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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时亨德尔的脸色却变得深沉，即便是他自己也被这部作品和一种恩赐震惊，就像上帝在梦中灵示一般。他羞愧地转过身，轻声说，轻得几乎听不见：“我更相信是上帝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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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后，两位体面的先生敲响了都柏林艾比大街一幢公寓的大门。伦敦来的尊贵客人，伟大的音乐家亨德尔在此下榻。他们恭敬地道出他们的请求：最近几个月，他们因亨德尔为爱尔兰的首都带来他的杰作而感到兴奋。在这片土地上，他们还从未听到过这样的音乐。他们又听说，亨德尔将在这里首演他的清唱剧《弥赛亚》，他们感到莫大的荣幸！亨德尔把他最新的作品首先奉献给都柏林，而不是伦敦。他们可以想见这部杰作即将获得的巨大收益。为此他们想请教以慷慨闻名的大师，他是否愿意将首演的收入捐献给他们所幸代表的一些慈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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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德尔善意地望着他们。他爱这座城市。它曾给他爱，打开他的心扉。他愿意答应，他笑着，并希望他们说出这笔收入将捐给哪些慈善机构。“救济牢狱中的犯人，”一位和善的白发先生说，“还有慈善医院里的病人们。”另一位补充道：“但是自然，这一慷慨的捐献只限于首演的收入，其余的，该归大师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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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亨德尔拒绝了。“不，”他轻声说，“这部作品我分文不收。我没想过要靠它换一分钱，我也从不亏欠他人。这部作品应该永远属于病人和犯人。因为我曾是病人，是这部作品让我重获新生；我曾身陷囹圄，是这部作品挽救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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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迷惑地望着亨德尔。他们并不完全明白他说的话。随后，他们表达了谢意，鞠躬退出房间，去把这个喜讯告诉所有都柏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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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2年4月7日是最后一次彩排的日子。只有两个主教堂合唱团成员的一些亲属允许旁听。为了节省，费舍阿姆布勒大街的音乐厅里灯光微弱。空落的座椅上稀疏坐着些准备倾听伦敦大师新作的人们。宽敞的音乐厅内昏暗而阴冷。但很快发生了一桩奇事，合唱刚由高亢转入低鸣，散座四处的人们就情不自禁地聚在一起，渐渐形成了一片黑压压的倾听和惊叹的人群。这种前所未有的音乐冲击对于单独一人来说太过强烈，它会将人冲走，摧毁。人们越靠越近，就像要用同一颗心倾听。就像一队虔诚的教徒，欣喜地倾听扑面而来的交织的声响中不断变化声音和形式的圣言！每个人都顺服在这种不可抗拒的强大力量和极乐中，被震摄，被袭卷。喜乐笼罩着他们，又渗透了每个人的身心。当“哈利路亚”第一次雷鸣般唱响时，一个人一跃而起，接着，其他人也跟着站起身来。他们似乎被一种力量攫起，无法稳坐。他们站着，好离上帝的声音更近，好向上帝表达仆人的肃然起敬。之后，他们走出教堂，挨家挨户地宣告，一部不曾存在的音乐杰作已经问世。于是整个城市沸腾了，人们兴致勃勃地期待着这部大师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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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天之后，4月13日晚，音乐厅门前人山人海。为了大厅里能容纳更多听众，女士们都没穿钟式裙，绅士们都未佩戴佩剑。七百人，从未有过的数字，济济一堂。演出前，人们纷纷传颂着作品的声望，但当音乐响起时，整个音乐厅却连呼吸声都听不见，倾听的人们越来越安静。接着合唱呼啸而来，所有的心跳都开始加速。亨德尔站在管风琴旁。他本想监督并驾御作品的首演。但现在作品已脱离他，他失去了它。他感到这音乐如此陌生，就像自己从未听过，从未写过，从未演奏过一样。他被卷入音乐的洪流。当最终的“阿门”响起时，他不禁张开嘴，加入合唱。他唱着，就像他在生命中从未歌唱过。但随后，当欢呼声响彻大厅时，他却静静地站在一旁，以免人们向他表达感激。因为该感谢的是上帝。他要感谢上帝的恩宠，赐予他这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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闸门已开。奔涌的音乐流泉冲刷年轮，生生不息。再也没有什么能让亨德尔屈服，再也没有什么能让这位复活之人消沉。尽管他在伦敦创建的歌剧院再次破产，尽管债主们再次四处逼债——他已真正站了起来。他能抵御一切不幸。六十岁的亨德尔迈着坦然的步伐，沿着作品的里程碑走自己的路。有人不断给他制造麻烦，但他知道如何出色地战胜它。岁月渐渐夺走了他的力量，他的双臂不再灵活，双腿因痛风而痉挛，但他仍以不倦的灵魂创作着。最终，他双目失明。在他写《耶弗他》时，他的眼睛瞎了。可他却用失明的双眼，就像贝多芬用失聪的双耳一样不断地创作着，不知疲倦、不可战胜地创作着。他在世间的成功越大，他在上帝面前就越谦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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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所有真正严肃的艺术家一样，亨德尔从不夸耀自己的作品，但他心怀感激地热爱着《弥赛亚》，因为它曾挽救他于深渊，因为他曾在这部作品中获得解脱。每年他都要在伦敦演出《弥赛亚》，每次他都将全部五百英镑的收入捐给医院里那些有待康复的人，救助犯人。他也要用这部曾经挽救他的作品同世间告别。1759年4月6日，病重的七十四岁的亨德尔再次站在柯文特花园的指挥台上。他，一个瞎眼巨人，站在那里，站在他的信徒中，站在音乐家和歌唱家中：他空洞的双眼看不见他们，但当乐器的巨大声浪向他袭来，当成千上万的欢呼声扑向他时，他疲惫的脸上绽放神采，充满光明。他挥舞着双臂，打着节拍，虔诚而认真地和众人一起合唱。他就像站在自己灵柩边的神父，为所有人的救赎祈祷。只有一次，当他喊出“长号响起”，当所有的号角齐声吹响时，他一惊而起，暗淡的双眼凝神远方，就像他已经准备好接受最后的审判。他知道，他已出色地完成了他的作品，已经可以挺起胸膛，走向上帝。朋友们激动地将盲人带回家。他们也感到这是同他最后的告别。他躺在床上，嘴唇微动。他想在耶稣受难日那天死去，他喃喃自语。医生们吃惊得无法理解他，因为他们不知道，正是在耶稣受难日，4月13日那天，一只有力的手将他推倒在地。也正是那一天，《弥赛亚》公演。那一天，他心中死去的一切重新复活。而他希望在他复活的那天死去，以便在复活的信念中走向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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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这唯一的意志的威力超越生，也超越死。4月13日，亨德尔已全无力气。他看不见，也听不见，庞大的身体像一具空洞而沉重的躯壳，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就像一个空心的贝壳能发出大海的轰鸣一般，他的内心轰鸣着听不见的音乐。这音乐比以往所有听得见的音乐都更奇妙，更神圣。音乐的波涛缓缓地从他虚弱的身躯中将他的灵魂熄灭，并托举它升入缥缈之中。一浪接着一浪，音乐永恒地回响在天地之间。第二天，复活节的钟声仍未敲响，亨德尔那终有一死的肉身最终安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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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Kastrat，17世纪至18世纪去势后的歌剧演员或歌唱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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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Kantata，篇幅短小的巴洛克时期的重要声乐体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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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群星闪耀时：十四篇历史特写 Das Genie einer Nacht一夜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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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赛曲（1792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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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2年。两三个月以来，法国国民议会一直踌躇不定：对皇帝和国王们的联合行动是战是和。路易十六本人犹豫不决，他既担心革命党人取胜后带来的危害，又担心他们失败。各党派意见不一。吉伦特派为保住权力，催促开战；罗伯斯庇尔和雅各宾派则要捍卫和平，以便他们从中夺取政权。形势日趋严峻。报界哗然。俱乐部内争执不休，谣言四起。公众群情激奋。而决断总能带来某种解脱，正如4月20日法国国王终于向奥地利皇帝和普鲁士国王宣战时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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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连数周，高压笼罩着巴黎，人心惶惶。边境城市更是如临大敌、骚动不安。所有宿营地都聚集了部队，每座村落和城市都配备了志愿军和国民军。到处都妥善地安设了碉堡。尤其在阿尔萨斯，人们深知，德法之间的首战将一如既往地在这片土地上打响。而莱茵河对岸的敌人和对手们却不像巴黎人那样含混不清，只限于言辞上的激昂雄辩，他们的现实状况看得见，感受得到。无论从加固的桥头还是在大教堂的塔楼上，人们都能清楚地看见逼近的普鲁士军队。夜晚，敌人的炮车迎风前行，武器铿锵作响，军号嘹亮地响彻在月光下悠然奔涌的河面上。所有人都知道，只要一句话，一声令下，普鲁士军队沉默的火炮口就会发出电闪雷鸣，德法之间的千年之战就会再次打响——而这次，则是一方以新自由为名，另一方以旧秩序为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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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2年4月25日，非比寻常的一天。驿站信使将宣战的消息从巴黎带到了斯特拉斯堡。人们马上蜂拥着从大街小巷走出家门，步入广场。战备部队一队接着一队行进着，准备接受最后的检阅。市中心广场上，市长迪特里希正在等待他们的到来。他身披三色佩带，挥舞着戴有帽徽的帽子，向士兵们致意。军号声和震天的战鼓提醒人们肃静。迪特里希大声地用法语和德语向广场上和城市中所有方位的人们宣读宣战书。他话音刚落，军乐团就奏响了第一支临时的革命战歌《这样就好》。这本是一首热情奔放、放纵轻佻的舞曲，但在即将出征的将士们有力的步伐中，它也具备了威严。接着，人群四散开去，带着被鼓舞的热情回到大街小巷的各家各户中。咖啡馆和俱乐部中到处都是振奋人心的演说，人们分发着以“公民们，武装起来！举起战旗！警钟已敲响！”这样的文字为开头的告示。遍布四处的演讲，所有的报刊和海报，所有人的嘴里都重复着有力而富有节奏的呼喊：“公民们，武装起来！让那些王冠下的暴君发抖！前进吧，自由之子！”每一次激昂的呼喊都得到了民众的热烈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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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和广场上，大批民众不断地为宣战欢呼。而与此同时，也有另一种微弱的声音因宣战而恐惧、担忧。只是这些人只能偷偷地在斗室中轻声低语或含含糊糊地索性沉默。天下的母亲们永远担忧外来的士兵会杀死自己的孩子。各国的农民也没什么两样，他们担忧自己的财产、耕地、茅舍、牲畜和庄稼。难道秧苗不会被践踏，家园不会被暴徒掠夺？难道劳作的田间不会血流成河？然而斯特拉斯堡市市长，贵族弗里德里希·迪特里希男爵却像当时法国最优秀的贵族们一样，准备全身心地投入到争取新自由的事业中。他只允许那些坚定而积极的声音发声，并有意将宣战的一天变为公众节日。他胸前斜跨着佩带，从一处集会赶往另一处，激励民众。他犒赏即将出征的士兵们红酒和干粮。晚上，他在他位于布罗格利广场的宽敞宅邸，为军官和重要的公职人员举行欢送会。自始至终，那热烈的气氛都带有庆功会的意味。将军们永远充满胜利的信念，坐于正席。年轻的军官们断定参战将让他们的生命充满意义，他们自由交谈，互相激励。人们挥舞着军刀，相互拥抱、碰杯，激情四溢地喝着上好的红酒，激动地不断重复着报刊和公告上那些大快人心的誓言：“拿起武器，公民们！进军！拯救我们的祖国！那些戴着王冠的暴君很快就会吓得发抖。现在，胜利的旗帜已经拉起，三色旗插遍世界的日子已经到来！每个人都必须为国王、为旗帜、为自由而全力以赴！”在这样的时刻，举国上下的民众对胜利的信念和对自由事业的渴望获得了神圣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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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话和祝酒间，迪特里希市长突然转向坐在一旁的一位名叫鲁热的要塞部队年轻指挥官。他记起这位虽不英俊却讨人喜欢的军官曾在半年前宪法颁布时，写过一首非常合意的自由颂歌，并马上由军团音乐家普莱耶尔谱了曲。事实证明，这部简单的作品朗朗上口，军乐队排练后，适合在正式场合演奏，也适合合唱队演唱。眼下正值宣战和出征之际，难道不正是再来一次类似的创作的好时机？于是迪特里希市长非常轻松随意地询问鲁热上尉（鲁热擅封自己为贵族并自称鲁热·德·利勒），就像请一个朋友帮忙，问他是否愿意出于爱国热情为出征的队伍写点什么，比如为明天去征战的莱茵军写一首战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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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热谦逊淳朴，从未把自己当作了不起的音乐家——他的诗歌从未被发表，歌剧也从未上演——但他知道，写一首即兴诗对他来说轻而易举。为了让这位高官和好友高兴，他答应了下来。是的，他会试试。“太好了，鲁热。”对面的将军举杯敬酒并提醒他，他得马上将写好的歌送到战地去。莱茵军正需要这样一首爱国主义进行曲。正说着，另一位又开始发表演说。接着又是敬酒，叫嚷，干杯。众人热情高涨的声浪很快湮没了这一偶然而简短的对话。宴会的气氛越来越亢奋，越来越喧闹，越来越疯狂。直至午夜过后，客人们才陆续离开市长的宅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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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是午夜以后。4月25日这激动人心的一天，斯特拉斯堡宣战的一天已经结束。4月26日其实已经开始。黑夜笼罩着千家万户。但这种肃穆只是错觉，因为全城仍兴奋地发着高烧。兵营里的士兵们整装待发。紧锁的店铺内，一些胆小怕事的人或许正从后门偷偷溜走。街上行进着一队步兵，脚步声夹杂着通信骑兵的马蹄声，接着又驶来沉重的炮车，单调的口令不断从一个岗哨传到另一个岗哨。敌人太近，太不安全。在这决定性时刻，全城人都激动得无法入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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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常兴奋的还有鲁热。此刻，他正踏上中央大道一百二十六号的旋转楼梯，步入自己简陋的房间。他没有忘记自己的承诺，尽快为莱茵军写一首战地进行曲。他不安地在自己拥挤的房内走来走去。该如何开头？如何开头？他脑海中仍旧充斥着各种公告、演说和祝酒词中激动人心的句子：“公民们，武装起来！……前进，自由之子！……消灭专制！……举起战旗！……”他也记得他听到的其他声音：为儿子担惊受怕的母亲们的声音，担忧法国的良田被外侵者践踏的农民们的声音。他几乎本能地写下两行。这两行仅仅是呐喊的回响和重复的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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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进，祖国的儿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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