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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哭：弘光列传 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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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我们更多地谈一谈他的诗及其中国诗歌史地位。在他，这是被遮蔽最严重的方面；在中国文化，同样是无必要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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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诗的再发现史，令人感慨。与计成《园冶》命运一样，阮大铖人亡之后，“其能文之名，因之亦泯”，前引胡先骕言已明，有清二百八十年，无人知《咏怀堂诗》，“其集既未为《四库》所收，士君子复深鄙其人，世间遂少流行之刻本。”[87]1916年，陈寅恪的老师、国学大家王伯沆先生费尽心力，觅得《咏怀堂诗集》、《诗外集》四册[88]，惜仅至崇祯十一年（戊寅，1638）止。1921年，柳诒徵先生又偶然从南京旧书肆发现《辛巳诗》一册，使发现的阮诗推至崇祯十四年（辛巳，1641），“阮诗之存于天壤间殆具于是”[89]。因王、柳两先生的重大成果，1928年，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国学图书馆盋山精舍以刻本印行《咏怀堂诗集》，不惜重金，品质极精。[90]此书一出，即为国学界瞩目，饱学之士纷予评论，沉寂三百年的阮大铖研究终于打破，翌年朱倓作《明季桐城中江社考》，于《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二分发表，是为现代重启阮大铖学术研究的首篇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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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为何如此强烈？因为人们意识到，发现了中国诗史上一位极重要的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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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陈寅恪之父、国学耆宿、名诗人陈三立（散原）如何评价。阮大铖诗集发现者王伯沆，曾从陈三立学，后聘为陈寅恪昆仲家学业师，因这层关系，阮诗发现后陈三立得以先睹。他在扉页上先后两次写下题记，一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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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铖猾贼，事具《明史》本传，为世唾骂久矣。独其诗新逸可诵，比于严分宜（嵩）、赵文华两集似尚过之，乃是小人无不多才也。[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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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论还未尽脱君子、小人畛域之囿。为此大概意犹未尽，陈三立又第二次写下感想。此番略无犹豫，而发为激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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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絜深微，妙绪纷披。具体储韦，追踪陶谢。不以人废言，吾当标为五百年作者。[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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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韦指储光羲、韦应物，陶谢盖即陶渊明、谢灵运。认为，阮诗有如储韦再现，可称陶谢的传人。接下来，评论非常惊人：假如不以人废言，陈三立愿视阮大铖为明清至今五百年诗史上第一人！后来柳诒徵购得《辛巳诗》，陈三立读后又题，叹为“可居之奇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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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有章炳麟的评论。他对阮诗的品调，见解和陈三立相近，但更具体地提出阮诗不同体类之间的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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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铖五言古诗以王孟意趣而兼谢客之精练。律诗微不逮[93]，七言又次之。然榷论明代诗人如大铖者尟矣。潘岳、宋之问险诐不后于大铖，其诗至今存，君子不以人废言也。[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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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孟即王维、孟浩然；谢客为谢灵运，他幼年曾被寄养，呼“客儿”，后因称“谢客”。章炳麟认为，阮大铖五古最佳，兼备王、孟、谢之长；排第二位的是律诗，七言古诗较弱。这应合乎实际，阮大铖特爱陶渊明，而陶诗多为五古，他所学自然也于五古用力最多。章氏还说，论人品，潘岳、宋之问都不比阮大铖更高，诗作却流传下来；显然觉得诗与人应该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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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阮诗发现有重大贡献的柳诒徵先生，在跋中讲了有关诗集发现和印行，并及阮大铖身世的一些情况，末了特意引夏完淳《续幸存录》说阮大铖“阿珰原为枉案”的话，感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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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以东林子弟躬受大铖荼毒者，而为恕词若此，使大铖丁甲申之变，终已不出，读其诗者挹其恬旷之致，于品节或益加恕焉，未可知也。然则君子之于小人固不可疾之已甚，而负才怙智不甘枯寂，积苦摧挫，妄冀倒行逆施，以图一逞，卒举其绝人之才，随身名而丧之者，良足悲已。[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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叹之“绝人之才”。此外，似认为阮大铖人生分水岭为“甲申之变”，即若无以后那些事，历史评价可以是另外的样子。此与本文所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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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仲联先生对于阮诗风格，感受略同，而视之极高，“阮石巢诗，集孟浩然、韦应物及孟郊、谢翱之长于一手。”与别人仅表看法不同，他结合一首五古，作细致文本分析，以证所言。因稍长，这里割爱不引，而从若干字眼如“高远”、“十分舒适恬美”、“雕琢而仍归于自然”、“以闲淡之笔，写空灵之境”等，可以领略。尤其末句总评“全首结构严整，意境清深，钟谭诸家，自当望而却步”[96]，道出了阮诗的历史地位。钟谭即钟惺、谭元春，他们的竟陵派执明末诗坛牛耳，但在阮诗面前，却“望而却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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盋山精舍《咏怀堂诗集》附录所载诸名家论、跋，以胡先骕《读阮大铖咏怀堂诗集》篇幅最长，也以它论述、展开最深最广。它给阮大铖如下历史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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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明一代唯一之诗人。[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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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于陈三立“吾当标为五百年作者”之说，而又甚之，不惜赠以“唯一”。文章开篇第一言便说：“吾国自来之习尚，即以道德为人生唯一之要素。”作者面对阮诗，痛感这种偏见的鄙陋。他一面破除偏陋，一面梳理中国诗歌源流，指有“人文”、“自然”两派，“二者之人生观截然不同，其诗之意味亦以迥异”，而阮大铖“则自然派之子裔也”。复论阮诗在自然派中居何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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咏怀堂诗在自然派诗家中别树一帜。吾尝遍读陶公及王、孟、韦、柳诸贤之诗，虽觉其闲适有余，然尚欠崇拜自然之热诚，如英诗人威至威斯（即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之“最微末之花皆能动泪”之精神，在陶韦诸贤集中未尝一见也。如陶公《归田园居》、《饮酒》……然皆静胜有余，玄惊不足，且时为人事所牵，率未能摆落一切，冥心孤往也。惟咏怀堂诗，始时能窥自然的秘藏，为绝诣之冥赏。故如“春风鲜沉冥，霁心难与昧”；“林烟日以和，众鸟天机鸣。泽气若蠕动，瘁物亦怀荣”；“息影人春烟，形释神亦愉”；“卧起春风中，百情皆有属”；“春风荡繁圃，孰物能自持。人居形气中，安得不因之”；“山川若始生”；“水烟将柳色，一气绿光浮。坐久领禽语，始知非梦游”；“隐几淡忘心，懼为松云有”；“息机入空翠，梦觉了不分。静抱虚白意，高枕鸿濛云”等诗句非泛泛模范山水，啸傲风月之诗人所能作也，甚且非寻常山林隐逸所能作也。必爱好自然，崇拜自然如宗教者，始克为之。[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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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尚有诸多精细到字词的分析、阐发，惜不能尽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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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先生推崇阮诗，可谓倾心之极、溢于言表。我们不一定均予接受，但不能不了解他何以至此。这一方面如其文所言，有文学史的品鉴为依据，有他破除偏陋的主张为内涵，也有中西文学比较为坐标，而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在于胡先骕跨人文、自然两个科学领域的身份和地位。此文纯以文人、哲人面目示人，所显示的旧诗造诣与视野，不输于人文学者。其实，这篇阮大铖诗评，仅为其人文厚养的吉光片羽，须知，他曾于1919年发表《中国文学改良论》，针砭陈独秀、胡适所倡文学革命，更于1921年与梅光迪、吴宓共创《学衡》杂志，为学衡派中坚。然而他更是一位科学巨擘，尤有意义的是，他的领域并非数学、化学等那一类自然科学——他是中国近现代生物学尤其是植物分类学的奠基者。对他这一地位，无待多言，只须知道毛泽东对他以“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99]相称，即窥一斑。作为这样一位与自然风物关系最直接最紧密的科学家，胡先骕于阮诗所评，除大家可体会的文学与审美理由，必有一般所感悟、领会不到处。故而，由他来称道、发扬阮诗“非寻常山林隐逸所能作也。必爱好自然，崇拜自然如宗教者”，至少对我来说，说服力非同一般；我亦由此知“有明一代唯一之诗人”，包含了什么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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