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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Sesterz,古罗马货币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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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Iden,古罗马历3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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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Scipio,即小西庇阿,古罗马统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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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Satyrspiel,古希腊悲剧三部曲演出后,作为尾声上演的荒诞笑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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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Centurio,罗马军团中的职业军官,领导百人队,负责训练和指挥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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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群星闪耀时:十四篇历史特写 Wilson versagt威尔逊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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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12月13日,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乘坐巨轮“乔治·华盛顿号”驶向欧洲海岸。亘古以来,还没有过哪艘船,哪个人,像威尔逊和“华盛顿号”这样,为千百万民众怀着巨大的希望和信任所期盼。欧洲各国间的浩劫已经持续了四年。数十万风华正茂的青年人互相杀戮,惨死在机关枪和大炮、火焰喷射器和毒气下。四年间,各国间涉及彼此的文字和言论,无非是些仇恨的秽言恶语,然而所有被蛊惑的激动情绪都无法遏制人们内心的秘密之音:这一切都荒谬无比,毫无道理。它败坏了这个世纪。民众们有意无意地感觉到,人类已经倒退到遥远的尚未开化的野蛮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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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从另一片大陆,从美国传来一个声音。这个声音清晰地穿越硝烟弥漫的欧洲战场大声疾呼:“永远停止战争。”永不制造纠纷。永远不再用陈旧罪恶的秘密外交,驱赶不知情、不情愿的民众去白白送死。要建立全新的更好的世界秩序。要“建立以民众赞同和人类有组织的意见支持为基础的法制”。令人震惊的是所有欧洲国家,一切说不同语言的民众都马上理解了这一呼吁。昨天还在为争夺领土和边界,为争夺矿产、资源和油田而无谓地征战,今天就突然袭来了一个崇高的、近乎神圣的声音:建立永久和平。建立法制和人道的弥赛亚之国。看来上百万人的生命没有白白付出,鲜血没有白流。一代人的受难似乎只是为了苦难不再降临人间。于是几十万上百万民众怀着绝对的信任狂热地响应着这个男人的呼声。他,威尔逊,将缔造战胜国与战败国之间的和解,缔造正义的和平。他,威尔逊,是另一个摩西,将迷途的各国带向新联盟的欢宴。几周之后,伍德罗·威尔逊的名字便具备了宗教般的、救世主般的力量。人们以他的名字命名街道、楼宇和子女。所有感到自己处于危急,受到歧视的人们都委派代表去求见他;来自五大洲的建议、求助和请愿信装满了成千上万口箱子,而有些箱子甚至被运到了驶向欧洲的轮船上。整个欧洲,整个世界一致要求这个男人,这个他们最后争端的仲裁官,来实现他们梦寐以求的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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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逊无法抵御这样的呼应。他在美国的朋友们劝阻他不要亲自出席巴黎和会。作为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他有义务留在本国,宁可远程领导谈判。但伍德罗·威尔逊不能被说服,因为对他来说,即便是合众国总统这样的最高职务也不能和他要去完成的使命相提并论。他不是要为一个国家、一片大洲服务,他要为全人类服务。他不仅要为此刻,亦要为更好的未来效力。他不愿目光短浅地仅仅代表美国的利益,而是以全人类的共同益处为出发点。因为“利益的博弈不会凝聚人类,只会离间人类”。他认为他必须谨慎地守望,以免军事家和外交家们再次掀起狂热的民族情绪。对于这些凶险的职业来说,人类的和解就是他们的丧钟。他必须亲自担当担保人,以迫使和会代表的言辞出于人民的意志而非出于领袖的意志。而这次和会,这次人类最终的最彻底的一次和会上所有的发言,都应当开诚布公地在世界面前宣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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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逊怀着这样的心绪站在轮船上,眺望雾霭中的欧洲海岸。它看上去既隐约又模糊,就像他心中的梦想。他梦想着未来民族之间能拥有手足般的情谊。他站得笔直。他是个身材魁梧的男人,面容坚毅,眼镜片后的一双眼睛锐利而清澈。亚美利加和盎格鲁式[63]的下巴微微前凸,丰满的嘴唇紧锁。作为基督教长老会牧师的儿子和孙子,他和他的父亲、祖父一样严肃而狭促。对于他们来说,世间唯一的真理就是他们所知道的真理。他身上既有虔诚的苏格兰和爱尔兰祖先的炽热情怀,又有着基督教加尔文派的奋发热情。信仰赋予这位领袖和教师[64]一种拯救罪孽深重的人类的使命。基督教殉道者和被视为异端的教徒们,为了信仰宁愿遭受火刑也不愿背弃《圣经》的执着始终影响着他。对于他这样一位学者和民主主义者来说,“人性”“人类”“自由”“和平”“人权”这些概念绝非冰冷的字眼。它们对他的父辈来说是福音,对他来说亦不是思想或抽象的概念,而是像他的祖先捍卫基督信仰一样,要去逐字逐句捍卫的宗教信条。他已为此斗争多时,而这一次,正如他眼前的欧洲大陆已愈发明朗一样,他感到这一次的斗争将是决定性的斗争。“无论我们达成一致,还是出现分歧,我们都要为新秩序而奋斗。”他这样想着,不由绷紧了浑身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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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很快,他严厉远眺的目光就柔和了起来。礼炮和旗帜已经在布雷斯特港口等待迎接他。他知道,这是按照规矩向盟国总统表达的敬意。但岸上那热烈的欢呼声却绝不是事先安排或组织好的迎接,而是全体民众如火般的热情流露。在法国,他乘火车经过的每个村落、每个农庄、每幢房子中都有人向他挥舞旗帜,就像挥舞着希望的火焰。千百双手伸向他,不绝于耳的呼喊声围绕他。当他乘车穿过香榭丽舍大街驶入巴黎时,街道两侧热情的人潮比肩接踵。巴黎人民,法国人民是欧洲各国人民的象征。他们叫喊、欢呼,他们将希望寄托在威尔逊身上。他已经越来越放松,脸上流露出自由、幸福、几乎陶醉般的微笑。他微笑着露出牙齿,向左右两侧的人潮挥舞他的帽子,就像对所有人致意,向全世界致意。是啊!他做得对,亲自前来。唯有活跃的意志才能战胜刻板的规则。难道不能、难道不该为了永恒的后世,为了全人类,创造一座如此幸福的城市,一个如此充满希望的人类社会吗?一夜的安静和歇息后,他将于明日开始,为这个世界梦寐了千年的和平事业而奔波,这一伟大的事业是尘世间每个人都想完成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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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急的记者们拥堵在法国政府为威尔逊安排下榻的宫殿前,拥堵在外交部走廊和位于克里荣大饭店的美国代表团总部里,形成了一支庞大的队伍。每个国家,每座城市都派来了自己的通讯记者,光北美就来了一百五十人。他们全部要求出席会议,出席所有会议!因为官方已经明确承诺了会议向全世界“完全公开”。他们听说这次和会将没有任何秘密,不会产生任何秘密协议。“十四条原则”的第一条就清清楚楚地写道:“公开的和平条约,公开地缔结。缔结后不得产生任何形式的秘密国际谅解。”秘密协议这种瘟疫所吞噬的生命比其他任何时疫都多。它必须被威尔逊的“公开外交”这一血清彻底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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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记者们失望地发现,他们的热情遭遇了令人尴尬的搪塞。他们被告知,他们可以参加大会并将会议记录——实则是将与会者针锋相对时的内容作了消毒处理的记录——全部公之于众。但是会议伊始尚不能提供任何信息,因为谈判流程首先要确定下来。失望的记者们隐约感觉到事情有些蹊跷。的确,发布消息的人没有完全说谎。威尔逊在“四巨头[65]”关于谈判流程的首次磋商中就感受到来自其他协约国的阻力:他们不愿意公开一切谈判,为此他们有一个很好的理由:所有参战国的文件夹和公文柜里都放着秘密条约,这些条约用于保障他们得到各自的赃物和战利品。这种肮脏的见不得人的勾当,他们或许只能在告解室中坦白。为了巴黎和会不至于刚一开始就丑闻连篇,有些事情必须先闭门磋商。事实上他们不仅在谈判流程上无法达成一致,他们之间还存在着更深的矛盾。两派的立场虽说一清二楚:美国是左派,欧洲是右派,但在这次会议上,他们不是要缔结和平条约,而是要缔结两种截然不同的和平条约。一种和平是眼下的一时的和平。战败国德国已经放下武器,要缔结结束战争的和平。另一种和平是未来无战事的永久和平。一种以陈旧的强硬方式达成,另一种则以威尔逊提出的全新的建立国际联盟的方式获取。究竟哪一种和平应当首先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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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在这一点上,观点针锋相对。威尔逊对一时的和平兴趣不大。确定边界,战争损失赔偿应当由专业人士和委员会以“十四条原则”中的内容为基础做出决定。这是一个小工作,次要工作,是专家们的工作。而各国政治首脑的任务则但愿是、也应该是创造新事物,实现一种改变,亦即联合各国,建立永久和平。双方都认为自己的意见急需讨论。欧洲成员国正色警告,四年战争后满目疮痍的世界无法数月之久等待和平,否则欧洲局势将混乱不堪。最现实的事情是首先解决边界和赔偿问题。稳定货币,恢复贸易和交通。让官兵们放下武器,回到他们的妻子和孩子身边。之后再让威尔逊计划的海市蜃楼在已经稳固的大地上绽放光芒。正如威尔逊心中对眼下的和平不感兴趣一样,克里孟梭、劳合·乔治和索尼诺[66]这些精明的战略家和实践家对威尔逊的要求也相当不以为然。他们出于政治上的考量,或部分出于对威尔逊的尊敬和好感,才对他的人道主义要求和理想表示赞同。因为他们能感觉到,一套不谋私利的论调对他们的国民具有的魅惑力和说服力。为此他们愿意通过某种删减或限制条款的方式来讨论他的计划。但首先应该以缔结与德国的合约的方式来结束战争,接着再谈国际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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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威尔逊也是个绝对的实践家。他深知拖延足以使一个生机勃勃的构想变得倦怠苍白,也知道该如何排除那些耽搁时间的令人生厌的质疑——仅仅拥有献身精神的人不会成为美国总统。他毫不屈服地坚持自己的立场:必须首先制定盟约。他甚至要求将盟约逐字逐句地写进与德国签署的和平协定。这一要求势必促成第二个冲突。对于欧洲成员国来说,将人道主义盟约写进与罪恶的战争元凶德国签订的协议中,无异于给了他们一笔他们不配得到的奖金。入侵比利时时,他们曾野蛮地践踏了国际法;霍夫曼将军还在波兰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的谈判中动用拳头,这些肆无忌惮的暴行都是卑劣的例证。他们要求,还是先用旧式硬币来清算战争赔偿,之后再谈论那套新理论。田野依旧荒芜一片,城市仍旧遍布残垣断壁。为了让威尔逊切身体会到这点,他们一再请求威尔逊亲自去看看。可是威尔逊这个“不切实际的人”却故意无视那片废墟。在他眼中,残破的楼宇就是建筑工地。他只有一个任务:废除旧秩序,建立新秩序。尽管他的顾问蓝辛和豪斯上校反对,他依旧毫不妥协地坚持他的要求,先制定国际联盟盟约,先讨论全人类事务,接着再说各国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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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十分激烈——最致命的是它浪费了许多时间。伍德罗·威尔逊灾难性的失败在于他并没有将他的梦想事先定稿明确下来。他所带来的盟约计划并未最终成型,只是初稿,仍需经过多次会议讨论、修改、润色、补充或删减。此外出于外交礼仪,他还必须在拜访巴黎后去拜访其他盟国的首都。威尔逊要去伦敦,要在曼彻斯特演讲,之后前往罗马。由于他无法出席会议,其他政治家也就没有真正的兴趣和热情去推进他的计划。巴黎和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之前的一个多月就这样浪费了。在这一个月中,志愿军和正规军随机在匈牙利、罗马尼亚、波兰、巴尔干半岛和达尔马提亚的边境发起了多起冲突。维也纳的食品短缺日趋严重。俄国令人担忧的局势日益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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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8日的首次全体会议理论上确立了国际联盟盟约作为总体和平条约的组成部分。只是盟约文件始终没有定稿,始终处在无休止的商讨中。文稿从一人手中传到另一个人手中,从一个政府转给另一个政府。就这样,时间又过去了一个月。这一个月的欧洲极为动荡不安。它愈来愈急切地渴望获得真正的实际意义的和平。1919年2月14日,停战后的第三个月,威尔逊终于递交了日后在巴黎和会上通过的盟约条款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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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再次为他欢呼。威尔逊的主张获得了胜利。未来的和平不再需要通过武器和暴力来保障,而是通过达成共识,通过对至高无上的公正的共同信仰来保障。离开他下榻的宫殿时,他被一片暴风雨般的欢呼声包围。他再次,也是最后一次带着自豪而充满感激的微笑环视了拥挤在他四周的民众。他感到这些民众背后还有其他民众,这灾难深重的一代人背后是未来的世世代代,他们将由于这份和平保障协议而永远不再遭受战争的摧残,永远不再遭受独裁政权带来的屈辱。这是他生命中最伟大的一天,也是他最后幸运的一天。因为第二天,2月15日,他就断送了自己的胜利。为了在重返巴黎签署最终的停战条约前先向美国的选民和同胞们呈上永久和平的“大宪章[67]”,他过早地离开了他取得胜利的战场,返回了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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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炮再次在“乔治·华盛顿号”驶离布雷斯特港口时齐鸣。只是欢送的人群已经稀稀拉拉,似乎此事已无关紧要。原先那种巨大的激情已在民众中渐渐消退,切盼救世主的心情也逐渐消失。就算在纽约,等待他的也不再是热烈的接待。没有盘旋在归乡轮船上的飞机,也没有风暴般的欢呼声。而在他的白宫办公室、在参议院、在国会、在他自己的党内、在民众中他也遭到质疑。欧洲因为威尔逊没有足够地推进而不满意,美国却因为威尔逊走得太远而不满意。对于欧洲来说,威尔逊还远远没有实现将互相抵触的各种利益结合为伟大而普遍的人类共同利益的目标。而在美国,他的政敌们已经在为下届总统选举宣称,威尔逊毫无道理地在政治上将美洲新大陆和不安定又反复无常的欧洲过分紧密地结合起来,违背了美国的基本国策,违背了门罗主义[68]。人们急切地提醒伍德罗·威尔逊,他不必成为一个未来的梦想之国的奠基人。他不该为别国思虑过多,而应当首先为那些出于他们个人意志选举他为美国总统的美国人着想。于是威尔逊不仅被欧洲的谈判搞得精疲力尽,还要开始与党内人士和政治劲敌较量。他不得不首先为他建造的令他自豪的、在他看来神圣而不容进犯的国际联盟大厦着想,为它的后门补嵌上一道墙。因为这个后门的危险在于,美国可能随时从国际联盟中撤离。假如美国撤离,这座威尔逊设计的永久性大厦的基石就会出现缺口,而这个缺口是招致大厦坍塌的致命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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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使威尔逊在欧洲和美国通过修订和限制条约贯彻了他的新人类宪章,他也只是取得了一半的胜利。为了履行另一半使命,他必须重返欧洲。此时,再次驶向布雷斯特港的“乔治·华盛顿号”上的威尔逊已不再像当初那样自信而踌躇满志。他眺望海岸的目光不再充满希望。由于短短几周内令人更为失望的局面,他苍老了不少,疲惫不堪。他的脸绷得更紧,表情严峻,紧闭的双唇流露出愤懑。左颊时常抽搐,预兆着积聚在他体内的疾病。陪同医生赶紧提醒他爱惜身体。但他知道,他正面临一场新的硬仗。贯彻他的原则比拟定原则更为艰难。但他已下定决心,决不牺牲任何一条纲领。要么全有,要么全无。要么永久和平,要么永无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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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已没有欢呼的人群。巴黎的街道上也没有欢呼的人群。新闻报道持冷淡和观望的态度。民众谨慎而充满怀疑。歌德的话似乎再次应验:“热情无法腌藏多年。”威尔逊没有及时在有利的时刻趁热打铁,而是任由他那理想主义的欧洲方案渐渐僵化。他离开巴黎的一个月内一切都改变了。劳合·乔治在他离开后便即刻向大会告假,克里孟梭在一起政治暗杀中中枪,两周无法工作。政治头目们争相挤进各委员会的议会大厅,谋取个人利益。而战争期间首当其冲从事过最危险勾当的高级军官们,曾明目张胆地用训词和决断肆意跋扈地让人俯首帖耳的元帅和将军们,此刻不可能心甘情愿地退出历史舞台。联盟盟约规定废除他们的权力工具——军队,要求“废除强制征兵以及任何形式的普遍强制征兵”,这已经威胁到他们的生存。这一抹杀他们职业意义的“永久和平”论调必须要么被消灭,要么将它逼进死胡同。他们威胁着要求以扩充军备取代威尔逊倡导的裁减军备,要求重新划分边界并得到国际间的保证,而不是像威尔逊说的那样寻求超越国界的解决方案。国家的富强不是靠十四条不切实际的原则,而是靠武装自己的军队,解除敌人的武装来实现。这群军国主义者的背后还有一群企图保障自己的军工企业正常运转的工业集团代表和打算在战胜国赔偿中捞取利益的中间商。外交官们左右为难,各反对党都想为自己的国家多赢得一片土地而暗中要挟他们。他们只好派人诱导多方舆论,使得所有的欧洲报纸都协同美国媒体,所有的语言都齐声报道:威尔逊以他不切实际的幻想延缓了欧洲和平的到来。他那值得称道的充满理想主义精神的乌托邦,妨碍了欧洲的稳固。现在不能再出于对他道义上的感激或出于超越道义的敬重而继续浪费时间。假如不立即缔结和平条约,欧洲将陷入一片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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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这些指责不无道理。时间在欧洲民众和在为了未来的世世代代做打算的威尔逊眼中,具有完全不同的度量方式。对于实现威尔逊的千秋大梦来说,四五个月并不算长。但这几个月却足以让东欧各路来路不明的势力组成的志愿军四处征战,占领领土。接壤区域混乱不堪,边境城市不知归谁所属。停战四个月后的德国和奥匈帝国代表团仍无人接待。边界尚未划清使得民众焦虑不安。政治局势转变的征兆清晰表明,明天是匈牙利,后天就是德国,他们都会出于绝望,将自己托付给布尔什维克。外交官们急迫地要见到结果,要见到一纸合约,无论是否公正,先要扫清阻碍签订合约路上的一切障碍:而第一个障碍就是不幸的国际联盟盟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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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逊回到巴黎的第一时间,就有充足的证据向他证明,他三个月前创建的一切,在他缺席的一个月间已经遭到暗中破坏,面临瓦解。福熙[69]元帅几乎已经成功地将国际联盟盟约从和平条约中删除。威尔逊在这一决定性时刻下定决心,绝不后退一步。3月15日,回到巴黎的第二天,他就通过报刊正式宣布:1月25日的会议决议依旧有效。国际联盟盟约是和平条约的基本条约。这一澄清首次还击了那些试图不以盟约为基础,而是以旧式秘密合约为基础与德国签署条约的盟国。威尔逊总统现在完全清楚,正是那些曾经郑重其事地发誓要尊重民族自决权的几个大国妄图牟利。法国要得到德国的萨尔地区和莱茵地区。意大利要得到阜姆[70]和达尔马提亚[71]。罗马尼亚、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都想得到属于自己的战利品。假如威尔逊不加以反驳,巴黎和会将再次以拿破仑、塔列朗[72]和梅特涅[73]的曾经遭到公开谴责的方式,而不是按照他的被巴黎和会郑重通过的原则缔结和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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