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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汧、杨廷枢唱和诗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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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杨同为复社领袖，人生结局亦同，后者“清至不剃发。丁亥四月，时隐山中被执，大骂不屈”，然后被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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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五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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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五代史》，为正史单立《死节传》之始。宋代之于中国文化精神，有转折点的意义。中国历史的主要矛盾，自兹从原来的自身内部“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转到“攘夷尊夏”或曰文明与野蛮冲突方面，之后历次朝代更迭，要么是华夏沦亡，要么是民族复兴，二者必居其一。这时渐形其盛的“士与死”现象，将忠君伦理与文化冲突、民族悲情混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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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阶层是国家精神纽带，价值观变化将首先作用和体现在知识者身上。观宋明士风，敬事不懈、求笃致诚，标引道德、极重格调。那是先前所不见的样态，且一日甚似一日，南宋甚于北宋，明代复甚于宋代，以致终于有了海瑞那样的典型。这种人物，似乎只能属于明代，放到其他历史时期，都难免有失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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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宇称之“古怪的模范官僚”，用“个人道德之长，仍不能补救组织和技术之短”[44]概括他身上的内在矛盾。道理本身不错，但没有放到合适的时间来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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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和技术的建构，没法发生在道德之前；社会现实的改进，总是有赖思想层面的先期豹变，道德也是思想的一个方面。我们都认为法律比道德可靠，道德可以弄虚作假，法律是刚性规则、不易做手脚（其实不尽然）；所以，我们呼唤法治社会。不过，法律其实要以道德为先导，在不正确的道德下形成的法律，本身就可能是邪恶的；法律自古就有，显然曾有很多旧法因为错误或邪恶而被淘汰、废除，所以在更好的法律出来之前，实际上有赖道德的先行进化。欧美近世政法制度，就明显是先有新的伦理道德提出，再经社会革命和其他实践转化、落实为约定条文。启蒙思想者所谈平等、博爱，新教伦理所倡劳动、节俭、诚敬，都属于道德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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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尽管明代士夫“个人道德之长”，暂未“补救组织和技术之短”，也仍不失为中国历史的积极进取信号。至于“以熟读诗书的文人治理农民，他们不可能改进这个司法制度，更谈不上保障人权”[45]，此语若加之于彼特拉克、莎士比亚、伏尔泰，其实还不是一样，他们也不能辩驳。“文人”如果能够提供新的精神尺度，就已尽到了作用，改进司法制度、保障人权等，是留待社会加以解决的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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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况自万历间起，“个人道德之长”已经显现出了向干预社会现实方向伸展的趋势，开始与不公、不善、不合理制度发生冲撞（三案、党争），进而因为碰得头破血流，隐然产生革命的思想和愿望。《明夷待访录》，可算一个明证。有人这样评价它：“其中《原君》《原臣》《学校》诸篇，置诸洛克之《政府论》中可无逊色，较之卢梭之《民约论》已着先鞭矣。”[46]而黄宗羲的思考，在当时知识分子中并不孤立。我读过本文主人公徐汧之子徐枋所著《封建论》上下、《井田论》诸篇，觉得他和黄宗羲具体主张虽不同，但所关切的同样是中国如何找寻更文明、更善良的制度。可见“个人道德之长”，迟早总会带来社会进步的追求，它是历史弃恶扬善的温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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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还想额外谈一个问题。今天，我们普遍厌倦道德论调，确实，道德似乎成了遮羞布。罗兰夫人在法国大革命时期说：“自由，多少恶行假汝之名以行！”我们于道德二字，感受庶几近之。我们的厌烦，殃及了古人。说起明代道德厚重，大家每每想到“满口仁义道德，一肚男盗女娼”的名言。诚然，确有那样的事例与现象，我们前面也曾谈到一些。但此刻我想说，明代士夫在何种现实中砥砺名节，这一点人们谈得很不够。虽然帝王君主从来一路货色，虽然历朝历代各有其暴君，但像朱明王朝这样，昏君多如过江之鲫，却实属少见。它先后十多位皇帝，全无劣迹的只有建文帝，基本无劣迹的有洪熙（在位仅一年）、宣德、景泰、弘治四位皇帝。这五人的统治期，全部相加四十年，只占明朝二百七十九年历史的七分之一。其余诸帝，或暴虐或残忍或变态或昏聩或刚愎，不一而足。在他们治下，明代的惨狱酷刑为历代之最、阉祸登峰造极、酷吏凶顽巨星迭出。朱棣虐杀建文忠臣，令人发指，戮其本人不算，复辱其妻女、发为婢奴，甚而株连乡闾、村里为墟；朱厚熜视“刑不上大夫”、“士可杀，不可辱”为屁话，对胆敢抗旨的官员，当场打屁股，是为闻所未闻、明朝独创的“廷杖”；朱由校的镇抚司诏狱，赛过阎罗地府，惨死其中的东林诸君，个个身被重伤、血肉模糊、尸供蝇蛆、溃烂不可识……明代的士夫，是在这样的摧折中讲求操守，将胸间那口正气保持下来，以致山穷水尽时分，我们仍能见到徐汧、夏允彝、刘宗周等个人品质近乎完人的例子，其之不易，作为有“反右”、“文革”经历的当代人，我们应深有体会。近年因为当代文学和精神思想史研究，我考察过当代几十位重要文人和知识分子；两相对照，唯有默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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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哭：弘光列传 [:1706240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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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哭：弘光列传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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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写一写徐汧，现在显得比较明朗了。我们不是要表彰他的死，而是借他为例，追溯中国士阶层的精神史，认识一下中国知识分子曾经并不缺少的尊严和高贵。我要补充的是，挑选他来做这种呈现，还有一个原因，即他与徐枋之间的父子传承，这或是徐汧故事更能打动我的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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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赴死的决定，一开始徐汧就没有瞒着儿子。他的死亡准备过程，对儿子是公开的。但当徐枋要求从死时，徐汧阻止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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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酉陆沉之日，先君子日谋死所，顾呼枋而命之曰：“吾固不可以不死，若即长为农夫以没世，亦可无憾。”[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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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认有死的责任，但不是人人须死。他让儿子用另一种方式抗争：活着，做自食其力的人，终生不食清朝俸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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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枋用一生来践行父嘱。当年他二十来岁，之后，还有四十年的余生。这四十年间，前二十年遁迹山野、不入城市，后二十年坚卧土室、闭门扫却。长年“炊则无米，爨则无薪”[48]，“床床屋漏，几废坐卧”[49]；其子“衣无襟袖，两手瘒瘃，履穿不苴，足趾在地”[50]；自己三十来岁时，“须鬓亦半白矣”[51]。后为维持一家生计，不得不作画卖画。如今，这些遗墨已成艺术品市场炙手可热的奇货，然在徐枋当日，“近资笔墨，聊以全生”，“若欲求富，当不为此”，有的买家出于所购增值目的强求属名，遭到坚拒：“以避世之人不应以姓名笔墨流落人间”，“比年以来，物力日艰……故不得已而卖画，聊以自食其力而不染于世耳”，“卖者不问其人，买者不谋其面”。[52]不知今之徐枋书画购藏者，有几人不是出于价昂逐富，而能把它们视为中国文化一笔高洁的遗产？丁酉年（1657），鉴于孩子渐渐懂事，徐枋特作《诫子书》，订十条规矩。第一条“毋荒学业”（必须读书），第二条“毋习时艺”（不准研习八股，以杜绝仕事清朝），第三条“毋服时装”（不着满服），第四条“毋游市肆”（不预交际）……满纸令人肃敬惕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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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汧、枋父子，有死有不死，而死与未死，精神则一：都以一介书生，按照使命或本分，竭己所诚，稍效涓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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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者云何，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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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朱彝尊《静志居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第5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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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张泽《〈新刻谭友夏合集〉序》，《新刻谭友夏合集》，续修四库全书一三八五•集部•别集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3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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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朱彝尊《静志居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第5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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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计六奇《明季北略》，中华书局，1984，第6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