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247901
1706247902
至是乃知，在徐枋那里，反清一事不是单纯的仇恨，也不仅出乎民族意识，而有历史的高度，核心问题是文明立场。这从他也屡次用“秦”来暗指满清，而获旁证。秦是中国王朝史内部的朝代，无关乎华夷冲突，不具民族对立意味，之所以是个负面象征，主要在于反文明特色。它为了自身权力稳固，燔毁了大量文化，禁绝民间言论、思想和著述，几致文明链条断裂（这种事，许多古代文明都实际发生了，如埃及、印度），所幸祚命短促，继起的汉代还来得及补救，经过两汉学者筚路蓝缕的辛劳，才使华夏文明回到复兴之路。秦代的教训，令人没齿难忘。所以，但凡提到反文明，历来知识者总以秦为喻。眼下，满清以陋瘠文明涂炭丰美文明，徐枋认为可谓嬴秦第二。《怀人诗九首》：“呜呼鲁仲连，屈强不帝秦。区区蹈东海，大义终能伸。胡然天帝醉，金苻被强嬴。”[91]这里的“秦”、“强嬴”，显然寓指满清。《题画松•之二》：“支离冰雪丹心在，偃蹇岩阿绿发茸。自是千年知汉腊，何曾一日受秦封。”[92]腊指礼仪，古时祭神称“蜡”、祭祖称“腊”。这里“汉腊”，意同“汉仪”。他以“汉腊”与“秦封”相对，表示文明的去从，他不可能接受和服从落后的文明。
1706247903
1706247904
对当时中国之变，黄宗羲曾以“天崩地解”来形容。无独有偶，徐枋笔下也出现“天崩地坼”[93]一词。这当然是巧合，却足证两人对于中国所遭现实，感受不谋而合，对中国未来，则抱同样的担忧。他们都是文明至上者；文明何去何从，是他们悲欣的主宰。因此，徐枋自比“怀南之鸟”，为文明的销铄放其悲音。
1706247905
1706247906
1706247907
1706247908
1706247909
《陶渊明像传》（局部） 元•赵孟
1706247910
1706247911
沿着夷齐传统而来的隐者之流，以往在中国文化里是自主精神的体现。从最早的代表许由、夷齐，到孔子时代的接舆、长沮、桀溺，到陶渊明，再到徐枋⋯⋯这伟大传统，源远流长，只是到当代才渐为轻蔑的对象。
1706247912
1706247913
1706247914
1706247915
1706247916
徐俟斋祠堂图
1706247917
1706247918
据罗振玉《年谱》，徐祠由门人潘耒（次耕）先生出资，于康熙三十九年建，址即徐枋旧居涧上草堂，以后又曾数次重修。
1706247919
1706247920
1706247921
1706247922
1706247923
野哭：弘光列传 [:1706240852]
1706247924
野哭：弘光列传 十二
1706247925
1706247926
不过我们得说，在徐枋身上，反清其实是个小题目。虽然他的以“隐”抗清，颇有特色，但跟众多颠踣亡命的志士比，终非可以大书特书的人物。然而这并不削弱他的意义，事实上他有更广的历史幅度，是超乎特定时代之上的。
1706247927
1706247928
他寄寓着古代士阶层一种“核心价值观”。他既从其中来，也经由个人实践而给以发扬，直至构成一个总结。
1706247929
1706247930
我们借《史记》说明这一点。《史记》体例，三足而鼎，曰本纪、世家、列传。本纪纪帝王，世家纪诸侯，列传“叙列人臣事迹”[94]。列传七十，今本为“老子伯夷列传第一”，这不是原貌。“老子、庄子开元二十三年奉敕升为列传首，处夷、齐上。”[95]李唐王朝自认老子后人，胳膊肘向里拐，把老子及其一派的庄子提到首位，而原本老庄与韩非“同传第三”。换言之，在太史公当时，七十篇列传开篇就是伯夷、叔齐故事。
1706247931
1706247932
其中包含两个主要情节。一是兄弟让位，夷、齐同为商代孤竹国君之子，父欲立叔齐，叔齐让长兄伯夷，伯夷以遵父命而不肯、逃走，叔齐则以长幼之序，也不肯、逃走，国人遂立孤竹君中子。二是等到武王伐纣，殷亡周兴，而夷、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96]，仅靠野菜充饥，直至饿死。
1706247933
1706247934
两件事迹，前者讲循礼义为人、不贪权利，后者讲对有违道义的现实不合作、拒绝。本来，殷亡实属不义自毙，周革其命却是以仁除恶。但在夷、齐看来，周的正义形象亦有瑕疵，他们有歌辞吟道：
1706247935
1706247936
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97]
1706247937
1706247938
似乎，他们思想竟和老托尔斯泰、圣雄甘地一路，是尽善至美论者，不认为所反对事物是恶的，便有理由采取恶的方式来反对。他们用这标准衡量周武王，觉得他用一种暴力推翻另一种暴力，还不知自己错在何处（“不知其非”），实在不值得赞美。为了秉持心中道义，他们拒食周朝生产的粮食，宁肯野菜充饥（野菜得之天地，与周朝无关）而一点点饿死。
1706247939
1706247940
夷齐故事，反映中国古代士阶层有极苛细的正义观、是非观。它不限于或满足于泛泛区分善恶，甚而对合乎正义大方向的事物，也究根刨底，考问正义是否裹挟着恶。
1706247941
1706247942
而更重要的，夷齐传统标识了士的独立意识。任何时候提到这传统，都是重申知识者应该保持独立品格。本来，夷齐反对的武王、周公，乃是儒家眼中“圣人”，从具体观点层面，儒家并不同意他们。但孔子和孟子显然都认为，跟坚持己见、独立精神、“适于义而已，不顾人之是非”[98]的品格比，观点不同不算什么。《论语》三次提到夷齐，表扬他们“古之贤人”、“求仁而得仁”[99]。孟子亦誉为“圣之清者”：
1706247943
1706247944
伯夷，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横政之所出，横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100]
1706247945
1706247946
古史讲“书法”，《史记》载述“人臣事迹”，选择两位弃隐者破题，就是一种“书法”，以伸张士阶层独立不倚，舍正义无所认、无所从，对逆天违道能够拒绝和不合作，甚至是敢于抛别的精神，认这精神有头等的重要性。
1706247947
1706247948
因此，沿着夷齐传统而来的隐者之流，以往在中国文化里，主要是自主精神的体现。从最早的代表许由、夷齐，到孔子时代的接舆、长沮、桀溺，到陶渊明，再到徐枋……这伟大的传统，不单源远流长，也从来被目为高拔、洁净品质。只是到了当代，隐逸才渐为轻蔑乃至负面对象。1959年，毛泽东《七律•登庐山》有句“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用陶渊明借喻对“大跃进”持怀疑或游离态度的人。更早，1949年有《别了，司徒雷登》批判伯夷：
1706247949
17062479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