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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勃兰特总理，您在谈到西欧时，很显然，您是指一个政治上统一的欧洲。那么，您认为这个概念的含义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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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意味着三件事，因为这是要做的三件事。第一件是经济一体化，这个过程正在进行，而且我认为它正朝着共同的货币体制方向发展。这不是指大家必须使用同一种货币，而是指在我们的货币之间建立稳定的关系。是的，我们肯定会以某种方式建立欧洲共同银行，以某种方式实现货币和经济联合。第二件事，我叫它欧洲的社会联合。我说的“社会联合”并不仅仅指旧的含义上的社会政策，即不仅仅指工团主义者所指的那种意思，那种意思也是重要的。我说的社会联合，用现代的口号说，叫“生活的质量”。换句话说，我指的并不仅仅是生产率的提高，生产率的提高本身并不是目的。我指的环境保护问题、劳动者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教育问题……要有足够的雄心壮志去达到如下的目标：从社会角度来看，10年后统一的西欧将是世界上最进步的地区。10年是足够的，用10年的时间我们能够实现。到那时我们就可以建立共同的政治结构，因为没有经济一体化和社会联合，共同的政治结构是不可能存在的。第三件事是保持各自民族的特点。如果没有这一条，那将是一场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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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您说得很对。那么在我们争取建立的美好的西欧中，我们对那些非民主国家怎么办？例如，我们对西班牙和希腊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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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很显然，任何不是基于我们所实行的制度的国家，即由人民选举产生的政府或议会、工会组织等等，都不能成为欧洲共同体成员。很显然，任何不能最起码地尊重人权宣言的国家都不能成为我们这个欧洲的一员。所以这个问题很大，因为经验告诉我，一旦丧失了自由的国家几乎不可能重新获得自由。对此我越来越感到棘手。几乎总是在经历一场战争后才能重获自由。受专制制度压迫的民族不通过战争而找到自我解放的办法，这是很罕见的。别人的声明、其他人的措施更不能解放受压迫的民族。例如抵制它的产品，拒绝到那里去度假……都无济于事。但是历史总是发展的，有时还会出现令人满意的发展。就拿西班牙来说，我第一次接触西班牙是在西班牙内战时期。那时我很年轻，去西班牙当记者。我在那里待了近6个月，主要在巴塞罗那和加泰罗尼亚。我还记得两派的可怕仇恨，我还记得农村的难以置信的贫困。从那以后，我只去过一次，在一个岛上度假。还有一次，是乘船路过，只在那里逗留了半天。那次我是要去美国，从那不勒斯上船，路过马拉加，我在那里转了转。虽然那不是一个典型的地方，但从我看到的东西来看，西班牙有了非凡的发展。那已经不是我过去认识的西班牙了。因此要是在一代人以后，西班牙得到改造，成为欧洲共同体的一员，我对此并不会感到惊奇。西班牙通过发展是可能达到这个目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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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希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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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噢，希腊的情况更为复杂。我们谈论希腊时，不应该忘记，事情并不像我们的希腊朋友说的那么简单，认为1967年以前希腊有过广泛的民主，而在突然间变成了军事专政。我1960年访问过希腊，那时卡拉曼利斯[6]是首相。我结识了卡内洛普洛斯[7]，他今天是非常勇敢的反对派。啊，卡内洛普洛斯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与德国文化还有很深的联系。这些年来，他遇到了很多困难，我们一直与他保持着联系……但是，我在雅典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与我在世界其他地方举行的记者招待会有很大不同。那次倒很像我在民主很有限的国家举行的记者招待会。所以希腊未来的发展很难预料。我只希望代表自由和未来的力量在希腊能够相当强大。如果是这样的话，毫无疑问他们会在国外找到许多朋友。还有一点，民主是不能用武器获得的，武器只在战时才有用处。不过我想，如果希腊人民愿意的话，他们能够重获自由。如果出现特殊形势，他们能够做到，甚至不需使用武力。到那时，有能力支援他们的外国朋友的援助就不是无足轻重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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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很好。现在让我们再回到维利·勃兰特这个话题上。我们扯得有点远了……总理先生，我想起您的时候总觉得您是新闻记者。您的记者生涯太长了。您为什么搞新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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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您看，搞新闻工作对我来说不过是谋生的手段。我一直感到写东西并不难。从上中学时起我就写东西，那时是为了能继续上学。我曾在吕贝克一家报纸工作过。所以我中学毕业时，他们在我的毕业文凭上写道：“将来当新闻记者。”我不想让他们写“新闻记者”这个外来词。我希望他们写“Zeitungs-Schreiber”，即为报纸撰写文章的作家。那时我是左派社会主义青年，拒绝在德文里使用外国字。但是他们不听我的意见，还是写了“新闻记者”。不管怎样，从幼年起我从来就不怀疑自己将来能够成为新闻记者。我所以攻读历史也是为了当记者。我在考虑如何组织我的生活时，总是得出这样的结论。我的梦想是当吕贝克一家日报的社长，然后到柏林当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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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这样说，最终的目标是政治而不是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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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就说是政治新闻加政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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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政治还是权力？我好像在什么地方读过您当柏林市长时说过的一句话：“权力是干一点明智的事的唯一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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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我记不清了，大概是这意思。那是在跟我妻子讨论时说的，她担心权力的责任太大。我不喜欢权力这个词，它容易引起误会。就我来说，我喜欢用势力这个词。若说是权力，那也要说明它是褒义的。啊，很显然，要想做些事情就必须处于能做事情的地位。不一定非得当国家元首，尽管国家元首是能干很多事的。只要……只要你在这个职位上待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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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您已经在这个职位上待了很久，并且准备继续待相当一段时间。那么我问您：您过去和现在的目的是什么？您为什么要这个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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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就国内来说，是为了实现更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也就是达到更高水平的民主化和社会平衡。我说的是社会平衡，而不是平等。就国外来说，是为了表明我们的国家与东西方都能保持睦邻关系，也许可以说我的兴趣是给德国制定一项外交政策。因为那时德国还没有外交政策，然而这种说法并不合适，因为它没有说明是当时德国的外交政策还是分裂前的德国和后来被占领的千疮百孔的德国的外交政策。因此更正确的说法应当是：我的兴趣在于在欧洲范围内给德国安排一个位置，在国内和国外建立睦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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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我想您主要指的是您的“新东方政策”，也就是向东方开放的政策。勃兰特总理，您对执行“新东方政策”所取得的成果感到满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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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几乎是满意的。回顾一下，我发现只有两三件事情我处理得欠妥当，但也不是非常不对。总的来说，我是够满意的，因此我得告诫自己不要像老年人那样过分洋洋自得。噢，很显然，我们在任何事情上都不能自夸，说自己做的事尽善尽美。这首先是因为我们的行动不是孤立的，往往是各个方面广泛行动的结果。可是……刚才在你来到这里以前，我会见了我国驻联合国的大使。他向我叙述了在与其他大使包括东欧大使的接触中听到的非常令人高兴的事情。他们认为我已经做了不少工作，准备在我最近访问纽约时好好接待我。是的，我感到很高兴。我的意思是说，听到他们不是用石子迎接我，这使我感到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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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甚至在您去东德时，人们也没有在爱尔福特向您扔石子。当时群众向您热情欢呼鼓掌，您有什么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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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我非常感动，同时也感到担忧。我为他们担忧，为他们那样冒风险感到担忧。我不断向他们打手势，要他们别太激动。对他们来说，这样做是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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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请允许我在此向您提一个问题，我向任何掌权的人都可能提这个问题，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您认为某个个人能改变历史吗？换句话说，如果没有维利·勃兰特，您认为今天的德国还会是今天的德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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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我认为个人在历史上起着决定的作用，但是我还认为是形势使这个或那个天才人物更为突出。当然，天才人物是客观存在的。我给您举个例子。如果第二次世界大战不在1939年爆发，如果盟国不是那样的毫无准备，如果希特勒在入侵挪威和丹麦后没有向荷兰、比利时和法国发动进攻，那么丘吉尔将会是什么样的人物？仍然是一位非凡的人物，还是只不过是一个有点好打抱不平、嗓门很高的第二流的要人？时来运转，正当关键时刻，丘吉尔还年轻力壮，于是英国人便能团结在他的周围，使他发挥巨大才智。难道这意味着，如果那些事件晚发生5年，丘吉尔就不会发挥这么大的作用了吗？不是的，很难知道我们在某种形势下所做的事情别人是否能做到。戴高乐做了法国其他任何人都没有做到的事情。但是我还是说必须存在某种形势，而某些个人正是生活在这种形势之中。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遇到了这种形势，他就可推动历史朝某个方向，而不是朝另一个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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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很奇怪，您提到了戴高乐，正是他推迟了统一欧洲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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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戴高乐是一位伟大的人物。他是独一无二的，是他使法国丢掉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造成的自卑感，是他使法国成为有名望的强国。如果从欧洲合众国的观点来看欧洲，他当然不是一个支持者。但是令人惊讶的是，正是在他的领导下欧洲共同体得到了发展，而没有瓦解。他当时可以制止它的发展，但是他没有这样做。我们不能把所有的过错都推在他身上。至于“新东方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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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新东方政策”是勃兰特的，因为到东方去的是勃兰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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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对，但我不排除别的人也能提出类似的政策。即使在1967年和1968年我当外交部长时没有开始执行这项政策，那么后来也会有别的人提出这项政策，尽管形势不会那么有利。应该有这样的政策，否则德国就会处于困境，就会与它的最重要的盟国即美国和法国执行的政策发生矛盾。啊，请相信我说的话：既需要有人，也需要有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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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这个论点几乎是马克思主义的。勃兰特总理，您年轻时是马克思主义者，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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