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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亭吾老友……丁亥（1647）春冬，相从于桃叶、金阊间，酒酣耳热，掀髯抵掌，英气勃勃，恒如在宁南幕府上座时。[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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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如在宁南幕府上座时”，见柳敬亭、与之一席谈，自己好像亲置左侯帐中一般——龚鼎孳如此，他人岂有例外？龚不远千里，迎他来京，盛情款待，固可视为交厚谊深，但又岂知没有奇货可居的因素？“龚鼎孳集同人听柳敬亭说隋唐遗事”[38]，真的是“隋唐遗事”或只有“隋唐遗事”么？有没有别的“遗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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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柳敬亭的传奇，非得放到明末清初的大背景和时代心理下解释，才落到实处。而当代的传记作者，却根据某些“义理”，给予这样的解读：“民间的艺术，是广大人民所热爱的东西，所以能够永久的流传不衰。因为它包含着人民的思想感情和人民的斗争生活，是大多数人民心情的寄托……他以丰富真切动人的语言，通过细致而深刻的艺术手腕，描出鲜明的形象——封建社会的帝王将相、地主豪绅以及具有人民性的英雄豪杰。他把历史和传奇人物描摹得那样惟妙惟肖，把封建社会丑恶的面貌揭露得不留余地……”[39]直至眼下，中学课文对黄传的删改，仍旧秉持同样的精神。这样做，是为迎合根据“义理”重塑历史的需要，并丰富其“材料”。然而，柳敬亭这个人、这件事原来怎么回事，就全然失其本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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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哭：弘光列传 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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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末尾一定得专门谈谈黄宗羲的《柳敬亭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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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来揭破一点：黄宗羲此文，不是创作，是改写。对谁的改写？对吴梅村《柳敬亭传》的改写。而中学课文通过删节造成假象，似乎黄宗羲特意为柳敬亭作了这篇文章——尤其是，似乎黄宗羲为了歌颂目的写了它。这不但全非黄宗羲原意，而且刚好颠倒了黑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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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本人不认识柳敬亭，也不曾听过他说书——表述更严谨些，或应说：我们从他著作中未见这类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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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黄宗羲没有条件为柳敬亭作传；文中所述，不是他自己的见闻，是对他人叙述的重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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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黄、柳结识的机遇是有的：第一，崇、弘年间黄在秦淮曾有不少活动；第二，黄的忘年至交钱谦益，同时也与柳敬亭友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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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为什么黄、柳未发生交往？很简单，黄宗羲抱不屑与排斥的态度。而这不屑与排斥，就是他改写吴伟业的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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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搞明白这一点，非看黄宗羲原文不可。原文，在《黄宗羲全集》第十册第572至574页可以找到。把原文与中学课文一对比，立刻知道后者的处理是“掐头去尾”。所掐之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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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读《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记当时演史小说者数十人。自此以来，其姓名不可得闻，乃近年共称柳敬亭之说书。[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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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去之尾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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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帅镇松时，敬亭亦出入其门，然不过以倡优遇之。钱牧斋尝谓人曰：“柳敬亭何所优长？”人曰：“说书。”牧斋曰：“非也，其长在尺牍耳。”盖敬亭极喜写书调文，别字满纸，故牧斋以此谐之。嗟乎！宁南身为大将，而以倡优为腹心，其所授摄官，皆市井若己者，不亡何待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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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见梅村集中张南垣、柳敬亭二传，张言其艺而合于道，柳言其参宁南军事，比之鲁仲连之排难解纷，此等处皆失轻重，亦如弇州志刻工章文，与伯虎、征明比拟不伦，皆是倒却文章架子，余因改二传。其人本琐琐不足道，使后生知文章体式耳。[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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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传全文，只此三段真正是黄宗羲自己笔墨（其余皆本吴传，大家可与吴传自行比照）。而难以置信的是，恰恰这三段，中学课文尽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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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因为里面全是对“柳敬亭现象”加以批判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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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不满的根源，可参《明夷待访录》“兵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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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猪健狗之徒，不识礼义，喜虏掠，轻去就，缓则受吾节制，指顾簿书之间，急则拥兵自重，节制之人自然随之上下。[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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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猪健狗”，指君主专制所造就的武人，谓其徒有野蛮之体魄，而无文明之理性。联系《柳敬亭传》“宁南身为大将，而以倡优为腹心，其所授摄官，皆市井若己者，不亡何待乎！”的评论，可知他对左良玉的看法，与王士禛基本一致，即：左良玉只是嗜血的军阀，与流贼无异，或“杀掠甚于流贼”，绝非可以寄望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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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看来，柳敬亭之为左良玉赏识，是因精神文化层次相当，物以类聚，同属粗鄙少文之人，而国家前途和历史未来，岂可付之此辈！这就是文中为何会谈到柳敬亭的“别字满纸”。他是文明至上论者，以文明高低为估衡一切事物的准绳。晚年之所以能够超越民族矛盾，逐渐捐弃对满清的敌意，正是由于经过观察、比较，认为当下政治较前明反而更不野蛮。从他对左良玉、柳敬亭的态度，我们已发现这一思想根源。他批评吴传“倒却文章架子”，历来的理解殊乖其意，竟以为“‘文章体式’也就是结构”[43]，而实际上，他是批评吴传价值观有问题，本末倒置、“皆失轻重”，他同时批评王世贞某文曾将一位匠人（刻工章文）与唐伯虎、文征明相提并论，是“比拟不伦”，同属于将不同层次和价值的对象混为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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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上述思想倾向，置之现今，少不得落个“鄙薄劳动人民”、“阶级偏见”罪名。但这是他的真实思想。他之改写吴梅村《柳敬亭传》，正是为着表达这看法。他的观点与个性，每每显出既超拔卓出又不无偏激的特色，有时至于狭隘。《史记》讲了这么一句话：“天道恢恢，岂不大哉。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44]并于“七十列传”之第六十六篇，特撰“滑稽列传”，记述到那时为止曾经出现过的三位名伶淳于髡、优孟和优旃的事迹。这三人的共同特点，是都用演技和口才影响了政治。他们原本属于地道的小人物，其貌不扬、操持贱业、供人取笑，登不了大雅之堂，写于正史更是闻所未闻。司马迁将这视阈打破，给这些小人物大大的提携，让他们与王侯将相比肩，予以“岂不亦伟哉”[45]的评价。在此，黄宗羲的视野确实不及司马迁。我们尽可不赞同、不佩服，但是，不能出于某种目的和需要，偷梁换柱、改头换面，使其根本变成另一种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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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余怀《板桥杂记序》，周瘦鹃校阅《板桥杂记（全一册）》，上海大东书局，民国二十二年，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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