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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45752 敬亭吾老友……丁亥(1647)春冬,相从于桃叶、金阊间,酒酣耳热,掀髯抵掌,英气勃勃,恒如在宁南幕府上座时。[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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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45754 “恒如在宁南幕府上座时”,见柳敬亭、与之一席谈,自己好像亲置左侯帐中一般——龚鼎孳如此,他人岂有例外?龚不远千里,迎他来京,盛情款待,固可视为交厚谊深,但又岂知没有奇货可居的因素?“龚鼎孳集同人听柳敬亭说隋唐遗事”[38],真的是“隋唐遗事”或只有“隋唐遗事”么?有没有别的“遗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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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45756 最终,柳敬亭的传奇,非得放到明末清初的大背景和时代心理下解释,才落到实处。而当代的传记作者,却根据某些“义理”,给予这样的解读:“民间的艺术,是广大人民所热爱的东西,所以能够永久的流传不衰。因为它包含着人民的思想感情和人民的斗争生活,是大多数人民心情的寄托……他以丰富真切动人的语言,通过细致而深刻的艺术手腕,描出鲜明的形象——封建社会的帝王将相、地主豪绅以及具有人民性的英雄豪杰。他把历史和传奇人物描摹得那样惟妙惟肖,把封建社会丑恶的面貌揭露得不留余地……”[39]直至眼下,中学课文对黄传的删改,仍旧秉持同样的精神。这样做,是为迎合根据“义理”重塑历史的需要,并丰富其“材料”。然而,柳敬亭这个人、这件事原来怎么回事,就全然失其本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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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45761 野哭:弘光列传 [:1706240809]
1706245762 野哭:弘光列传 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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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45764 所以,末尾一定得专门谈谈黄宗羲的《柳敬亭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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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45766 首先来揭破一点:黄宗羲此文,不是创作,是改写。对谁的改写?对吴梅村《柳敬亭传》的改写。而中学课文通过删节造成假象,似乎黄宗羲特意为柳敬亭作了这篇文章——尤其是,似乎黄宗羲为了歌颂目的写了它。这不但全非黄宗羲原意,而且刚好颠倒了黑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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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45768 黄宗羲本人不认识柳敬亭,也不曾听过他说书——表述更严谨些,或应说:我们从他著作中未见这类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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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45770 所以,黄宗羲没有条件为柳敬亭作传;文中所述,不是他自己的见闻,是对他人叙述的重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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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45772 其实,黄、柳结识的机遇是有的:第一,崇、弘年间黄在秦淮曾有不少活动;第二,黄的忘年至交钱谦益,同时也与柳敬亭友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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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45774 那么,为什么黄、柳未发生交往?很简单,黄宗羲抱不屑与排斥的态度。而这不屑与排斥,就是他改写吴伟业的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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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45776 要搞明白这一点,非看黄宗羲原文不可。原文,在《黄宗羲全集》第十册第572至574页可以找到。把原文与中学课文一对比,立刻知道后者的处理是“掐头去尾”。所掐之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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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45778 余读《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记当时演史小说者数十人。自此以来,其姓名不可得闻,乃近年共称柳敬亭之说书。[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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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45780 所去之尾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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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45782 马帅镇松时,敬亭亦出入其门,然不过以倡优遇之。钱牧斋尝谓人曰:“柳敬亭何所优长?”人曰:“说书。”牧斋曰:“非也,其长在尺牍耳。”盖敬亭极喜写书调文,别字满纸,故牧斋以此谐之。嗟乎!宁南身为大将,而以倡优为腹心,其所授摄官,皆市井若己者,不亡何待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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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45784 偶见梅村集中张南垣、柳敬亭二传,张言其艺而合于道,柳言其参宁南军事,比之鲁仲连之排难解纷,此等处皆失轻重,亦如弇州志刻工章文,与伯虎、征明比拟不伦,皆是倒却文章架子,余因改二传。其人本琐琐不足道,使后生知文章体式耳。[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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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45786 黄传全文,只此三段真正是黄宗羲自己笔墨(其余皆本吴传,大家可与吴传自行比照)。而难以置信的是,恰恰这三段,中学课文尽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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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45788 为什么?因为里面全是对“柳敬亭现象”加以批判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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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45790 黄宗羲不满的根源,可参《明夷待访录》“兵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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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45792 豪猪健狗之徒,不识礼义,喜虏掠,轻去就,缓则受吾节制,指顾簿书之间,急则拥兵自重,节制之人自然随之上下。[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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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45794 “豪猪健狗”,指君主专制所造就的武人,谓其徒有野蛮之体魄,而无文明之理性。联系《柳敬亭传》“宁南身为大将,而以倡优为腹心,其所授摄官,皆市井若己者,不亡何待乎!”的评论,可知他对左良玉的看法,与王士禛基本一致,即:左良玉只是嗜血的军阀,与流贼无异,或“杀掠甚于流贼”,绝非可以寄望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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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45796 在他看来,柳敬亭之为左良玉赏识,是因精神文化层次相当,物以类聚,同属粗鄙少文之人,而国家前途和历史未来,岂可付之此辈!这就是文中为何会谈到柳敬亭的“别字满纸”。他是文明至上论者,以文明高低为估衡一切事物的准绳。晚年之所以能够超越民族矛盾,逐渐捐弃对满清的敌意,正是由于经过观察、比较,认为当下政治较前明反而更不野蛮。从他对左良玉、柳敬亭的态度,我们已发现这一思想根源。他批评吴传“倒却文章架子”,历来的理解殊乖其意,竟以为“‘文章体式’也就是结构”[43],而实际上,他是批评吴传价值观有问题,本末倒置、“皆失轻重”,他同时批评王世贞某文曾将一位匠人(刻工章文)与唐伯虎、文征明相提并论,是“比拟不伦”,同属于将不同层次和价值的对象混为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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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45798 黄宗羲上述思想倾向,置之现今,少不得落个“鄙薄劳动人民”、“阶级偏见”罪名。但这是他的真实思想。他之改写吴梅村《柳敬亭传》,正是为着表达这看法。他的观点与个性,每每显出既超拔卓出又不无偏激的特色,有时至于狭隘。《史记》讲了这么一句话:“天道恢恢,岂不大哉。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44]并于“七十列传”之第六十六篇,特撰“滑稽列传”,记述到那时为止曾经出现过的三位名伶淳于髡、优孟和优旃的事迹。这三人的共同特点,是都用演技和口才影响了政治。他们原本属于地道的小人物,其貌不扬、操持贱业、供人取笑,登不了大雅之堂,写于正史更是闻所未闻。司马迁将这视阈打破,给这些小人物大大的提携,让他们与王侯将相比肩,予以“岂不亦伟哉”[45]的评价。在此,黄宗羲的视野确实不及司马迁。我们尽可不赞同、不佩服,但是,不能出于某种目的和需要,偷梁换柱、改头换面,使其根本变成另一种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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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45800 [1] 余怀《板桥杂记序》,周瘦鹃校阅《板桥杂记(全一册)》,上海大东书局,民国二十二年,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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