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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昌灞陵桥头，上刻“汉关帝挑袍处”六个大字，左侧两行小字：“总兵挂平贼将军印援剿总兵官后军都督府都督左施银十两 岁次庚辰中秋吉旦”，说明此碑立于崇祯十四年（1641）。俗谓碑文乃左氏遗墨，实则他目不识丁，写不了这样一笔字。碑中言之甚明，他仅为出资人而已。但此碑终究与左良玉存在直接关系，也算稀有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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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乖张，还体现在“反智”而又“足智”。《明史》本传一开始就评价他：“目不知书，多智谋。”好像格格不入——不知书何以多智？但他确将这两点集于一身。他纯属文盲，以至于有下面的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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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南不知书，所有文檄，幕下儒生设意修词，援古证今，极力为之，宁南皆不悦。而敬亭耳剽口熟，从委巷活套中来者，无不与宁南意合。[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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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下文人起草的文件，他休说读懂，听都听不明白。结果，来了个说书匠柳敬亭，半文盲，比他略强，写点什么错别字连篇，但没有关系，左良玉喜欢，认为水平远在文人之上。为什么？因为柳敬亭的言辞套路，都从“说部”中来。之乎者也左良玉听不明白，评书故事却不难入耳即懂，于是“无不与宁南意合”。黄宗羲对此忍无可忍，斥其“宁南身为大将，而以倡优为腹心，其所授摄官，皆市井若己者，不亡何待乎！”然而，黄宗羲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左良玉虽目不识丁，不读书、不看报、不学习，在明末赳赳武夫中却偏以多智著称。明军将领“肌肉男”多如牛毛，左良玉不是。他打仗不用蛮力，靠的是心眼儿、经验、审时度势和预见。崇祯十一年正月，左良玉大破张献忠于郧西，后者逃到南阳，效孙悟空灌江口“摇身一变，变作二郎爷爷”之计，全部换上官军旗号。左良玉赶到后留了心眼儿，不曾中计，躲过圈套。张献忠只得拔腿再逃，左良玉“追及，发两矢，中其肩，复挥刀击之，面流血，其部下救以免”。逃到谷城，张献忠情急再生一计，“请降，良玉知其伪，力请击之，文灿不许。”[26]入川作战，左良玉见识再次高出主帅一筹；当时，杨嗣昌认为要截张献忠后路，防止其掉头返回湖北，“促贼反楚，非算也”，左良玉指出，恰恰相反，“贼入川则有粮可因，回郧则无地可掠”[27]，应集中兵力正面歼之。此皆以智用兵之例。不但对敌，对朝廷、上司、友军，他同样工于心计。二千人起家，十余年间握百万之众，倘非深惟重虑，何以致之？其实，连他吃败仗，包括贻误军机，有时未必因为别的，而是过于黠慧狡狯的副作用，所谓聪明反被聪明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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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哭：弘光列传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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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方观察，他是难以一语括定的人。但围绕他，却经常各执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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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如清朝官方所修《明史》为他写的本传，看法是负面的。本来，左良玉与满清关系甚浅。虽然他从军之始在辽东，“发迹”（得任总兵）亦由松山、杏山对清作战，但大部分戎马生涯毕竟是“剿寇”。满清所以对他维持负面评价，应非出于“私仇”，主要是不满他的不忠王事。官史，都以弘扬忠君大伦为主旨，对左良玉这种公然叛逆之臣，裁以贬斥并不意外。不过，我们想借这机会谈谈官史的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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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来，一提到官史，普遍奉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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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对野史（私家史撰）则抱以疑薄。这是误区。首先，官史、野史的关系，远非所以为的那样悬隔。至少对《明史》我颇有把握说，它的修纂，大量采用了野史。康熙间史馆初开，即以两事为要，一是征鸿儒博学，一是征民间私撰，后者便是为修《明史》充实资料计。实际上，如果阅读积累较广，对《明史》某传某事，往往不难于指出其本自某某野史，甚至原样字句抄于后者的情况也很常见。以左良玉本传为例，“大凌河围急，诏昌平军赴援，总兵尤世威护陵不得行，荐良玉可代率兵往。已，恂荐为副将，战松山、杏山下，录功第一”，即出侯方域《宁南侯传》；“长身面，骁勇，善左右射”一句则径录自侯传，字字不差。其次，迷信官史之不可取，还因它出于满足自身意识形态需要，必对史事有所“笔削”，或加抹隐，或有捏合，总之要动些“手术”。比如，对重要的朱仙镇之役，本传就耍了不少滑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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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年四月，自成复围开封。乃释故尚书初荐良玉者侯恂于狱，起为督师，发帑金十五万犒赏良玉营将士，激劝之。良玉及虎大威、杨德政会师朱仙镇，贼营西，官军营北。良玉见贼势盛，一夕拔营遁，众军望见皆溃。……帝闻良玉败，诏恂拒河图贼，而令良玉以兵来会，良玉畏自成，迁延不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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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南侯传》则记其本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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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午，大出兵，与李自成战朱仙镇，三日夜而败。良玉还军襄阳。初，良玉三过商邱，必令其下曰：“吾恩府家在此，敢有扰及草木者，斩！”入城谒太常公，拜伏如家人，不敢居于客将。朝廷知之，乃以司徒公代丁启睿督师，良玉大喜踊跃，遣其将金声桓，率兵五千，迎司徒公。司徒公既受命，而朝廷中变，乃命距河援汴，无赴良玉军……卒不得与良玉军会。未几，有媒孳之者，司徒公遂得罪，以吕大器代。良玉愠曰：“朝廷若早用司徒公，良玉敢不尽死？今又罪司徒公，而以吕公代，是疑我而欲图之也。”自此意益离，遂往来江楚为自竖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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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几点不同：一、左良玉朱仙镇之败，本传作“一夕拔营遁”，侯传记述是记大战三昼夜后，左良玉才落荒而逃。二、本传“诏恂拒河图贼”的叙述，缺“朝廷中变”，“无赴良玉军”的背景；根据侯传（及《崇祯实录》《国椎》等），左良玉得到的消息本来是侯恂直接涖临左军，所以他特遣金声桓前往迎接，讵料朝廷中途变卦，改让侯恂在黄河北岸督师，阻其与左军相会。三、“而令良玉以兵来会，良玉畏自成，迁延不至”，叙述也是含糊的，倘依侯传，左迁延不至的原因是“司徒公遂得罪，以吕大器代”，亦即再召左良玉时，侯恂已遭解职，而代以吕大器；换言之，左良玉所拒奉的非侯恂之令，是吕大器之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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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夕遁”之说，以我读到的，应出《明季北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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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玉与自成相距于朱仙镇，麾下近二十万，郧抚王永祚在内，良玉在外，约为固守。一夕，良玉忽携大众遁去，城中遂不可守。[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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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传舍“三日夜”而就“一夕”，自然因后者较吻合全篇的左良玉形象定调，而从与左良玉史事的亲疏远近论，本来明显应首先考虑从侯传。况且，即便对计六奇的笔意，本传实际上也做了手脚。《明季北略》原文的“一夕”只有“某晚”的意思，改为“一夕拔营遁”，给人印象是，左良玉“仅一夜”就拔腿而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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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明史》定下的基调，左良玉该入“奸臣传”才对。但是它有些为难，因为“奸臣传”里有马士英和阮大铖，而左良玉恰恰是马、阮死对头，连兵变也打着讨马、阮的旗号。于是，只好将这棘手问题置之不顾，既不入左良玉于“奸臣传”，又把他写得与奸臣无两。在另一些人，同样为着这棘手的原因，很难面面俱到、自圆其说，也索性执于一端，顾头不顾腚。这些人，便是东林-复社分子或其同情者。他们因为左良玉乃唯一明确反马、阮的军事强人，而回护之，替他作种种辩护、遮掩，甚至是粉饰。东林大佬钱谦益称之“誓剜心肝奉天子”[29]；复社魁首杨廷枢认他“原不欲负朝廷者”[30]，张岱则说：“左宁南，真挚开爽人也，而为黄澍所弄。黄澍挟左帅而参士英，挟左帅而杀缇骑，挟左帅而传檄南都，挟左帅而称兵向阙。”[31]用一个“挟”字，开脱所有。入清后的龚鼎孳始终有“宁南情结”，念念不忘、爱屋及乌，把曾为其座上宾的柳敬亭炒作成“活着的传奇”……正是这些舆论，经过半个世纪的发酵，才促成《桃花扇》中那么一个英姿、悲情的左良玉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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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抚兵”、“投辕”、“哭主”、“草檄”、“截矶”中多次登场。与《明史》本传截然相反，孔尚任笔下左良玉不仅完全正面，甚至直追当代文艺“高大全”人物。他的开场诗唱道：“七尺昂藏，虎头燕颔如画，莽男儿走遍天涯。活骑人，飞食肉，风云叱咤。报国恩，一腔热血挥洒。”[32]外予张翼德之雄姿，内赋“一腔热血”之胸怀，真是忠勇俱全了。随后的“自报家门”，说“那李自成、张献忠几个毛贼，何难剿灭。只可恨督师无人，机宜错过，熊文灿、杨嗣昌既以偏私而败绩，丁启睿、吕大器又因怠玩而无功。只有俺恩帅侯公，智勇兼全，尽能经理中原，不意奸人忌功，才用即休，叫俺一腔热血，报主无期。”[33]都是旁人误国，他左良玉只能像岳飞那样空悲切。癸未（崇祯十六年，1643）左良玉曾移军东下，准备“就食南京”，当时南京兵部尚书熊明遇，请侯方域以其父名义，修书劝阻，此信即《为司徒公与宁南侯书》，《壮悔堂文集》卷三可见，信中说“阖门百口，将寄白下，喘息未苏，风鹤频警，相传谓将军驻节江州，且扬帆而前，老夫以为必不然”[34]，语气虽缓，而暗藏指责。此事凿然不疑，而《桃花扇》写到此，居然让收到信的左良玉含冤叫屈：“恩帅，恩帅！那知俺左良玉，一片忠心天可告，怎肯背深恩，辱荐保。”[35]“草檄”一折，安排了兵变发生前左良玉一段独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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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生大怒介]我辈戮力疆场，只为报效朝廷；不料信用奸党，杀害正人，日日卖官鬻爵，演舞教歌，一代中兴之君，行的总是亡国之政。只有一个史阁部，颇有忠心，被马、阮内里掣肘，却也依样葫芦，剩俺单身只手，怎去恢复中原。[跌足介]罢，罢，罢！俺没奈何，竟做要君之臣了。[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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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身正气，舍身成仁，犹在史可法之上，简直成了明末孤忠。及至九江吐血而亡，场上齐声献上一曲：“大将星，落如斗，旗杆摧舵楼。杀场百战精神抖，凛凛堂堂，一身甲胄。平白的牗下亡，全身首。魂归故宫煤山头，同说艰辛，君啼臣吼。”[37]歌颂他的忠魂飞向“故宫煤山头”，与崇祯皇帝聚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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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明史》左良玉传，还是《桃花扇》左良玉形象刻画，都说明了一点，即：假如人们只是专注于自己观点，会离事实多么远；抑或，如何不在惜客观。以至于它们明明描写同一个人，读者却无法在这个人身上找到共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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