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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他多年如鲠在喉，终借与至交重逢之机郑重白冤来看，我们或许应该慎重其事。当时，时过境迁，他曾降闯的说法早就木已成舟，无论其辩白对顾景星有无作用，至多只能影响某一个人，丝毫无改整个社会和历史的评价。他应明知于此，但仍不放弃对顾景星孜孜剖陈，这几乎无谓的举动，唯一的解释是心灵需要，即面对一位真正知己，一位可托心腹的至交，他觉得必须示以肺腑，把真实的自己展示给他，此亦顾景星所感受的：“不可使不知吾者知，不可使知吾者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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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且，这展示只与其中一个事实有关，无助于整个洗刷他的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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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朝顺治元年五月，睿亲王多尔衮定京师，鼎孳迎降，授吏科右给事中，寻改礼科。二年九月，迁太常寺少卿。[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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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记述出乎清朝官方，不复可疑；总之，他是做了明朝的叛臣——即便未降于闯，亦终降于清。但我们体会，即便是普通罪犯，对所犯之罪、所该当的罪名无从推卸，但对那些确非其所为而强加、阑入的指控，恐怕也将大为不甘，断不会因有罪之身而乐意把一切全都揽在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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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一点来说，我们对于龚鼎孳在崇祯自尽至多尔衮入城之间四十余天的情形，以存疑为妥。我们既不轻信他的表白，也不一口咬定他必定“从贼”。无论哪一种，我们都还不能证明。而其间留给我们的困惑，还不仅于此。例如，闯军溃走后，北京约有半月左右真空状态，大批自城破前困囿在此的南籍官员乘机逃离。工部员外郎赵士锦所著《北归记》，即为上述情形之亲身实录。余如杨士聪、方以智、陈名夏、周钟、光时亨等等，都是此时南还。那么，龚鼎孳何不采取相同行动，却留在北京“迎降”？此有不可解处。以当时来论，北为乱邦、南方尚安，一目了然，而避危趋安应是合理、本能之选，为什么龚鼎孳却反向而择？对此，他的弟子严正矩有个说法：“寇胁从不屈，夹拷惨毒，胫骨俱折，未遂南归。”[33]说他伤势严重，根本不胜远途。这解释倒很合理，但假使果如所说，就又牵出另一点，即他伤到这个样子——胫骨是小腿，俱折则两腿都被打断——怎么出来为闯军做事？然而此说既孤，又出其弟子，我们无法采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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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未死而滞留北京的龚鼎孳，就此开始了他的“贰臣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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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哭：弘光列传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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搁在当下，龚鼎孳要担两个罪名，一为“叛徒”，一为“卖国贼”。从归附敌对阵营的角度，他为“叛徒”；从替外来占领者效劳的角度，他是“卖国贼”。都是第一等的罪名，他兼而有之，对此我们也有一词，称“双料分子”。总之他的丑陋，便是孟森名作《横波夫人考》所简括的“既陷于闯，旋即降清”[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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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列位有所不知，上述两个在我们看来遗臭万年、应该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的罪名，却非明朝人士最为义愤填膺的地方。言及此，就不得不感慨于古今话语的暌隔与陌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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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龚鼎孳或其一类人的问题，焦点在哪儿呢？在于“不死”，亦即他们居然还活着！为着说明这一点，我们来看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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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闯军西去，众多京官如脱樊笼之鸟，络绎南逃，沿途遍尝艰辛、备历凶险，但等待他们的，却是朝中汹汹的舆论，还有闾里摩拳擦掌的乡亲。当时，盛产官员的江浙两地，好些地方发生针对本乡在京“苟且偷生”者的暴力事件，焚掠其家，捣毁其宗祠。一时间，朝野上下议处南来生还者之罪的呼声高涨，好像那是头等大事、当务之急，别的反倒不足论，为此史可法不得不专门从扬州上了一道《论从逆南还疏》，中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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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帝惨殉社稷，凡属臣子皆有罪，在北始应从死，岂在南独非人臣耶？……使天下晓然知君臣大义，不但在北者宜死，即在南者亦宜死。[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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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意思，朝廷有更重要的事做，不能把注意力和时间浪费在这种道德义愤上头。但史可法也不敢直接唱反调，而用抹稀泥的“人人有罪”说，来解构清算论——“不但在北者宜死，即在南者亦宜死”。从礼法论，大家都不该活着，谁又例外？他不惜点了自己名字，顺便把马士英、高杰、刘泽清等文武重臣都拖进来：“即臣可法谬典南枢，臣士英叨任凤督，未闻悉东南甲，疾趋北援；镇臣高杰、刘泽清，以兵力不支，折而南走，是首应重论者。”借“人人有罪”说，他呼吁宽容，“为雪耻除凶之计，宽以死而报以死”，“不但在南者姑宽，即在北者亦姑宽”[36]，把精神集中于做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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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经常从它的同一产物中接受好处与坏处，伦理道德也是如此。社会不能没有这种东西，可是，有时候又深受其害。像明末对于君主蒙难臣民便不能“偷生”的纠结，当时是作为一种美德而提出，实际上，美德的名义下却塞进了肮脏货色。当政的马、阮等人围绕它大做文章，与对品节的推崇毫无关系，真正缘由在于崇祯期间政坛主流派是东林、复社，所谓“在北者”多出此脉，眼下权柄既已易手，正好借此为题谋兴大狱，以泄多年之恨。这且不说，我们更发现，抽象地看伦理道德四个字总是美好高尚的，一旦化为具体，却那样荒唐：君上死于社稷，臣子即无生理，俱宜从死，不死便都有罪。这么不可理喻的要求，当时却认为很道德。所以，伦理道德与是非曲直，可以风马牛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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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这些，与龚鼎孳故事的一个特定内容有关——当时，他真正出名、遭人诟谇、举世哗然的情节，就是他的“不死”及“不死”之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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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季北略》“从逆诸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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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鼎孳，南直合肥籍……官兵科。伪直指使。每谓人曰：“我原欲死，奈小妾不肯何？”小妾者，所娶秦淮娼顾媚也。[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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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记载的出处，应该是马士英为动议惩治南还诸臣，所上的《请诛从逆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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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鼎孳降贼之后，每见人则曰：“我原要死，小妾不肯。”小妾者，其为科臣时收取秦淮娼妇也。[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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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士英，这必是作为最得意、最煽情的证据抛了出来。龚鼎孳扮演着近来东林、复社的急先锋，在京城一向对门户、声气标榜最力。然而请看此人嘴脸，不但畏死倖生，原由还如此卑污不堪——是为一个“小妾”，而这“小妾”竟然还是“秦淮娼妇”！莫非在他那里，先帝连娼妇都不如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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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想而知，在那样的年代，此爆料一出，人们将如何为之色变。即便远隔三四百年的我们，见到那样的表白，也不禁揉揉眼睛，仿佛不能相信。在我而言，“龚鼎孳”三个字之所以深深刻在脑海，起初纯粹因为这句话。假使他仅只是一位“贰臣”或今人所谓“叛徒”、“卖国贼”之类，我多半感觉不到什么兴趣，那种人史上多如牛毛，而他显非其中最昭著者。然而，当着那种情形而公然讲“我原要死，小妾不肯”的，以我所知，从古到今好像只此一人。我实在被他引动了莫大的好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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