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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哭:弘光列传 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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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我们更多地谈一谈他的诗及其中国诗歌史地位。在他,这是被遮蔽最严重的方面;在中国文化,同样是无必要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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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诗的再发现史,令人感慨。与计成《园冶》命运一样,阮大铖人亡之后,“其能文之名,因之亦泯”,前引胡先骕言已明,有清二百八十年,无人知《咏怀堂诗》,“其集既未为《四库》所收,士君子复深鄙其人,世间遂少流行之刻本。”[87]1916年,陈寅恪的老师、国学大家王伯沆先生费尽心力,觅得《咏怀堂诗集》、《诗外集》四册[88],惜仅至崇祯十一年(戊寅,1638)止。1921年,柳诒徵先生又偶然从南京旧书肆发现《辛巳诗》一册,使发现的阮诗推至崇祯十四年(辛巳,1641),“阮诗之存于天壤间殆具于是”[89]。因王、柳两先生的重大成果,1928年,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国学图书馆盋山精舍以刻本印行《咏怀堂诗集》,不惜重金,品质极精。[90]此书一出,即为国学界瞩目,饱学之士纷予评论,沉寂三百年的阮大铖研究终于打破,翌年朱倓作《明季桐城中江社考》,于《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二分发表,是为现代重启阮大铖学术研究的首篇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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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为何如此强烈?因为人们意识到,发现了中国诗史上一位极重要的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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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陈寅恪之父、国学耆宿、名诗人陈三立(散原)如何评价。阮大铖诗集发现者王伯沆,曾从陈三立学,后聘为陈寅恪昆仲家学业师,因这层关系,阮诗发现后陈三立得以先睹。他在扉页上先后两次写下题记,一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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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铖猾贼,事具《明史》本传,为世唾骂久矣。独其诗新逸可诵,比于严分宜(嵩)、赵文华两集似尚过之,乃是小人无不多才也。[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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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论还未尽脱君子、小人畛域之囿。为此大概意犹未尽,陈三立又第二次写下感想。此番略无犹豫,而发为激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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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絜深微,妙绪纷披。具体储韦,追踪陶谢。不以人废言,吾当标为五百年作者。[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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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韦指储光羲、韦应物,陶谢盖即陶渊明、谢灵运。认为,阮诗有如储韦再现,可称陶谢的传人。接下来,评论非常惊人:假如不以人废言,陈三立愿视阮大铖为明清至今五百年诗史上第一人!后来柳诒徵购得《辛巳诗》,陈三立读后又题,叹为“可居之奇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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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有章炳麟的评论。他对阮诗的品调,见解和陈三立相近,但更具体地提出阮诗不同体类之间的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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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铖五言古诗以王孟意趣而兼谢客之精练。律诗微不逮[93],七言又次之。然榷论明代诗人如大铖者尟矣。潘岳、宋之问险诐不后于大铖,其诗至今存,君子不以人废言也。[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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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孟即王维、孟浩然;谢客为谢灵运,他幼年曾被寄养,呼“客儿”,后因称“谢客”。章炳麟认为,阮大铖五古最佳,兼备王、孟、谢之长;排第二位的是律诗,七言古诗较弱。这应合乎实际,阮大铖特爱陶渊明,而陶诗多为五古,他所学自然也于五古用力最多。章氏还说,论人品,潘岳、宋之问都不比阮大铖更高,诗作却流传下来;显然觉得诗与人应该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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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阮诗发现有重大贡献的柳诒徵先生,在跋中讲了有关诗集发现和印行,并及阮大铖身世的一些情况,末了特意引夏完淳《续幸存录》说阮大铖“阿珰原为枉案”的话,感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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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以东林子弟躬受大铖荼毒者,而为恕词若此,使大铖丁甲申之变,终已不出,读其诗者挹其恬旷之致,于品节或益加恕焉,未可知也。然则君子之于小人固不可疾之已甚,而负才怙智不甘枯寂,积苦摧挫,妄冀倒行逆施,以图一逞,卒举其绝人之才,随身名而丧之者,良足悲已。[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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叹之“绝人之才”。此外,似认为阮大铖人生分水岭为“甲申之变”,即若无以后那些事,历史评价可以是另外的样子。此与本文所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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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仲联先生对于阮诗风格,感受略同,而视之极高,“阮石巢诗,集孟浩然、韦应物及孟郊、谢翱之长于一手。”与别人仅表看法不同,他结合一首五古,作细致文本分析,以证所言。因稍长,这里割爱不引,而从若干字眼如“高远”、“十分舒适恬美”、“雕琢而仍归于自然”、“以闲淡之笔,写空灵之境”等,可以领略。尤其末句总评“全首结构严整,意境清深,钟谭诸家,自当望而却步”[96],道出了阮诗的历史地位。钟谭即钟惺、谭元春,他们的竟陵派执明末诗坛牛耳,但在阮诗面前,却“望而却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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盋山精舍《咏怀堂诗集》附录所载诸名家论、跋,以胡先骕《读阮大铖咏怀堂诗集》篇幅最长,也以它论述、展开最深最广。它给阮大铖如下历史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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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明一代唯一之诗人。[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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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于陈三立“吾当标为五百年作者”之说,而又甚之,不惜赠以“唯一”。文章开篇第一言便说:“吾国自来之习尚,即以道德为人生唯一之要素。”作者面对阮诗,痛感这种偏见的鄙陋。他一面破除偏陋,一面梳理中国诗歌源流,指有“人文”、“自然”两派,“二者之人生观截然不同,其诗之意味亦以迥异”,而阮大铖“则自然派之子裔也”。复论阮诗在自然派中居何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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咏怀堂诗在自然派诗家中别树一帜。吾尝遍读陶公及王、孟、韦、柳诸贤之诗,虽觉其闲适有余,然尚欠崇拜自然之热诚,如英诗人威至威斯(即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之“最微末之花皆能动泪”之精神,在陶韦诸贤集中未尝一见也。如陶公《归田园居》、《饮酒》……然皆静胜有余,玄惊不足,且时为人事所牵,率未能摆落一切,冥心孤往也。惟咏怀堂诗,始时能窥自然的秘藏,为绝诣之冥赏。故如“春风鲜沉冥,霁心难与昧”;“林烟日以和,众鸟天机鸣。泽气若蠕动,瘁物亦怀荣”;“息影人春烟,形释神亦愉”;“卧起春风中,百情皆有属”;“春风荡繁圃,孰物能自持。人居形气中,安得不因之”;“山川若始生”;“水烟将柳色,一气绿光浮。坐久领禽语,始知非梦游”;“隐几淡忘心,懼为松云有”;“息机入空翠,梦觉了不分。静抱虚白意,高枕鸿濛云”等诗句非泛泛模范山水,啸傲风月之诗人所能作也,甚且非寻常山林隐逸所能作也。必爱好自然,崇拜自然如宗教者,始克为之。[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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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尚有诸多精细到字词的分析、阐发,惜不能尽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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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先生推崇阮诗,可谓倾心之极、溢于言表。我们不一定均予接受,但不能不了解他何以至此。这一方面如其文所言,有文学史的品鉴为依据,有他破除偏陋的主张为内涵,也有中西文学比较为坐标,而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在于胡先骕跨人文、自然两个科学领域的身份和地位。此文纯以文人、哲人面目示人,所显示的旧诗造诣与视野,不输于人文学者。其实,这篇阮大铖诗评,仅为其人文厚养的吉光片羽,须知,他曾于1919年发表《中国文学改良论》,针砭陈独秀、胡适所倡文学革命,更于1921年与梅光迪、吴宓共创《学衡》杂志,为学衡派中坚。然而他更是一位科学巨擘,尤有意义的是,他的领域并非数学、化学等那一类自然科学——他是中国近现代生物学尤其是植物分类学的奠基者。对他这一地位,无待多言,只须知道毛泽东对他以“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99]相称,即窥一斑。作为这样一位与自然风物关系最直接最紧密的科学家,胡先骕于阮诗所评,除大家可体会的文学与审美理由,必有一般所感悟、领会不到处。故而,由他来称道、发扬阮诗“非寻常山林隐逸所能作也。必爱好自然,崇拜自然如宗教者”,至少对我来说,说服力非同一般;我亦由此知“有明一代唯一之诗人”,包含了什么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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