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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我明白，总统先生。但是当我采访基辛格博士时，我得到的印象是你们两人之间并没有那种疯狂的爱，他的小心谨慎使我感到有点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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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小姐，您要知道……应该学会消释前嫌。是的，消释前嫌。当人们要推动国家前进时，挟嫌记恨会带来祸害。我同基辛格博士讨论问题时双方都是非常直率的，有时甚至是强硬的，我敢说是十分强硬的。但是归根结底，仍然是朋友之间的讨论……总之，对他我应该以朋友相待。他离开后，所有驻西贡的记者纷纷来问我：“怎么办？你们发生了分歧。”我回答说：“当人们议论分歧时，应该谈一致。我们两人之间有一致之处，也有分歧。”小姐，我对美国人说了“不”，您还要我再说什么呢？我说不就是不，但现在还没有到这样的地步，需要向全世界宣称我们已经山穷水尽，和平的希望还是存在的。我对和平的来临依然怀有信心。它可能在几周之后、一个月之后来临。我还没有陷于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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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那么您的“不”就是对越南人说的“不”，也就是说可以意味着“是”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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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完全不是这样。我重申一遍，我说不就是不。当我说“美国先生们，尽管我是你们的朋友，但我完全不同意你们的观点”时，它就是意味着这些，没有别的意思。我一直认为，作为尼克松的谈判者和代表，基辛格博士具有神圣的职责同我协商，使我的观点与美国人的观点相一致。我一直期待着美国政府支持我的意见，帮助我说服共产党人改变他们的要求。为了不含糊其辞，我将告诉您已经为基辛格所接受，而遭到我拒绝的两个基本点：一是北越驻军南越，二是北越人强加给我们的有关我们未来的政治方案。就像整个协议一样，这两点是共产党人经过酝酿后在巴黎提出的。于是我向基辛格博士解释，接受这两点意味着屈服于北越人的要求。北越人要求的是南越的失败、南越的覆灭。这就是问题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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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总统先生，您不能说得更清楚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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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小姐，您要知道，简单极了！美国人宣称在南越有14.5万名北越人，而我说有30万北越人。但不管怎样，这种争执是多余的。无论是他们提供的数字准确，还是我提供的数字准确（实际上，我的数字才是准确的），我决不能容忍由一个合法协议认可，并由国际会议核准，即由全世界核准，让30万北越人留在南越。因为这无异于承认他们有权自命为解放者，有权认为从河内到西贡只有一个越南，但它属于河内，而不属于西贡。小姐，我说明白了吗？我认为允许一支30万人的军队驻在某个国家意味着这支军队对这个国家拥有主权，意味着把北越人视为解放者，而不是侵略者，进而意味着把南越的军队视为美国人的一支雇佣军。总之，意味着改变调子。我对基辛格说：“基辛格博士，难道您不知道，您这样做就是把南越的合法政府置于一个由美国人扶植的傀儡政府的地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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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但是北越人不是将在停战以后撒出南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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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协议草案根本没有提及。不，没有提及。我这样回答北越人：“我们应该老老实实。你们如果不是别有用心，如果真的不打算再次侵略南越，那么为什么还要执意重弹让一支军队留在南越的老调？可是，这怎么可能呢！你们硬要美国军队在60天内撤走，硬要我踢开我们的盟友，还要我把侵略者收容在我的家中吗？这怎么可能呢！这是疯狂的！是不理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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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总统先生，我们是现实主义者。您指挥着一支一百万士兵组成的军队，有什么可怕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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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问题就在于此。大家都这样问我：“总统先生，既然从军事和政治观点来看您是如此强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现在我给您解释一下我担心的是什么。对一个北越人来说，要学会南越人的口音，打扮成南越人毫不困难，因为都是越南人。识别北越人和南越人可不像识别越南人和美国人那样容易。在老挝，他们不是同老挝爱国阵线玩弄过这种花招吗？1962年，当美国人从老挝撤走时，北越人理应也撤走。但是您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美国人来到机场，从第一位将军到最后一名士兵逐一登记撤离。人们甚至都知道确切的人数：48人。但是北越人却打扮成老挝爱国阵线的人，说老挝爱国阵线的话，仍旧留在老挝丛林中。有多少人？监督委员会没有一个人能知道。小姐……这是他们的方法，这里也可能发生同样的事。现在不是已经发生了吗？他们学着南越人的口音，散居在各个村庄中，渗透到越共游击队里，成了30万名积极分子，准备重新集结成一支军队。我说，美国先生们，你们觉得能接受吗？你们怎么改变了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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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在什么事情上改变了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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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小姐……我给您举个例子。当一个小偷进入您家时，您要么把警察找来，要么自行处置。如果您找来了警察，但警察不但不逮捕小偷，反而这样劝您：“算了，你同这个小偷讲和吧，你应该接受他已进入你家这个事实，鼓起勇气吧！在这张纸上签个字，使他在你家的行窃行为合法化……”对这个警察，我当然要发火，我回答道：“嗨，警察先生，我们岂不成了疯子？原先，您告诉我说发现小偷时，应该抓住他，应该叫来警察，应该自卫；而现在您却对我说，应该写一张文书来接纳小偷。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原先，警察非常害怕小偷，难道现在他不再害怕小偷？现在居然允许小偷窃取我的财物？警察先生，可是当初您为何那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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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总统先生，他真的把您弄得晕头转向了，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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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当然，小姐，那种让北越人有权在此保留其部队的和平是一种什么和平呢？使他们的实际存在合法化的条约是一种什么条约呢？我曾建议采取另一种解决办法，尽管它是不利于我的。我说：“我们让北越的部队在美国部队撤走的同时撤走，之后，我保证遣散同样数量的士兵。例如，如果北越人撤走14.5万名士兵，那么我也相应遣散14.5万名士兵，如果他们撤走30万名士兵，那么我也遣散30万名士兵。”他们没有接受。为什么呢？我知道其中的原因。他们需要自己的所有部队，以挑起一场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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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总统先生，您以为停火可能导致一场血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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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当然会！这是不可避免的。对范文同[3]在接见记者时所说的话和所作的宣传不能信以为真。他反复强调北越人无意在南越建立一个共产党政府，无意在南越挑起一场血战，无意占领南越。但是，他这样反复强调只是为了安抚担心发生一场血战的美国人。难道我们应该忘记在广治周围，在安禄，在现在被称为“恐怖之路”的1号公路上的大屠杀吗？难道我们应该忘记1968年春季攻势时，他们在顺化的所作所为吗？他们在取得政权之后在河内又干了什么勾当呢？我也同基辛格谈过此事，我对他说：“基辛格博士，看来，我们还应该打18年仗，我们还应该为停战之后被砍掉的一百万人头而牺牲几十万人的生命吗？我是愿意作为和平的使者被载入史册的。但是，如果我签署了您希望签署的文件，那么六个月之内就会有一场血战。对我来说，‘好，好，好！和平万岁！’一类的欢呼声以及掌声是不重要的，至关重要的是以后将会发生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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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根据您的看法，尼克松和基辛格犯了一个错误。总统先生，您如何解释他们犯的这个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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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很简单，他们对于同北越讲和过分心急，对于同他们谈判和签订一项协定过分心急。当你同共产党打交道时，切不可提出谈判的期限，切不可告诉他们说，你想尽快遣返战俘，尽快缔结和平，否则，他们就会钻空子。如果天真地向他们吐露你的真心话，说：“战俘应该在圣诞节前回家。和平应该在总统任期届满之前，在新的选举之前，在新年来到之前实现……”那将带来灾难。这将是个莫大的错误，因为他们了解西方人的心理和西方的民主，并善于借此进行讹诈。他们非常清楚地知道，如果美国总统确定了谈判的期限，那么整个国会将会敦促他，并要求他恪守诺言。而他们能证实什么呢？他们将证实尼克松总统没有能力在由他本人确定的期限内带来和平。他们会利用美国的反对派，使美国政府名誉扫地……我曾告诫过美国人：“请你们耐心些。同共产党人打交道非耐心不可，要比我们更耐心。”但是我徒费口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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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总统先生，换句话说，已经发生的事情是在您的预料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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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小姐！不管是南越人还是北越人，我们都是越南人，对越南人的了解，我比美国人更透彻些。1968年，当和平会议在巴黎召开时，许多人问我：“阮文绍先生，您认为会议将在何时结束？”我回答说：“你们要知道……如果共产党人接受谈判，那就是说他们需要谈判，并不是因为他们要和平。他们要的是停止轰炸，以便获得喘息的机会，并发动一次新的攻势。他们将利用轰炸的间歇，向我们发起另一次奠边府战役[4]。”这同他们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的所作所为多少是一样的。在日内瓦，他们当时只是浪费时间，玩弄着近四年来在巴黎玩弄的同一伎俩。但是当他们在奠边府取得胜利时，他们马上变得干脆利落起来，结束了会议。如果当时没有奠边府战役，那么日内瓦会议将延续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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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总统先生，请您恕我直言，我不相信您只对基辛格说了有关耐心的那番话。您还对他说了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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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我这样对他说，您是位巨人，对您来说，任何事情都微不足道，因为没有任何事情能难住您。您体重100公斤，您即使误食了一颗药丸，也将难以觉察，您的机体将自行抵消药丸的作用。但我是个侏儒，也许身上还有一点毛病。我体重只有50公斤，如果吞下同样的药丸，我将会一命呜呼。您是个身材魁梧的拳术家，有着宽阔的肩膀和发达的肌肉。您走在路上，如果有人对准您的胸部猛击一拳，您甚至会难以觉察，至多轻蔑地一笑，回头瞧他一眼。但我是个身材矮小的拳击手，也许连拳击手也算不上，因为我的体格不允许我从事这类体育运动。如果有人给我同样一拳，那么我会像个孱弱的人那样跌倒在地。因此，您可以允许自己接受诸如此类的协议，而我不能。一个不光彩的协议对您来说算不了什么，但对我来说，却是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够了！对您来说，30万北越人算得了什么？一个逗点，什么也不是。对您来说，失去南越算得了什么？只是世界地图上的一个小黑点。丧失南越甚至会对您有利，它有助于遏制中国，有助于您的世界战略。但是对我来说，美国先生们，这不是在莫斯科和北京之间作选择的问题，而是在生死之间作选择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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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我很愿意知道他回答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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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小姐，他的世界战略思想是十分出众的：一个由俄国人控制的东南亚，或一个由俄国人控制的印度支那，以遏制和制约中国。俄国人不如中国人危险，所以应该要求俄国人来遏制中国人，把印度支那作为对中国南部边界的威胁，以此来对付中国人，等等等等。阿门。好，好极了！这就像一位注视着地图的将军，正用他的指示棒指着图上的战略点示意。但是对于一个率领着步兵涉水穿林的可怜连长来说，对于一个冒着敌人的炮火冲上山头，在壕堑中和泥地里露宿的可怜连长来说，这并不那么合适。他在这个星球上没有任何全球的利益，没有任何东西可用来与人交换，例如，用越南同中东交换，用日本同德国交换，用中国同俄国交换。他只有个涉及1750万居民生死存亡的问题。他面临的风险是陷入河内，或者莫斯科和北京的武力统治之下，而不管在谁的武力统治下，对它来说都是一样的。问题就在于此。美国先生们！你们看得很远，看得太远，但我们不能允许自己照此行事。你们不仅是身材魁梧的拳术家、巨人，而且还是强大无比的商人，你们能允许自己说：“我用1美元去做一笔交易，我只希望尽快成交，不在乎是否赚钱，哪怕只换回10美分的东西，而损失90美分……谁在乎这些钱？90美分算不了什么！”但对我来说则不然。如果我付1美元买进一支雪茄，再把它售出时，我必须得到1美元10美分才行。我需要那10美分来糊口度日。我亲爱的美国朋友们，我们是个小国。我没有你们那样的全球利益，我唯一的利益是求得生存。啊，这些瓜分着世界的强国，它们到处都有自由市场。如果在某个市场成交一笔生意需要它们以一个小国人民的生命为代价，对它们来说有什么关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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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总统先生，换句话说，您认为基辛格正在以世界战略的名义出卖南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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