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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46634 总之,历来我们从各种描写和叙述中得知,对自杀的崇尚,是日本人性情的一部分,甚至,是一种独有的文化,与生俱来、根深蒂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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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46636 然而,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却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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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46638 有些日本权威说,这种自杀倾向在日本是新近出现的。是否如此,很难判断,但是统计表明,近年来观察者往往高估自杀的频率。按比例来说,上一世纪的丹麦和纳粹前的德国自杀人数比日本任何时代都要高。[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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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46640 还特别指出,古代日本武士自杀,是“为了免受不名誉的死刑,按照朝廷的命令而自杀”,“近代的自杀则是主动选择死。人们往往把暴力转向自己”。[30]这实际上是说,日本的自杀现象有不同的历史形态,是随着历史变化而变化的观念,而并非我们所想的什么民族原始根性和心理倾向。具体而言,古代日本武士选择自杀,是在必死的前提下,因为自杀较之处死更有名誉而愿就前者,其实是不得已和被动的;而比较普遍的主动自杀,“是新近出现的”,亦即进入近代史之后才发生的现象。既如此,原因自然也应到新的历史现实中寻找,比如近代环境下,日本新的民族意识、国家意识、国民意识等。就此附带表示一点看法:方今著名而频仍的自杀式袭击,主要根源想必也源自现实悲情,试图解释为文化和宗教特性,多半会是一种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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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46642 我对日本人、日本文化并无研究,但据说《菊与刀》乃是一部日本学名著,出于这一点,我愿意对它的表述予以信任。总之,当时一旦从中读到日本人自杀问题的如上讨论,很觉耳目一新、大异以往,而留下深刻印象。眼下,当我试图对明末士夫大批死节有所解释时,又油然想起它的启示,恍然觉得我们的思考,也该从一时一地跳出来,到中国历史更广范围去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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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46647 野哭:弘光列传 [:1706240827]
1706246648 野哭:弘光列传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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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46650 观察到的结果,颇引人入胜:一、依有朝代的历史来计,从夏到明,约历三千六百年,而显著出现这种现象的不足四百年,其余时间有个别例子而无群体行为。二、过去对死节现象作忠君的解释,视为后者衍生物,但历史实际与此对不上号,姑将有明确忠君论的春秋战国撇在一边,仅从“皇帝”制度建构以后算起,一千八百年左右,大部分时间忠君伦理都未形成死节的要求与舆论,虽然王朝更迭大大小小无虑数十次,什之八九并无普遍死节的情形。三、值得注意的,又有时间的先后——无独有偶,与自杀作为主动追求出现在日本相仿佛,死节之为中国士夫所尚,也是“新近出现的”,集中发生在中国王朝史的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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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46652 这个时间点,就是两宋之际。当这朝代先为金人所击走、后为蒙古人殄没时,士夫间都弥漫着不屈的气息,从而发生较为普遍的殉节。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垂史的文天祥,只是诸多赴义者中今天妇孺皆知的一个,而同类抑或更加决绝的事迹和人物,彼时层出不穷。比如张叔夜,战败被俘押往金国,行至宋金交界处的白沟(今河北),“驭者曰:‘过界河矣。’叔夜乃矍然起,仰天大呼,遂不复语。”[31]翌日自绝。南宋最后一战厓山失利,时年四十四的丞相陆秀夫,背负九岁幼帝赵昺,君臣蹈海。万斯同《宋季忠义录》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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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46654 拜幼君曰:“陛下不可再辱。”拜,起抱幼君,以匹练束如一体,用黄金玺硾腰间,君臣赴水而死。[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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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46656 其情景,至今思之,百骸犹震。而此讯传出后,“后宫及诸臣多从死者,七日浮尸出于海十余万人。”[33]地方上情形也很惨烈,潭州(今长沙)城破前,“多举家自尽,城无虚井,缢林木者累累相比。”[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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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46658 读《宋史》《宋季忠义录》等书,这种记载累盈于目。而鲜明对照的是,以前却只是偶见于史。屈原的例子固然很早了,然而自他忧国自沉以来,屈子格调一直也谈不上蔚成风气。欧阳修撰《五代史》,是官史单立《死节传》之始,而情况怎么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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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46660 语曰:“世乱识忠臣。”诚哉!五代之际,不可以为无人,吾得全节之士三人焉,作《死节传》。[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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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46662 五代十国,仅得三人。次之,又有《死事传》,其序曰:“吾于五代,得全节之士三人而已。其初无卓然之节,而终以死人之事者,得十有五人焉。”[36]两者相加,拢共十八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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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46666 后来的统治者,竭力将事情内涵引向或限制于忠君层面,乾隆皇帝论其颁示《贰臣传》的理由说:“若而人者,皆以胜国臣僚,乃遭际时艰,不能为其主临危授命,辄复畏死倖生,颜降附,岂得复谓之完人?”[37]其实,揆之于史,这立论难以成立。照这标准,过往一多半朝代不合格,“为其主临危授命”者既寥寥,“畏死倖生,颜降附”的“贰臣”(改朝换代之际跨代而仕者)现象反倒十分平常。要是乾隆逻辑讲得通,我们只好认为历代多无忠君观念,这当然不是事实。不死节,不表示不忠君;或者说,忠君不必然要求死节。其道理正如欧阳修所说:“责士以死与必去,则天下为无士矣。”[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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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46668 这涉及对儒家忠君观的全面理解。儒家讲忠君,不是无条件的。君君、臣臣,君如君则臣如臣,倘若君不像个君、失了君道,臣子也可以使态度有所修正,以合于道。忠君,是感恩、敬业,食人之禄而敬人之事,但绝非吃人嘴软、拿人手短,受了你的好处就俯首帖耳、任凭驱策,士者还有自己的“道”,亦即关乎美恶、正义的理念。孔子说邦无道卷而怀之,孟子进而主张可以效伊尹的样子,对暴君予以放逐。历史上的改朝换代,往往是“汤武革命”,儒士一般不难于视为历史合理兴废欣然从之。搞明白这些关系,我们对古代虽讲忠君,大多数朝代并无轰轰烈烈死节情形,便不为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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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46670 根由既不在此,就要转而他求。怎么求?还是回到历史本身。其实,历史已给出足够明确的提示。这普遍的死节风气,只出现在两个朝代:宋肇其始,而明继于后。次而,将这两代加以分析,又见它们还有一重要共同点,即同作为汉族国家而整体地亡于蛮族入侵者。此一历史情境,是宋、明在历代王朝中独有的现实,又是它们的消亡较之一般改朝换代的迥异之处。抓住这一点,我们才触到了历史的脉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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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46672 我们需要对中国历史情形作一番回顾。《三国演义》开篇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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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46674 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周末七国分争,并入于秦;及秦灭之后,楚、汉分争,又并于汉;汉朝自高祖斩白蛇而起义,一统天下,后来光武中兴,传至献帝,遂分为三国。[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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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46676 此虽小说家言,对王朝史的基本规律,却不失为要而不烦的概括。它总结的这个规律,直到宋初,基本是不错的。秦灭六国,为华族国家内部的统一;汉变三国,则为华族国家之内乱。余如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大致无逾乎这两种类型。但从宋代开始,上述规律突然消失或被打破,不再属于“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而进入一种新格局。这新格局是:汉族国家一再被外来蛮族所灭亡;再重建、再灭亡。从十世纪北宋起,到二十世纪的末路王朝清代,一千年来,没有例外。北宋为金所灭,南宋重建,又为蒙古所灭,明朝重建,复为满清所灭。明显地,中国王朝史在宋代迎来分水岭,步入了新的历史处境和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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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46678 其基本特征有二,一是民族冲突,一是文化冲突。过去,从周到宋朝初建为止,历史内容、主题不表现于此,而主要是华族自身文明发展,及随之而有的内部制度的冲突与更迭,我们可用“鼎故革新”一词予以标识。到宋末、明末,我们明显看到,原有主题虽继续存在,历史却增添了新的焦点,与外部民族、文化的冲突日益凸现,态势遽然严峻,而在相当程度上压倒原有主题,上升为中国的主要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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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46680 还可以做一些更细致的发微,具体看看我们历史处境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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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46682 在我们这片土地的文明早期,蒙昩初开,谈不上“华夏”,也没有“中国”概念。大约经过夏、商两代一千年的孕育,到了周代,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开始形成带有一致性、系统性的华夏文明,同时,也有了“中国”和“蛮夷”的概念。之后多达二千年,华夏或中国文明,在亚洲大陆之东一枝独秀,“化外之民”远瞠其后;虽然“夷夏之辨”话语已经发生,但作为现实问题或威胁,尚不紧迫。如果我们从遥远的将来,为这态势寻其草蛇灰线,会在战国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故事中嗅到最初的气息,在秦大将蒙恬那里听到历史山谷传来了新的脚步声,最后在汉代见到胡马奔腾而至的景象。总之,大致就是这个时候,周边蛮族部落开始走出初民阶段,形成自己的民族并有所组织,人口亦繁殖渐盛,“对外问题”于是对中国提出。然而,那时诸蛮族究竟尚处极野放状态,仰天俯地,文明简陋,不足以抗拒大自然播弄,故东奔西突、忽聚忽散,甚至自生自灭。当其瞬间强盛,破坏性不可轻视,然无一持久,不足真正为中国之患,像班超仅以三十六人,纵横西域多国,而击破之,固然大智大勇,但也实在说明诸戎鄙朴卤拙。这种情况,由汉至唐,有抑扬,有起伏,总体而言未见实质性扭转。故民族冲突、文化冲突,问题虽已出现,在中国却大致仅为肤受。即有所冲突,中国多半是压制者,纵有失利落败,也是暂时的。这基本格局,也在我们的心态上表现出来。汉族名称虽得之汉代,但很长时间中很少真正有“汉族”意识。民族观不如天下观,四海意识大于中国意识。当时提起“中国”,每每是无远弗届的“天下”。此种心态,到唐代登峰造极。今之俗论,喜欢以“开放”字眼形容唐代气象和文化,实则唐人的包罗万方,是因为没有或缺乏强烈的民族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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