可能于此时方接触戏剧且顿成大器，而必有一积累潜习过程，从前文所述阮自华凌霄台“梨园数部，观者如堵”盛况看，阮大铖之于戏剧应有家学渊源，实际修研或早至少年亦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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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戏剧才华井喷，的确是在官场失意闲居乡里之时。他的剧作，有两点他人无可比拟之处。一是真正原创，情节人物不借自改编，尽出自己虚构：“其事臆也，于稗官野说无取焉。”[79]古人写戏，多从旧史传说取材，很少自创，而阮大铖缘何不肯如此？以下的话，显示了个性：“盖稗野亦臆也，则吾宁吾臆之愈。”[80]不屑拾人牙慧，这既是骄傲，也是更好的创作意识。二是他大破文人剧作的格局，真正将剧本与戏曲自身规律熔于一炉，不但在文学层面上求善美，更在戏剧表演层面求当行，别人作品往往可读不可演，他的作品则首先便于演、利于演，在舞台上大放硕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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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词不敢较玉茗，而差胜之二：玉茗不能度曲，予薄能之。虽按拍不甚匀合，然凡棘喉齿之音，早于填时推敲小当，故易歌演也……即歌板外一种频（颦）笑欢愁，载于衣褶眉稜者，亦如虎头（顾恺之乳名）、道子，丝丝描出，胜右丞自舞《郁轮》（王维曾作曲《郁轮袍》，此处似指其同时亦为歌舞）远矣，又一快也。[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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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茗，指汤显祖。阮大铖很尊敬汤显祖，却明白无误地表示，自己比他略胜一筹：彼“不能度曲”，己“薄能之”而“易歌演”。其实他足够谦虚了，考虑到戏曲艺术特性，从整体戏剧观而非单一文学角度看，阮大铖是比汤显祖更先进的。汤显祖仅为骚人墨客，阮大铖则以诗人兼音乐家，打一比方，汤显祖只写了歌剧脚本，阮大铖却在写脚本同时连曲子也谱好。除音律的考究、切合，阮大铖写戏又极注意人物刻画上文学与表演两种因素的结合，在剧本中已充分预留表演空间，此即他所说“歌板外一种频笑欢愁，载于衣褶眉稜者”。对此，他不掩得意，觉得自己剧作之善摹人物，堪比顾恺之、吴道子，乃至苏轼赞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王维，竟不在其话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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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否过于狂妄呢？一点也不。从前引时人“金陵歌舞诸部甲天下，而怀宁歌者为冠”的评论，可知他的独步天下，乃世所公认，连政治上的敌人也不持异议。更堪奇者，他还不单是作家、音乐家，乃至是表演艺术家，能亲自登场演戏——黄宗羲好友沈士柱以骂他为目的而写《阮大铖祭文》说：“弘光半载，公塗面登场，自为玩弄。”[82]意在丑之，却让我们对其才能又多知一种。所以，他能自任剧团导演、艺术总监，阮家私班是他一手调教，每戏亲为演员讲解。大家可读《桃花扇》中有关段落，尤其是曾亲睹阮家班演出的张岱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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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圆海家优讲关目，讲情理，讲筋节，与他班孟浪不同。然其所打院本，又皆主人自制，笔笔勾勒，苦心尽出，与他班卤莽者又不同。故所搬演，本本出色，脚脚出色，齣齣出色，句句出色，字字出色。余在其家看《十错认》、《摩尼珠》（张岱或误记，应为《牟尼合》）、《燕子笺》三剧，其串架门笋（剧情衔接和转合）、插科打诨、意色眼目（演员表情及交流），主人细细与之讲明。[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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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岱是大玩家、大鉴赏家，他既如此高看阮氏戏剧，必非虚誉。“本本出色，脚脚出色，齣齣出色，句句出色，字字出色”，这样完全没有保留的好评，舍此我还不曾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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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我们对阮大铖的超世之才，印象应该已经很深。然而，有关他的重新认识，或许刚刚开始。此人才华与成就，为人所知的较之实际，相差太远。论到其中偏颇，我最吃惊的还不是他本人如何遭淹抑，而是与之沾惹的人和事，也会随之灭迹。即如《园冶》一书，今天造园界奉为至宝，却“终有清一代二百六十八年间，寂然无闻”[84]，“有清三百年来，除李笠翁《闲情偶寄》有一语道及，此外未见著录”[85]，若非东邻日本有藏，几乎绝世。为什么？就因作者计成与阮大铖是朋友，“不免被人目为‘阮氏门客’，遭人白眼，遂并其有裨世用的专著，亦同遭不幸而被摒弃。”[86]政治、道德可以讲，但讲到不管不顾、万事皆可抛的地步，也真是民族和文化的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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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哭：弘光列传 [:1706240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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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哭：弘光列传 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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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我们更多地谈一谈他的诗及其中国诗歌史地位。在他，这是被遮蔽最严重的方面；在中国文化，同样是无必要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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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诗的再发现史，令人感慨。与计成《园冶》命运一样，阮大铖人亡之后，“其能文之名，因之亦泯”，前引胡先骕言已明，有清二百八十年，无人知《咏怀堂诗》，“其集既未为《四库》所收，士君子复深鄙其人，世间遂少流行之刻本。”[87]1916年，陈寅恪的老师、国学大家王伯沆先生费尽心力，觅得《咏怀堂诗集》、《诗外集》四册[88]，惜仅至崇祯十一年（戊寅，1638）止。1921年，柳诒徵先生又偶然从南京旧书肆发现《辛巳诗》一册，使发现的阮诗推至崇祯十四年（辛巳，1641），“阮诗之存于天壤间殆具于是”[89]。因王、柳两先生的重大成果，1928年，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国学图书馆盋山精舍以刻本印行《咏怀堂诗集》，不惜重金，品质极精。[90]此书一出，即为国学界瞩目，饱学之士纷予评论，沉寂三百年的阮大铖研究终于打破，翌年朱倓作《明季桐城中江社考》，于《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二分发表，是为现代重启阮大铖学术研究的首篇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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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为何如此强烈？因为人们意识到，发现了中国诗史上一位极重要的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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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陈寅恪之父、国学耆宿、名诗人陈三立（散原）如何评价。阮大铖诗集发现者王伯沆，曾从陈三立学，后聘为陈寅恪昆仲家学业师，因这层关系，阮诗发现后陈三立得以先睹。他在扉页上先后两次写下题记，一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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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铖猾贼，事具《明史》本传，为世唾骂久矣。独其诗新逸可诵，比于严分宜（嵩）、赵文华两集似尚过之，乃是小人无不多才也。[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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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论还未尽脱君子、小人畛域之囿。为此大概意犹未尽，陈三立又第二次写下感想。此番略无犹豫，而发为激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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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絜深微，妙绪纷披。具体储韦，追踪陶谢。不以人废言，吾当标为五百年作者。[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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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韦指储光羲、韦应物，陶谢盖即陶渊明、谢灵运。认为，阮诗有如储韦再现，可称陶谢的传人。接下来，评论非常惊人：假如不以人废言，陈三立愿视阮大铖为明清至今五百年诗史上第一人！后来柳诒徵购得《辛巳诗》，陈三立读后又题，叹为“可居之奇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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