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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历来我们从各种描写和叙述中得知，对自杀的崇尚，是日本人性情的一部分，甚至，是一种独有的文化，与生俱来、根深蒂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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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却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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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日本权威说，这种自杀倾向在日本是新近出现的。是否如此，很难判断，但是统计表明，近年来观察者往往高估自杀的频率。按比例来说，上一世纪的丹麦和纳粹前的德国自杀人数比日本任何时代都要高。[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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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特别指出，古代日本武士自杀，是“为了免受不名誉的死刑，按照朝廷的命令而自杀”，“近代的自杀则是主动选择死。人们往往把暴力转向自己”。[30]这实际上是说，日本的自杀现象有不同的历史形态，是随着历史变化而变化的观念，而并非我们所想的什么民族原始根性和心理倾向。具体而言，古代日本武士选择自杀，是在必死的前提下，因为自杀较之处死更有名誉而愿就前者，其实是不得已和被动的；而比较普遍的主动自杀，“是新近出现的”，亦即进入近代史之后才发生的现象。既如此，原因自然也应到新的历史现实中寻找，比如近代环境下，日本新的民族意识、国家意识、国民意识等。就此附带表示一点看法：方今著名而频仍的自杀式袭击，主要根源想必也源自现实悲情，试图解释为文化和宗教特性，多半会是一种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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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日本人、日本文化并无研究，但据说《菊与刀》乃是一部日本学名著，出于这一点，我愿意对它的表述予以信任。总之，当时一旦从中读到日本人自杀问题的如上讨论，很觉耳目一新、大异以往，而留下深刻印象。眼下，当我试图对明末士夫大批死节有所解释时，又油然想起它的启示，恍然觉得我们的思考，也该从一时一地跳出来，到中国历史更广范围去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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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哭：弘光列传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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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到的结果，颇引人入胜：一、依有朝代的历史来计，从夏到明，约历三千六百年，而显著出现这种现象的不足四百年，其余时间有个别例子而无群体行为。二、过去对死节现象作忠君的解释，视为后者衍生物，但历史实际与此对不上号，姑将有明确忠君论的春秋战国撇在一边，仅从“皇帝”制度建构以后算起，一千八百年左右，大部分时间忠君伦理都未形成死节的要求与舆论，虽然王朝更迭大大小小无虑数十次，什之八九并无普遍死节的情形。三、值得注意的，又有时间的先后——无独有偶，与自杀作为主动追求出现在日本相仿佛，死节之为中国士夫所尚，也是“新近出现的”，集中发生在中国王朝史的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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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间点，就是两宋之际。当这朝代先为金人所击走、后为蒙古人殄没时，士夫间都弥漫着不屈的气息，从而发生较为普遍的殉节。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垂史的文天祥，只是诸多赴义者中今天妇孺皆知的一个，而同类抑或更加决绝的事迹和人物，彼时层出不穷。比如张叔夜，战败被俘押往金国，行至宋金交界处的白沟（今河北），“驭者曰：‘过界河矣。’叔夜乃矍然起，仰天大呼，遂不复语。”[31]翌日自绝。南宋最后一战厓山失利，时年四十四的丞相陆秀夫，背负九岁幼帝赵昺，君臣蹈海。万斯同《宋季忠义录》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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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幼君曰：“陛下不可再辱。”拜，起抱幼君，以匹练束如一体，用黄金玺硾腰间，君臣赴水而死。[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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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情景，至今思之，百骸犹震。而此讯传出后，“后宫及诸臣多从死者，七日浮尸出于海十余万人。”[33]地方上情形也很惨烈，潭州（今长沙）城破前，“多举家自尽，城无虚井，缢林木者累累相比。”[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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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宋史》《宋季忠义录》等书，这种记载累盈于目。而鲜明对照的是，以前却只是偶见于史。屈原的例子固然很早了，然而自他忧国自沉以来，屈子格调一直也谈不上蔚成风气。欧阳修撰《五代史》，是官史单立《死节传》之始，而情况怎么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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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曰：“世乱识忠臣。”诚哉！五代之际，不可以为无人，吾得全节之士三人焉，作《死节传》。[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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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十国，仅得三人。次之，又有《死事传》，其序曰：“吾于五代，得全节之士三人而已。其初无卓然之节，而终以死人之事者，得十有五人焉。”[36]两者相加，拢共十八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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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统治者，竭力将事情内涵引向或限制于忠君层面，乾隆皇帝论其颁示《贰臣传》的理由说：“若而人者，皆以胜国臣僚，乃遭际时艰，不能为其主临危授命，辄复畏死倖生，颜降附，岂得复谓之完人？”[37]其实，揆之于史，这立论难以成立。照这标准，过往一多半朝代不合格，“为其主临危授命”者既寥寥，“畏死倖生，颜降附”的“贰臣”（改朝换代之际跨代而仕者）现象反倒十分平常。要是乾隆逻辑讲得通，我们只好认为历代多无忠君观念，这当然不是事实。不死节，不表示不忠君；或者说，忠君不必然要求死节。其道理正如欧阳修所说：“责士以死与必去，则天下为无士矣。”[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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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涉及对儒家忠君观的全面理解。儒家讲忠君，不是无条件的。君君、臣臣，君如君则臣如臣，倘若君不像个君、失了君道，臣子也可以使态度有所修正，以合于道。忠君，是感恩、敬业，食人之禄而敬人之事，但绝非吃人嘴软、拿人手短，受了你的好处就俯首帖耳、任凭驱策，士者还有自己的“道”，亦即关乎美恶、正义的理念。孔子说邦无道卷而怀之，孟子进而主张可以效伊尹的样子，对暴君予以放逐。历史上的改朝换代，往往是“汤武革命”，儒士一般不难于视为历史合理兴废欣然从之。搞明白这些关系，我们对古代虽讲忠君，大多数朝代并无轰轰烈烈死节情形，便不为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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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由既不在此，就要转而他求。怎么求？还是回到历史本身。其实，历史已给出足够明确的提示。这普遍的死节风气，只出现在两个朝代：宋肇其始，而明继于后。次而，将这两代加以分析，又见它们还有一重要共同点，即同作为汉族国家而整体地亡于蛮族入侵者。此一历史情境，是宋、明在历代王朝中独有的现实，又是它们的消亡较之一般改朝换代的迥异之处。抓住这一点，我们才触到了历史的脉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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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对中国历史情形作一番回顾。《三国演义》开篇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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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周末七国分争，并入于秦；及秦灭之后，楚、汉分争，又并于汉；汉朝自高祖斩白蛇而起义，一统天下，后来光武中兴，传至献帝，遂分为三国。[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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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虽小说家言，对王朝史的基本规律，却不失为要而不烦的概括。它总结的这个规律，直到宋初，基本是不错的。秦灭六国，为华族国家内部的统一；汉变三国，则为华族国家之内乱。余如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大致无逾乎这两种类型。但从宋代开始，上述规律突然消失或被打破，不再属于“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而进入一种新格局。这新格局是：汉族国家一再被外来蛮族所灭亡；再重建、再灭亡。从十世纪北宋起，到二十世纪的末路王朝清代，一千年来，没有例外。北宋为金所灭，南宋重建，又为蒙古所灭，明朝重建，复为满清所灭。明显地，中国王朝史在宋代迎来分水岭，步入了新的历史处境和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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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基本特征有二，一是民族冲突，一是文化冲突。过去，从周到宋朝初建为止，历史内容、主题不表现于此，而主要是华族自身文明发展，及随之而有的内部制度的冲突与更迭，我们可用“鼎故革新”一词予以标识。到宋末、明末，我们明显看到，原有主题虽继续存在，历史却增添了新的焦点，与外部民族、文化的冲突日益凸现，态势遽然严峻，而在相当程度上压倒原有主题，上升为中国的主要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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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以做一些更细致的发微，具体看看我们历史处境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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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这片土地的文明早期，蒙昩初开，谈不上“华夏”，也没有“中国”概念。大约经过夏、商两代一千年的孕育，到了周代，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开始形成带有一致性、系统性的华夏文明，同时，也有了“中国”和“蛮夷”的概念。之后多达二千年，华夏或中国文明，在亚洲大陆之东一枝独秀，“化外之民”远瞠其后；虽然“夷夏之辨”话语已经发生，但作为现实问题或威胁，尚不紧迫。如果我们从遥远的将来，为这态势寻其草蛇灰线，会在战国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故事中嗅到最初的气息，在秦大将蒙恬那里听到历史山谷传来了新的脚步声，最后在汉代见到胡马奔腾而至的景象。总之，大致就是这个时候，周边蛮族部落开始走出初民阶段，形成自己的民族并有所组织，人口亦繁殖渐盛，“对外问题”于是对中国提出。然而，那时诸蛮族究竟尚处极野放状态，仰天俯地，文明简陋，不足以抗拒大自然播弄，故东奔西突、忽聚忽散，甚至自生自灭。当其瞬间强盛，破坏性不可轻视，然无一持久，不足真正为中国之患，像班超仅以三十六人，纵横西域多国，而击破之，固然大智大勇，但也实在说明诸戎鄙朴卤拙。这种情况，由汉至唐，有抑扬，有起伏，总体而言未见实质性扭转。故民族冲突、文化冲突，问题虽已出现，在中国却大致仅为肤受。即有所冲突，中国多半是压制者，纵有失利落败，也是暂时的。这基本格局，也在我们的心态上表现出来。汉族名称虽得之汉代，但很长时间中很少真正有“汉族”意识。民族观不如天下观，四海意识大于中国意识。当时提起“中国”，每每是无远弗届的“天下”。此种心态，到唐代登峰造极。今之俗论，喜欢以“开放”字眼形容唐代气象和文化，实则唐人的包罗万方，是因为没有或缺乏强烈的民族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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