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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对中国历史情形作一番回顾。《三国演义》开篇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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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周末七国分争，并入于秦；及秦灭之后，楚、汉分争，又并于汉；汉朝自高祖斩白蛇而起义，一统天下，后来光武中兴，传至献帝，遂分为三国。[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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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虽小说家言，对王朝史的基本规律，却不失为要而不烦的概括。它总结的这个规律，直到宋初，基本是不错的。秦灭六国，为华族国家内部的统一；汉变三国，则为华族国家之内乱。余如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大致无逾乎这两种类型。但从宋代开始，上述规律突然消失或被打破，不再属于“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而进入一种新格局。这新格局是：汉族国家一再被外来蛮族所灭亡；再重建、再灭亡。从十世纪北宋起，到二十世纪的末路王朝清代，一千年来，没有例外。北宋为金所灭，南宋重建，又为蒙古所灭，明朝重建，复为满清所灭。明显地，中国王朝史在宋代迎来分水岭，步入了新的历史处境和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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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基本特征有二，一是民族冲突，一是文化冲突。过去，从周到宋朝初建为止，历史内容、主题不表现于此，而主要是华族自身文明发展，及随之而有的内部制度的冲突与更迭，我们可用“鼎故革新”一词予以标识。到宋末、明末，我们明显看到，原有主题虽继续存在，历史却增添了新的焦点，与外部民族、文化的冲突日益凸现，态势遽然严峻，而在相当程度上压倒原有主题，上升为中国的主要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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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以做一些更细致的发微，具体看看我们历史处境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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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这片土地的文明早期，蒙昩初开，谈不上“华夏”，也没有“中国”概念。大约经过夏、商两代一千年的孕育，到了周代，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开始形成带有一致性、系统性的华夏文明，同时，也有了“中国”和“蛮夷”的概念。之后多达二千年，华夏或中国文明，在亚洲大陆之东一枝独秀，“化外之民”远瞠其后；虽然“夷夏之辨”话语已经发生，但作为现实问题或威胁，尚不紧迫。如果我们从遥远的将来，为这态势寻其草蛇灰线，会在战国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故事中嗅到最初的气息，在秦大将蒙恬那里听到历史山谷传来了新的脚步声，最后在汉代见到胡马奔腾而至的景象。总之，大致就是这个时候，周边蛮族部落开始走出初民阶段，形成自己的民族并有所组织，人口亦繁殖渐盛，“对外问题”于是对中国提出。然而，那时诸蛮族究竟尚处极野放状态，仰天俯地，文明简陋，不足以抗拒大自然播弄，故东奔西突、忽聚忽散，甚至自生自灭。当其瞬间强盛，破坏性不可轻视，然无一持久，不足真正为中国之患，像班超仅以三十六人，纵横西域多国，而击破之，固然大智大勇，但也实在说明诸戎鄙朴卤拙。这种情况，由汉至唐，有抑扬，有起伏，总体而言未见实质性扭转。故民族冲突、文化冲突，问题虽已出现，在中国却大致仅为肤受。即有所冲突，中国多半是压制者，纵有失利落败，也是暂时的。这基本格局，也在我们的心态上表现出来。汉族名称虽得之汉代，但很长时间中很少真正有“汉族”意识。民族观不如天下观，四海意识大于中国意识。当时提起“中国”，每每是无远弗届的“天下”。此种心态，到唐代登峰造极。今之俗论，喜欢以“开放”字眼形容唐代气象和文化，实则唐人的包罗万方，是因为没有或缺乏强烈的民族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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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意识强化，必以激烈民族冲突现实为前提，创巨痛深之后方被唤醒。在中国，首先尝此滋味的乃是晋人。西晋灭亡，北方黄河流域为匈奴、羯、鲜卑、氐、羌等所盘踞，成为他们血拼争杀之地，此为中国遭蛮族蹂躏之始，史称“五胡乱华”。也正于此时，中国思想界首次提出了民族意识命题，江统《徙戎论》、顾欢《夷夏论》等，大概是我们最早从民族立场论述文化冲突的论文。同时，相应地发生祖逖北伐、桓温北伐等确实含了民族冲突意识的战争行为（与过去出于拓疆目的的边地战争不同）。所以，东晋这朝代，本身在中国历史上虽不具第一等的重要性，但就民族冲突这特定主题而论，却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有如序幕，将一千年后中国的焦点，做了预告和预演。但这预告和预演，划然而过。诸蛮族苦于未脱忽生忽灭的命运，其破坏力的瞬间发作，对中国更像是突遭火山地震一类的无妄之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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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直到了北宋。此时历史条件，再也不是先秦汉唐光景，“夷夏”双方，各自都发生了一些大的改变。一面，中国文明日臻精美，其附带的结果是，去质野益远。另一面，周遭新崛起的蛮族，既更多从当时人类文明平均水准得益，而早已不像它们千年前的前辈那么简陋，同时呢，较之“过度文明”的中国，又足够原始和野性。两相对照，中国对抗野蛮的能力在退化，后者反制文明的能力却增强。终于，汉唐模式一去不返，历史开始转入宋明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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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故事的情节特色，便是野蛮战胜文明。我们普遍将一句话信为真理：落后挨打。实则近代以前的人类史，刚好要颠倒过来：挨打的每每是先进。不单中国有金人、蒙元分灭两宋和满清灭明的例子，古埃及、古罗马、古印度被毁，亦庶几如是。个中道理，盖因在冷兵器时代，近代科技未曾发展起来并成为军事国防底蕴以前，文明之美盛一般都意味着武力下降。直到四百年前武器大革命为止，从青铜时代到宋明之际，不论物质和精神文明有何跃升，战争元素的改变微乎其微；二三千前何者为强，刻下依旧如此——主要视身体、蛮力及勇悍程度来定。显而易见，这种条件下，文明愈烂漫则武力反而愈衰退，就像咬文嚼字、耽于书斋的学者，之于风餐露宿、茹毛饮血的强梁，双方斗狠恃勇，压根儿不成其对手。所以在古代，骑射征伐之事，较文明民族比于较原始民族，很少不落下风。粗野少文的蒙古人，居然横扫欧亚大陆，将儒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三大文明均斩马下，在现代全不可想象，当时却很合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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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明而毁于野蛮、以先进而败于落后，是我们对宋明两代需要体会的重点。不用心这种体会，我们对宋明时的民族意识及其奥秘，做不到设身处地。一些现代中国人，因了1840年以来的感受，以为自己颇能懂得宋明的亡国之痛。殊不知近代史与宋明史，表面相似，其实差得很远。近代中国固为西方列强凌折，但对方却是更先进的文明；宋明之亡，完全相反，以茂美锦绣而遭野蛮愚昧的涂炭。这两种痛，如何同日而语？一个只是面子问题，一个却痛彻心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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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宋与蒙古、明与满清的反差之巨，我们从身边现实根本找不到恰当的类比。哪怕当今最最发达国家与最最落后国家之间，落差也到不了那种程度。篇幅所限，不能着墨过多，权借一语略事管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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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960年宋代兴起，中国好像进入了现代，一种物质文化由此展开。[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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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是有如和仿佛。在黄仁宇看来，一千多年前的宋朝，已去“现代”不远。然而，将这王朝的君臣活活逼至跳海的蒙古人，却连农业文明门坎也还不曾迈入。明朝和满清之间，差距不至于此，但亦足令人眙愕。嘉靖朝的外交官严从简，有《殊域周咨录》，记述了当时女真人的生活和社会情形。其诸部不一，略好些的“不专射猎”、“略事耕种”，有初步的农耕文化；较落后的则仍为“常为穴居”、“无市井城郭”的景状，乃至保持父母死后“以尸饵貂”或“亲死刳肠胃，曝干负之，饮食必祭，三年后弃之”之类野蛮习俗。[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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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这样的历史情境和历史现场，我们才可能谈论和评估宋末明末的思想感情。当其末路之时，成批成批知识分子义不欲生，这种现象，古人以他们自己的语汇，诸如忠信节义之类来表达，而越过这些字眼，举目前望，我们见到的是美善文明行将陨落和隳坏，黑暗、鄙陋、粗粝和蒙昧的逼近。今人或对陆秀夫身为大臣竟背负幼君纵身投海的行为愕然难解，但可以明了他对赵昺所讲的四个字：不可再辱。凡曾置身高度文明的人，对于野蛮的耐受力，都降至极低，表现脆弱。我想起了茨威格的例子。1942年2月22日，这位失去故国的奥地利犹太作家，偕妻在里约热内卢双双自杀。他于遗书中写道：“我向我所有的友人致意！愿他们度过漫长的黑夜之后能见到曙光！而我，一个格外焦急的人，先他们而去了。”[42]作为教养极佳、只能适应理智和文雅的绅士，他弃世时的心情，与宋明之季纷纷赴死的中国儒士或许不乏相通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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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哭：弘光列传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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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除了历史处境、主题的变化，也要谈道德。对于明代，道德的话题绕不过去，尤当涉及知识分子意识形态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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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我们先从一个甄辨讲起——至今许多人有误解，以为儒家思想在中国一直居文化领导地位。实际上，二千多年大致只有一半时间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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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儒家仅列“百家”之一。孔子屡梦周公，其学不行于世；孟子一生，基本在现实中扮演“反对派”角色，忙于争霸的国君也不能用其“王道”。秦，是法家的爱好者，它觉得“儒以文乱法”，于是报以“坑儒”暴行。魏晋间，领一时风骚的士夫，多视儒为酸腐而谑浪之。由隋至唐，文化烂漫，但儒家在其间纵非居于弱势，起码也在苦苦争取稍有利的地位，道、释两家权势都比它大，李姓皇室自命老子后代而崇道，武则天出于打压李氏目的则佞佛，儒家仅在官僚集团部分知识分子中拥有信徒，杜甫、韩愈是两个杰出代表，前者将诗歌创作用于诠释儒家精神，故称“诗圣”，后者文起八代之衰、排斥佛老、为儒家鼓与呼，但终唐一世，文化纷杂多流，无定于一端，儒家绝不享有文化领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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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而，直到我们眼下讲述的这段历史为止，儒家确居领导地位的，仅三个朝代：汉、宋、明。汉代初年尚非如此，从武帝用董仲舒起，儒家独尊。两汉之儒，筚路蓝缕，披荆斩棘，丰碑累建，中国之有学术实奠于此，吾族之称汉人、学问之称汉学，允当之至。但此后约七百年，汉代文化取向并未延续，否则也不会有“八代之衰”的喟叹。直到宋儒起来，汉儒衣钵才被传承。但随之又有蒙元百年截断和停顿，以“光复中华”自命的明人，理所当然大力弘扬、踵继宋学，如此二百七十余年，儒家终于稳居领导地位而不可动摇。满清的入主，虽属蒙元旧事重演，却记取了后者的教训，对儒学改歧视为崇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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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为儒家二千年简略沉浮史，从中我们看到，它对文化的绝对统治并不如何久远，严格说距今仅七个世纪。而这段时间，恰好与中国历史重心从“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模式移往“夷夏冲突”模式，相吻合、相平行。这绝非巧合。换言之，儒家的思想文化权威地位的确立，与新的历史主题同步，适应、满足、支持了汉族国家意识、民族意识的生长。我认为，它既是中国历史转型和“民族国家”形成的文化产物，也是这一过程明确的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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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人们将儒学在宋明的绝对统治，视为中国文化趋于封闭、僵化，活力、创造力消失，和所谓“封建性”因袭益重、气息益朽的迹象。此论的由来，是“五四”后对中国自身文化全盘否定，而当时所以觉得可以做此否定，又基于中国在现代性转型中完败于西方的事实——其实就是结果论，既然结果不好，文化就一定是坏的。如今我们知道，线性因果律逻辑，只有极少数情况下才能成立，很多事情，有其因而不一定有其果，知其果也未见得知其因。其实，针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现代批判，一开始就无关学术、学理，仅出于迫切的功利需要，即以快刀斩乱麻方式使中国开始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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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现代转型输给西方，是文化本身的问题，还是有特定的历史原因？西方的现代之路，是不是唯一和必由之路？如无意外干扰，以中国历史和文化原有轨迹，有无可能形成方案不同但殊途同归的现代之路?以我粗浅的了解，都有研究余地。我觉得，宋明之际，中国文化出现了重要异动，中国历史开始了明显有别于过去的叙事、篇章。宋代中国，发生了可能自春秋以来最重要的一次精神思想资源空前大整合，明代则在消化宋学成果基础上，酝酿具有未来意义的新精神格局。两代思想学术的活跃与兴盛，我个人认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大师、巨匠辈出，尤其是以学派为特色的思想探索和互动，乃“上下五千年”所仅见。哲学、文艺、史学、宗教、政治、伦理、历算、农学、地理、技作以至命理象数之学，中国所有文化积累，都于此时融汇贯通。而且不止是繁荣而已，更重要的迹象是，于多样化中表现出了超强的思想凝聚能力。理学的诞生，意味着中国第一次出现全国性思想体系。其他划时代思想事件如，儒、释、道在此时实现合流，这是中国精神文明一大进展，突出显示了宋明在文化上的化育力、再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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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个眼光，我们从宋明所见，恐怕就不是封闭、僵化，而是在新的历史处境和主题下，以明确的民族意识，构建纯正中国文化体系。借时下术语，宋明是中国“文化认同”的开端。我们发现，在大致相当的时段，中国所发生和经历的，也是欧洲的情形。宋明的复古与文艺复兴，历史内涵与性质十分接近；宋明理学（近年也称“新儒学”）亦如宗教改革之于欧洲，借解释学的方法和途径，对各自传统的核心价值，加以梳理和镀新；参考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论述，我们感觉，宋明理学与之有并行的精神向度，“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自奉必须俭约，宴客切勿流连……”[43]这些写在中国童蒙之书里的日常道理，清教徒们也许会觉得眼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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