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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列宁深知他的举动会引起轰动或受到挑衅，所以他尽可能公开行事。在他的委托下，瑞士工会书记弗里茨·普拉登前去和早就与俄国的政治流亡者交涉过的德国公使接洽并递交列宁开出的条件。列宁，这个不知名的小个子就像已经预料到自己即将获得威望一样——他绝不恳求德国，而是开出条件。只有满足这些条件，流亡者才接受德国政府提供的便利：德国政府必须承认车厢的治外法权。上下火车时不得检查人员及其证件。旅客需要按照正常价格自行支付旅费。不许强令他们离车，也不许任何人擅自离车。龙贝格部长向上级汇报了这些要求，一直递交到鲁道夫将军手里，后者自然完全同意，尽管在其日后的回忆录中，鲁道夫将军对他在人生中曾经做出的这一影响世界历史的决定只字未提。德国公使曾试图改变某些条款，但列宁的文件故意写得模棱两可，使得不仅俄国人，包括同行的拉德克这样的奥地利人也可以免受检查。像列宁一样，德国政府也很着急，因为就在4月5日这一天，美利坚合众国已经宣布对德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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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4月6日中午，弗里茨·普拉登收到了一则重要通知：“事情如期顺利进行。”1917年4月9日，下午两点半，策林格豪夫旅店内的一小群穿着破旧、手提箱篓的人出发去往瑞士火车站。他们一行二十人，包括妇女和儿童。男人中后来为人熟知的有列宁、季诺维也夫和拉德克。他们一起吃了简单的午餐。因为从《小巴黎人报》上获悉俄国临时政府有意将他们这些取道德国的旅行者看作叛国者而一起签署了一份文件。他们的签名粗犷有力。他们宣称他们本人对此次旅行承担全部责任并接受所有的条件。就这样，他们平静坚定地准备好了这次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旅行。他们到达火车站时并未引起任何注意。没有记者出现，也没有摄影师。在瑞士，没人认识戴着皱巴巴的帽子，穿着破旧的外套和一双可笑笨重的鞋子（这双鞋他一直穿到瑞典）的乌里扬诺夫。他夹杂在一群手提箱篓的男女中毫不引人注目。上了车，他默默地在火车上找到一个座位。这些人看上去和南斯拉夫、鲁提尼亚[56]或罗马尼亚的那些在苏黎世坐在木箱上休息几个小时后，从法国海岸远渡重洋的移民没什么区别。并不赞成这次行程的瑞士工人党没有派代表来送行，只来了几个给老家捎点生活用品、带去问候的俄国人，其中有几个还想利用这最后几分钟劝阻列宁放弃这“毫无意义又铤而走险的旅行”。然而列宁决心已定。列车员三点十分发出信号后，火车滚滚驶向德国边境戈特马丁根。这一刻起，世界的时钟改变了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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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群星闪耀时：十四篇历史特写 封闭的列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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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大战期间发射了数百万枚具有毁灭性威力的炮弹。这些由工程师们发明的炮弹力量巨大，射程极远。但在近代史上，却没有哪一颗炮弹能像这列火车一般影响深远，性命攸关。此刻，它正载着二十世纪最危险、最坚决的革命者们驶过瑞士边境，穿越德国，前往彼得堡，并将在那里摧毁时代的秩序。这枚非凡的炮弹此刻正停靠在戈特马丁根站台。二等和三等车厢内分别坐着妇孺和男人们。地板上用一条粉笔线区分了俄国人和两名陪同这些活体炸药的德国军官的领地。列车径直穿过黑夜，只在法兰克福站时突然跑来几个德国士兵，他们听说列车上有俄国革命者，还有几个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士企图和这些旅行者攀谈，但都被拒绝上车。列宁深知，在德国的土地上，他哪怕只跟一个德国人说上一句话，也会为自己招来嫌疑。到了瑞典后，他们受到热烈欢迎。他们扑向瑞典人的早餐桌，眼前的黄油和面包简直就像不可思议的奇迹。之后，列宁买了几件衣服和一双新鞋，换下了他沉重的矿工鞋。现在终于到了俄国边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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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群星闪耀时：十四篇历史特写 炮弹打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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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抵达俄国大地后的第一个举动充分展示了他的个性：他没有去见任何人，而是首先扑向报纸。尽管在他阔别俄国的十四年间，他没有见过一眼这片土地，没有见过国旗和士兵们的制服。意志坚强的列宁并没像他人一样流泪，或像妇女们那样去拥抱深感意外和震惊的士兵们。报纸，他先要看报纸，特别是《真理报》。他要看看他的《真理报》是否坚定地维护了国际主义立场。他愤怒地揉碎了报纸。不，不够坚定。报纸上依旧充斥着“祖国”或爱国主义这些陈词滥调，依旧没有足够体现出他纯粹的革命意志。他感到此刻正是他回来扭转乾坤，将自己平生的理想付诸行动的时刻，无论他将走向胜利还是走向失败。但他能实现这一切吗？他有些不安，有些忧虑。米留可夫难道不会在这座依然称为彼得格勒的城市逮捕他吗？尽管这座城市即将易名。前来车厢内迎接他的朋友们，加米涅夫和斯大林没有回答他的问题，或者不想回答。三等车厢内昏暗的灯光照耀下，他们只是露出神秘而奇异的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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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事实却做出了无声的回答。轰隆的列车徐缓驶进芬兰站，站前巨大的广场上已经挤满了成千上万名工人和携带各种武器的卫队，他们正在等候归来的流亡者。国际歌响彻广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这时走出来。这个前天还住在鞋匠家中的人，此刻被几百双手抓住并高举到一辆装甲车上。屋顶和碉堡上的探照灯光线集中照射在他的身上，他站在装甲车上，向人民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演说。大街小巷都在震颤。而不久就开始了“震撼世界的十天[57]”。第一枚炮弹即将打响。这枚炮弹将粉碎一个帝国，粉碎一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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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Duma，俄文音译，即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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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915年9月于瑞士齐美尔瓦尔德（Zimmerwald）村举办的全世界社会主义者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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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Ruthenien，今乌克兰或白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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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美国记者约翰·里德曾记载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后的十天俄国发生的变化。该通讯集名为《震撼世界的十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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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英明智慧却不够勇敢的人，如若遇到比自己更强大的对手，最聪明的做法莫过于回避此人，不动声色地静候转机，直至前路不修自平。马库斯·图留斯·西塞罗，罗马帝国的首位人文主义者、伟大的雄辩家、法律捍卫者，三十年来致力于效忠法律，维护共和国的利益。他的演讲被载入史册，文献成为拉丁语的基石。他怒斥叛乱者卡提利纳，揭露贪赃枉法的维尔列斯，抵制常胜将军们日益肆虐的独断专行。他的著作《论共和国》成为他所处时代中理想政体的道德法典。然而，强大的对手出现了。尤利乌斯·恺撒，这个西塞罗曾作为德高望重的长者毫无顾虑提携过的人，现在一夜间率领他的高卢军团成了意大利的主人。作为一名在军团中拥有至高权力的统帅，他只是伸了伸手，就握住了安东尼在聚众面前献给他的王冠。西塞罗曾徒劳地与恺撒的独裁统治抗衡，然而恺撒的军团在越过卢比孔河时就等于越过了法律。西塞罗也曾徒劳地试图号召最后的自由捍卫者们抵抗暴政，但事实再次证明，罗马军团比言辞更强大。智勇双全的恺撒获得了彻底的胜利。假如恺撒像大部分独裁者一样报复心强烈，他可能会在凯旋后随手将固执的法律捍卫者西塞罗除掉，或至少将他驱逐出法律保护的范围之内，但相比一切军事上的胜利而言，恺撒更看重自己的慷慨大度。他不带任何羞辱意图地饶过西塞罗这位手下败将一命，唯一的要求是他必须撤离唯独属于他恺撒的政治舞台。在这个舞台上，其他人只能扮演沉默而顺服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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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智者来说，再没有什么比远离公共生活，远离政治更幸运的事情。它驱使这位思想家和艺术家走出被野蛮行径或多端诡计掌控的不体面的世界，回归到他内心坚如磐石的不可触碰的世界当中。任何流放都会推动一位智者回归内心。西塞罗遭遇天赐厄运的时刻恰恰是他人生中最美好幸福的时刻。这位伟大的雄辩家已临近暮年，在不断的政治风暴和较量中，他很少有时间总结自己的创作。年过六旬的西塞罗在那个年代有限的空间中经历了太多尔虞我诈。他曾以坚韧的意志和卓越的智慧平步青云，斩获所有对一个外省人来说毫无机会，只能羡慕的唯独属于世袭权贵们的官职和荣耀。在公众中，他曾得到自上而下的厚爱。战胜卡提利纳后，他在元老院中的地位节节攀升，民众为他戴上花冠，他也被罗马的元老院荣称为“国父”。而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一夜间流亡，被同一个元老院问责，被同一群民众背弃。他失去了职务，失去了他辛劳赢得的荣耀。他曾在法庭上、在论坛上雄辩。他曾是军人，在战场上指挥罗马军团。他曾是罗马共和国的执政官，管理行政省。数百万塞斯特斯[58]经由他的手进账，再被他全部花光。他曾拥有帕拉丁山上最美的宅邸，又亲眼看着它变成废墟，被敌人焚毁成瓦砾。他曾撰写过重要的论文，作过堪称经典的演讲。他曾有过子女，又失去了子女。他曾勇敢，也曾软弱。曾经一意孤行，也曾卑躬屈膝。许多人赞赏他，许多人仇恨他。他性情易变，时而不堪一击，时而又光彩照人。总之，在那个时代，他是个极富魅力又令人恼怒的人物。从马略到恺撒，四十年风云变幻间的所有事件都与他不可分割地休戚相关。没有人能像西塞罗一样经历时代的风暴，世界的历史。只有一件事，一件最重要的事，他还无暇顾及，那就是回顾他自己的一生。为了追求功名，这个忙碌的人从来都没有时间安静地深思，并总结他的知识与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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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恺撒的篡权终于使他被排除在国家事务之外，终于给了他机会，有效地处理世界上最重要的事务——他个人的事务。西塞罗无奈地将论坛、元老院和帝国割让给独裁者恺撒。受尽打击的西塞罗对公众事务失去了兴趣，他已听天由命：唯愿有人能去捍卫那些把角斗士的格斗和表演看得比个人的自由还重要的人民的权利。对于现在的西塞罗来说，最重要的是去寻找，去发现，去发展内心的自由。六十岁的西塞罗第一次平静地思量自己，为了向世界证明，他曾影响它并为它而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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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天生的文人，他只是不经意地从书籍的世界陷入了政治世界的沼泽。现在，马库斯·图留斯·西塞罗要试图遵循他的年龄，依照他内心的爱好明智地安排生活。他从喧嚣的大都会罗马搬到了图斯库鲁姆，即今天的弗拉斯卡蒂，他隐居在位处意大利最美风光中的一所庄园内。葱郁的菩提树，缓缓延伸至坎帕尼亚平原连绵起伏的丘陵上，在一片幽静中，泉水淙淙作响。在广场、论坛、战营和旅途中忙碌多年的西塞罗，这位富有创造力和思考力之人，现在终于在这片幽静中敞开心扉。罗马，那座具有诱惑力又令人疲惫的城市远在天边，然而它又近在眼前，因为时常有朋友前来同他交谈，以获得思想上的启示。阿提库斯，他亲密的朋友，或年轻的布鲁图斯，年轻的卡西乌斯，有一次甚至来了一位危险的客人——大独裁者尤利乌斯·恺撒本人！尽管罗马的朋友们不能时常在身边陪伴，但他却被另外一些美妙而永远不会令人失望，顺从而沉默的交谈者们包围：书籍。马库斯·图留斯·西塞罗在他的乡间居所中建造了一座完美的图书馆，一座取之不尽的知识蜂房。希腊贤哲们的著作，罗马编年史，以及一些法典安置其中。和这些来自不同时代，操不同语言的朋友们在一起，夜晚不会寂寞，而清晨属于工作。学识渊博的奴隶总是恭敬地等候着为西塞罗的口授作笔录。心爱的女儿图利娅为他打理膳食。教诲儿子调剂了他的日常生活并总是为他带来新的乐趣。此外，他生活中最后的智慧：六十岁的他干了一件他晚年最甜蜜的傻事——他娶了一位比自己女儿还年轻的妻子。作为生活的艺术家，他不仅要从大理石雕像和诗句中获得美，还要以最感官最魅惑的方式享受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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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看来，马库斯·图留斯·西塞罗终于在他六十岁时回归了自我。他更多是一位哲学家，而不再是煽动者，是作家而不再是雄辩家；他是自己悠闲的主人，而不再是繁忙的人民公仆。他不再在广场上对峙那些被收买的法官，而是在他的著作《演说家》中为后辈阐明演说艺术的真谛。同时，他还在他的著作《论老年》中自我激励道，“一位真正的智者应当在晚年学会听天由命”。他那些最优美、最和悦的书信也来自这段宁静的岁月。纵然在他遭遇巨大的打击，他心爱的女儿图利娅过世时，他仍能以哲学的艺术抚慰自己：他写出了《论慰藉》，一篇迄今仍安慰着千万和他经历同样不幸的人们的随笔。这位昔日繁忙的雄辩家变成了一位伟大的作家。后人将这一切归功于他的流亡。在这安静的三年中，他为后世留下的遗著多于过去献身于国事所荒废的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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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过着哲学家的生活。每天从罗马传来的消息和信函几乎很少引起他的注意。他不再属于恺撒独裁的罗马帝国，而是成为了精神王国永恒的公民。这位人间的法律导师终于明白了每一位献身于公众事业的人都必将明白的苦涩奥秘，一个人无法长久捍卫公众的自由，一个人只能捍卫其内心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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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库斯·图留斯·西塞罗，这位世界公民、人文主义者、哲学家就这样度过了一个被神灵眷顾的夏天，一个硕果累累的秋天和一个意大利式的冬天。正如他自己所言：他已彻底远离尘世和政治的喧嚣。他不再关心他无须参与的博弈。他似乎完全沉醉在追逐文学成就的欲望中，唯愿成为隐蔽的文学世界的公民，而不再是那充满腐败和压迫，人人只听命于暴力的罗马共和国的公民。然而三月的某个中午，一位信使风尘仆仆，气喘吁吁地闯进他的寓所，通报了一则信息：独裁者尤利乌斯·恺撒在罗马议会上被刺杀身亡。说完，信使就扑倒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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