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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抹大拉的马利亚（Maria Magdalene），《圣经》中的人物。耶稣治好了她的病，她从此成为耶稣的忠实信徒。也有人认为，抹大拉的马利亚是耶稣的妻子，两人还育有一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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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希罗多德（Herodotus，约前484年—前425年），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作家，他把旅行中的所闻所见，以及第一波斯帝国的历史记录下来，著成《历史》一书，成为西方文学史上第一部完整流传下来的散文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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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为纪念耶稣在星期五为人类受难而被钉死，天主教规定每星期五守小斋，禁食热血动物的肉和肉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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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其中对马里奥·苏亚雷斯进行了两次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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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亚历山大·帕纳古里斯的昵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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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人物采访记Ⅰ 亨利·基辛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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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基辛格，户籍登记姓名为海因茨·阿尔弗雷德·基辛格，于1923年5月27日出生在德国的菲尔特。1938年，由于纳粹分子对犹太人的迫害，他与家人一起离开德国，定居纽约。1943年成为美国公民。就读于哈佛大学，在国际事务领域的学习中表现杰出。他曾为联邦政府的很多机构提供咨询，又作为自由倾向的共和党人步入政界，从此青云直上。1972年11月，接受奥里亚娜采访时，他担任尼克松政府的国务卿。后经证实在水门事件中丝毫未染，因而在福特政府继续就任国务卿，在美国的对外政策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直至1977年。之后，他继续活跃在美国和世界的舞台上。2006年11月25日，在接受意大利电视一台詹尼·廖塔的采访中谈到奥里亚娜·法拉奇时，他说：“她是一位伟大的意大利女性。（在采访中，我的回答）实质上是准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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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人物采访记Ⅰ 这个人太著名，太重要，太幸运了。他被人们称为超人、超级明星、超级德国佬。他拼凑自相矛盾的联盟，签订无法实现的协议，使世界像他在哈佛大学的学生那样为之屏息。这是个不可思议的、难以理解的、实际上是荒唐可笑的人物。他可以在他想见毛泽东时就能见到，在他想去克里姆林宫时就能进去，在他认为合适的时候叫醒美国总统并进入总统的房间。在这个50岁、戴着黑边眼镜的人面前，詹姆斯·邦德的那一手黯然失色。此人不像詹姆斯·邦德那样开枪、斗殴或跃上奔驰着的汽车，可是他能建议发动战争或结束战争，他自认为能改变甚至已经改变了我们的命运。那么，这个亨利·基辛格究竟是何许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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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记载其他历史要人的书一样，也有不少关于他的书。《基辛格和弄权》记述了他的政治和文化生涯，这本书是一个曾同他一起在大学任教的人出于对他的钦佩而写的。《亲爱的亨利》则专门颂扬他的富有诱惑力的才华，作者是一位爱慕基辛格的法国女记者。基辛格从来不愿与他那位大学里的同事讲话，也从来不愿与这位法国女记者睡觉。一提起这些作者，他就做一个表示厌烦的鬼脸，并扬起他那肥实的手，打一个表示否定的手势：“什么也不懂”，“没有一点是事实”。他的自传倒是一部可供研究的著作，读它的人都会对他感到敬佩。众所周知，亨利·基辛格于1923年生于德国的菲尔特，父亲叫路易·基辛格，是一个中学教师，母亲叫葆拉·基辛格，是家庭妇女。他的祖先是犹太人，亲戚中有14人死在集中营里。1938年，他同他的父母和弟弟瓦尔特一起逃往伦敦，后来迁居纽约。那时他才15岁，名叫海因茨而不叫亨利。当时他一个英文单词也不认识，但很快就学会了英语。父亲在邮局当职员，母亲开了一家糖果饼干店。他以优异的学习成绩进入哈佛大学，并以满分毕业于该校。他的毕业论文的题目是论斯宾格勒[1]、汤因比[2]和康德。毕业后，他留校当教授。21岁时去德国服役，被编入一支由通过考试选拔的青年组成的美军部队。这是一支精英云集的队伍，其成员都聪明过人。因此，基辛格尽管初出茅庐，却被委派去组织克雷菲尔德市政府，那是一个毁于战火的德国城市。就在克雷菲尔德，基辛格对政治产生了热情。这种热情使他后来逐步成为肯尼迪和约翰逊的顾问，继而成为尼克松的助手。人们把他看做美国的第二号人物不是偶然的。但是，也有人认为不仅如此，就像在我采访他前后那些日子里流传于华盛顿的说法那样：试想，要是基辛格死了会发生什么事情，理查德·尼克松会成为美国的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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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称他为尼克松思维的保姆，给他们两人杜撰了一个刻薄但却形象化的姓：尼克辛格。总统离不开他，做每一次旅行，参加每一项仪式，出席每一次正式宴会，度每一个假期，都把他带在身边。特别是每当要作出决策的时刻，更少不了他。要是尼克松作出了使周围的人目瞪口呆的去北京的决定，那是基辛格使他产生这个念头的；要是尼克松为缓和东西方关系决定去莫斯科，那是基辛格的建议；要是尼克松决定抛弃阮文绍而与河内签约，那是基辛格说服他走这一步的。基辛格的家就在白宫，当他没有出去当大使或密使，没有当国务卿，也没有去签订什么协议时，他一清早就进白宫，直到深夜才离去。他甚至把换下来的脏衣服也装在纸袋里从容地带进白宫，但谁也不知道他送到哪里去洗（也许是送到总统的私人洗衣房里）。他经常在白宫吃饭，但不在那里睡觉，因为不能把女人带进去。他已经离婚九年了，他的风流韵事被精心地编成神话，但是很多人并不信以为真。无论是演员、戏子、歌星、模特儿，还是制片人、记者、舞女、女财主，他都喜欢。然而对此抱怀疑的人认为他谁都不喜欢，认为他所以这样行事只是为了耍花招，因为他知道这样能增加他的魅力，使他更有名望，杂志上会更多地刊登他的照片。就这个意义来说，基辛格是在美国被人们议论得最多、最出风头的人物。他戴的那种近视眼镜，他的那种犹太人的小卷发，他身上那种灰色西服和蓝色领带以及那种讨人喜欢的假天真的神态，一时都成了时髦，人们争相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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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他所取得的无与伦比的成就一样，此人一直是个谜。由于这个谜，他使人难以接近，难以理解。他不接受单独采访，只在官方记者招待会上发言。因此我可以发誓说，我至今还没有弄明白，为什么他在接到那封我并不抱任何幻想的信以后三天就同意接见我。据他说，那是因为他读了我1969年2月在河内采访武元甲的访问记。也许是这样。但是在他表示了那个意外的“同意”之后，他又改变了主意，提出了接见我的下列条件：他在接见中将什么也不告诉我，而我得讲话，他将根据我所说的来决定是否接受我的采访。最后，他答应安排时间。1972年11月2日，星期四，他如期在白宫接见了我。他气喘吁吁地向我走来，板着脸对我说：“早安，法拉奇小姐。”然后，还是板着脸把我让进了他那陈设华丽的书房，那里到处放着书籍、电话、纸张、抽象派的画和尼克松的照片。进去以后他竟忘了我的存在，背着我，开始阅读起一份打字稿。我站在房间中央感到有点尴尬，而他始终背着我念他的打字稿。他这样做既愚蠢又不礼貌，但是这种局面倒使我有机会在他研究我以前先把他研究一番。我发现他毫无诱人之处：粗壮的矮个子，顶着一个羝羊般的大脑袋。我还发现他并不从容自如，并不那么自信。在跟对手打交道之前，他需要一些时间作临场准备，需要凭借他的权势来壮胆子，其结果是表现得极不礼貌。这是怯懦者的经常表现：色厉内荏。也许他本来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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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读完了那份打字稿以后（从他所花的时间来看，他读得相当仔细和用心），转过身来请我在长沙发上坐下，自己则坐在旁边一张比沙发高的安乐椅上，居高临下，开始向我发问，口气像一位教授在考问他所不信任的学生。这很像我在佛罗伦萨的伽利略中学读书时的数学物理教师。我恨那个人，他镜片后面那嘲弄人的眼睛紧盯着我时，我感到害怕，但他却以此为乐。甚至和那位教师一样，基辛格也有一个男中音的嗓音，准确地说是带喉音的嗓音。还有他坐在那里的姿势：靠着椅背，右臂抱着扶手，跷着二郎腿，以致上衣紧绷绷的，随时有绷掉纽扣的危险。如果他这时要使我局促不安，那是很容易做到的，因为学生时代的情景像噩梦似的浮现在我的眼前，以致我在回答他的每一个问题时都感到担心：“上帝，我答得上来吗？要是答不上来，他会让我留级的。”向我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武元甲将军的：“就像我对您说过的那样，我从来不接受单独采访。这次我考虑接受您采访的原因是我读了您关于武元甲的访问记。很有趣，武元甲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提问的口气使人感到他似乎没有多少时间，于是我不得不简要地回答：“我觉得他是个法国势利眼，既和蔼，又傲慢，归根结底是个像下雨天那样令人讨厌的家伙。会见武元甲与其说是一次采访还不如说参加了一个大会。我毫不感兴趣，但是他对我讲的话可是千真万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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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美国人面前贬低武元甲几乎是对他的一种侮辱，他们都对他怀有好感，就像三十年前对隆美尔一样。“法国势利眼”的提法使他不知所措，或者他并没有听明白；“像下雨天那样令人讨厌”的说法使他不安，他知道自己也有惹人讨厌的特征。他的蓝眼珠里两次闪着敌意。给他打击最大的是我说武元甲所作的预言都准确无误。他打断我的话，问道：“为什么？”我说，因为武元甲1969年所作的预言在1972年成为现实。“有什么例子？”我告诉他，例如，他说美国人将逐步从越南撤出去，最后放弃这场使他们花钱越来越多并即将把他们引向通货膨胀边缘的战争。他的蓝色的眼珠又转动了一下：“您认为武元甲对您讲的最重要的是什么？”我告诉基辛格，武元甲谈到了新春攻势，并把这次攻势完全归罪于越共。这一次他没有评论，只是问道：“您认为是越共发动的吗？”“也许是的，基辛格博士。连孩子们都知道武元甲热衷于用坦克发动隆美尔式的进攻，实际上复活节的进攻就是采取隆美尔式的……”“但是他失败了！”他抗议道。“他真失败了吗？”我反驳说。“哪一点使您认为他没有失败？”“基辛格博士，您同意签署了一份阮文绍不喜欢的协定。”为了从他那里得到一点消息，我假装漫不经心地说道：“阮文绍是不会让步的。”他上钩了，说：“他会让步的。他应该让步。”接着他集中谈论阮文绍，这是一个危险的话题。他问我对阮文绍的看法。我说我一向不喜欢这个人。“为什么您一向不喜欢他？”“基辛格博士，这一点您比我清楚，您曾经费力地与他打过三天交道，应该说是四天交道。”他表示同意地叹了一口气，并做了一个鬼脸，这一点很令人惊讶。基辛格是一个能出色地控制自己脸部表情的人，很少会让嘴唇或眼睛流露出他的想法和感情。但是在这第一次会晤中，不知道为什么，他没有约束自己。每当我表示反对阮文绍时，他都点头表示赞同或会心地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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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完阮文绍后，他问我对阮高其[3]和杜高智[4]的看法。他说前者软弱无能，而且说得太多；对后者他表示很遗憾，不认识他。“他真是一位伟大的将军吗？”“对，”我肯定地说，“他是一位伟大的将军，一位勇敢的将军，是我所见到的唯一参加前线作战的将军。我想，正是这个原因，他们把他暗害了。”基辛格假装惊讶地问道：“被暗害？！谁暗害他？”“基辛格博士，当然不是越共。直升机的坠毁不是因为被迫击炮击中，而是有人破坏了推进器。显然阮文绍不会对此事感到伤心，阮高其也不会。当时杜高智已经逐渐成为传奇式的人物，而且他对阮文绍和阮高其都很不满意，在我采访他时，他还对他们进行了无情的抨击。”我的这个回答比我后来批评南越军队更使他不安。他问我最后一次在西贡时看到了什么。当我回答说看到一支分文不值的军队时，他露出了不知所措的表情。我可以肯定他是在演戏，于是我开玩笑地说道：“基辛格博士，您是世界上消息最灵通的人士，不应该依靠我来提供这些消息吧？”但是他没有听出这是在讽刺他，继续向我提问，似乎我的判断决定着宇宙的命运，好像缺了我的看法他就无法生存下去。他知道如何巧妙地使用手腕向别人谄媚，也许我应该说这是他的外交手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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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的会见进行了15分钟以后，我开始后悔接受这个我要采访的人对我进行的荒唐的反采访。此时，他把越南问题暂时搁在一旁，像一名热心的记者那样，问我哪一位国家元首给我的印象最深刻（他喜欢用“给以印象”这个动词）。我顺从地给他开列了一个名单。他首先同意我对布托的看法：“非常精明，非常能干。”他不同意我对英迪拉·甘地的看法：“您真的喜欢英迪拉·甘地？”他没有再说别的话，也不想为自己的错误开脱：他在印巴冲突中替尼克松作了一个错误的选择，站在战争中失利的巴基斯坦一面来反对得胜的印度人。在谈到另一个国家元首时，我说，我感到他并非绝顶聪明，但我十分喜欢他。基辛格说：“聪明不足以使人成为国家元首。对一个国家元首来说，必须具备的是魄力，是勇气和狡黠。”我认为这是他的讲话（包括被我录下的和没有被我录下的）中最有意思的几句话之一。这句话表明了他的特征和个性，这个人最喜爱的东西是魄力，是勇气和狡黠。聪明对他来说是次要的，尽管大家都说他很聪明。（究竟是聪明还是博学和诡计多端？据我看，真正的聪明在于对人的理解，我不认为他有这种聪明。因此，关于这个问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我认为这是一件值得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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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的最后一关是一个我没有预料到的问题：“您认为越南在停战后会发生什么事情？”突如其来的发问使我讲了实话。我说我已经把我的看法写在最近出版的书信集里了，也就是双方会进行大规模的血洗。“恐怕首先动手的正是您的朋友阮文绍。”似乎我把他得罪了，他跳了起来：“我的朋友？”“唉，总而言之是阮文绍。”“为什么？”“因为在越共开始屠杀以前，他将在监狱和感化院里先进行大屠杀。停战后不会有很多中立分子和越共参加临时政府的……”他皱了皱眉头，茫然不知所措，最后说道：“您也相信会有血洗……但是有国际监督！”“基辛格博士，在达卡也有印度人，他们却没能阻止伊斯兰堡的军队大肆屠杀孟加拉人。”“是的，是的，如果……如果我们把停战推迟一年到两年呢？”“什么，基辛格博士？”“要是我们把停战推迟一年到两年呢？”他重复了一遍。我真是无话可说，真想痛哭一场，但是我睁大了眼睛瞪着他说：“基辛格博士，不要叫我痛苦地认为是我使您产生了错误的想法。基辛格博士，相互残杀是免不了的，不管是今天还是一两年后。而如果把战争再延续一至两年，除了被屠杀的人以外，还要加上死于轰炸和战斗中的人。我说明白了吗？10加20等于30，是死10个人好呢，还是死30个人好？”为了这件事我有两夜没有入睡，当我们再次见面时我直率地向他说了。他安慰我，叫我不要为此事感到不安，因为我的计算是精确的，死10个人要比死30个人好。这件事也说明了他的特征和他的个性。他什么话都听在耳里，像计算机一样把所有的话都储存进去。当他宣布一条在别人看来是过时的、不好的消息时，他说起来却似乎是一条最新的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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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过了25分钟，他认为我已通过了考试，考虑接受我的采访。但是我是女人这一事实还是使他不安。因为正是一个女人，也就是写《亲爱的亨利》那本书的法国女记者弄得他狼狈不堪。虽然我是出于好意，但他仍担心我可能使他处于尴尬的境地。这使我很恼火。当然，我不能说出已经到了嘴边的话，就是说，我根本不会爱他。我以另一种方式表达了这个意思：我请他别把我置于1968年在西贡所处的境地，那时由于一个意大利人干了不光彩的事，我不得不采取鲁莽的行为。他听明白了我这个暗示：我不能对一位同行的低级趣味负责，我不应该为她付出代价。如果必要，我可以戴上两撇小胡子去见他。他终于同意接受我的采访，可是没有露出一丝笑容。他告诉我也许可以在星期六安排一小时。11月4日，星期六，早晨10点钟我再一次来到白宫。10点半走进他的办公室，开始了也许是我所经历的最别扭的一次采访。上帝呀，太折磨人了！我们的谈话每隔十分钟就被电话铃声打断一次，都是尼克松打来要东西或询问事情的电话，就像一个离不开妈妈的、不讲礼貌的讨厌的孩子。基辛格关切地、恭敬地回答着他的问话，而对我的讲话则断断续续，使我更加难以听清。后来，当他谈得最精彩的时候，也就是他正在揭示他的个性中不可捉摸的实质时，电话铃又响了。还是尼克松打来的，他问基辛格博士能不能到他那里去一会儿？“当然可以，总统先生。”他霍地站起身，要我等着他，并答应设法再给我一点时间，说完就走了。我的采访就这样结束。两小时后，当我还在那里等他时，他的助手迪克·坎贝尔走进来，不好意思地向我解释说，总统去加利福尼亚州，基辛格博士陪同他一起走了，星期三晚上开票箱以前不可能回华盛顿。他表示最近不可能再接受采访，要是我能等到11月底，事情都比较明朗化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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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能等，也不值得等。对已经拿在手中的肖像再去证实有什么用呢？这幅肖像是由混乱的线条和色彩——不置可否的答复、吞吞吐吐的语言和令人恼怒的沉默——勾画出来的。显然，关于越南问题他不能告诉我更多了，他讲了这么多已经使我惊讶。他说，这场战争是否将很快结束或者继续下去，这不完全取决于他，他担当不起因多说一句话而带来的后果。如果要谈他本人就不存在什么问题。但是每当我向他提出明确的问题时，他就支支吾吾起来，像条鳗鱼似的溜走了，是一条比冰还要滑的鳗鱼。上帝，这个人真像块冰。在整个采访过程中，他没有改变过那没有表情的表情，以及那不是流露出讽刺就是表示出严厉的目光，他始终保持着那单调、表示忧虑、一成不变的声调。录音机上的音量指针本来总是随着讲话人的声音大小而摆动，但是在他讲话时却始终一动也不动。为了确认录音机的工作正常，我不止一次地对它进行了检查。你听见过雨点打在屋顶上的那种烦人的滴答声吗？他的声音就是这样。他的思维也从来不被胡思乱想、古怪的念头和错误的欲望所干扰。一切都经过精确的计算，就像一架无人驾驶飞机一样。他的每一句话都是仔细推敲过的，绝不会漏出他不想说的话，而他说的每句话又都能为他所用。在那些日子里黎德寿[5]一定湿透了一百件衬衫，而阮文绍的狡黠一定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基辛格有着棋手的神经和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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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你也能发现他个性的另一些方面。比如他是一个无须争辩的犹太人，又是一个千真万确的德国人。作为一个犹太人和德国人，又移居在一个对犹太人和德国人另眼相看的国家里，他的内心世界充满了难题、矛盾和不满，也许还有隐藏着的人情味。是的，我说的是人情味，这种类型的人有时会有人情味的。你稍加注意就会发现，基辛格身上具有电影《蓝天使》中那个爱慕马琳·黛德丽[6]的人物的成分，他为她失魂落魄。在我看来，他是一个在一切事情都有可能做到的社会里的典型的英雄。在这样的社会里，一位腼腆的、善于撰写平淡无味的历史书和关于控制原子能的文章的哈佛大学教授，竟然能够成为与总统一起统治国家的大人物，成为调整大国关系和制止战争的一位风流人物，这是我们想去解开的谜。也许并没有什么，或几乎没有什么可以解的，就像冒险活动蒙上了平凡的色彩总觉得是个谜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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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共和》周刊全文刊登了我的采访记，华盛顿、纽约和几乎美国所有的报纸都转载了其中最引人注意的部分。基辛格访问记所引起的轰动和它所产生的后果都使我十分惊讶。显然我低估了这个人物和他所说的每一句话可能产生的反响。显然，我轻视了与他会晤的这个难以忍受的一小时。事实上，这件事成了人们谈话的中心。很快就传说尼克松对亨利十分恼火，为此拒绝见他。亨利给尼克松打电话，请求见他，还到他在圣克利门蒂的家找他，但都无济于事。由于总统继续生他的气，圣克利门蒂的大门关得紧紧的，请求会见遭到了拒绝，他的电话也不被理睬。总统不能原谅亨利对我说的他取得成功的原因：“关键在于我总是单枪匹马地行事，美国人特别喜欢这一点。美国人喜欢独来独往的骑马牧者，喜欢只身进入城市和乡村的骑马牧者，仅此而已……”报刊也为此批评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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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界对基辛格一贯是宽宏大量的，而对尼克松却冷酷无情。可这一回，正好相反，每个记者都谴责基辛格发表这样的言论未免太傲慢，至少也太轻率了。作为尼克松的使者，亨利·基辛格怎么可以把一切功劳都归为己有？怎么可以把尼克松置于旁观者的地位？当一位微不足道的教授以西部电影中亨利·方达[7]的风度进入乡村处理事务时，美国总统到哪里去了？最不留情的报纸还刊出了漫画：基辛格穿着牛仔服，骑着马去沙龙。另一些报纸刊登了脚蹬马靴、头戴大檐帽的亨利·方达的照片，下面写道：“亨利，孤独的骑马牧者”。尽管恼火，基辛格还是接受了一位专栏作家的采访，声称接见我是他“生平最愚蠢的一件事”，还说我歪曲了他的回答，曲解了他的思想，拿他的话做文章。他的做法实在笨拙，惹得我比尼克松更恼火，我便起来反击。他那时在巴黎，我给他发了一份电报，责问他到底是君子还是小人。我还威胁他要把采访时的录音公布于世。我说，基辛格先生，别忘了讲话已经被录在磁带上了，这盘磁带可以提供给大家，也可以帮他恢复正确的记忆。我对《时代杂志》、《新闻周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电视台也这样说了，对一切向我询问此事的人都这样说了。我们的吵架几乎持续了两个月，双方都很不愉快，特别是我。对亨利·基辛格这个人我受够了，提起他的名字就使我紧张不安。我恨透了他，以至于没有理解到，这个可怜的人除了把过错推到我身上以外，没有其他办法。但是如果说我在那个时期祝他事事如意和幸福，那是不准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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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诅咒是无力的，尼克松很快就与他的亨利言归于好，他们俩又像一对情人那样喁喁细语。他们策划的停战实现了，美国战俘回了家。总统先生为那些战俘操了不少心，而越南的现实是等待着下一次的战争。一年后，基辛格取代罗杰斯[8]当了国务卿，斯德哥尔摩还授予他诺贝尔和平奖。不幸的诺贝尔，不幸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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