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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他要摧毁一个制度而不是杀一个或几个人，这一点没有使您对他产生一点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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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一点没有，他是一个狂热分子。他要像破坏一件玩具那样毁掉一切。他是一个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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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当执行死刑、砍他的头时，您在场。他的表现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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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我不能不说他丝毫没有自豪感，连尊严都没有。他吓坏了，是的。但是我没有专心注意他。我指的是在那一瞬间，我没有专门去注意他，我不想去仔细观察。如果您想知道我的感受，我将告诉您，这是一种我永远不希望再尝到的感受，而且，最好是我从来就没有过这种感受。我是偶然到现场去的。我到司法部去送哈立德国王签署的文件，这是在法院宣布维持原判后命令执刑的文件。因此我见到了……但是让我们结束这个问题吧。因为它伤害我的感情，使我又见到了鲜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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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得了，在您的国家里，正义是通过剐刑来实现的。您不会没有见过极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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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我在埃及学法律时见到过一次，是一次绞刑，而这一次是砍头。我憎恨流血。当我看见大刀落在刺杀费萨尔国王的人的颈上时，我只有想到这是正义的胜利，才能冲淡我对流血的憎恨。我认为应该有死刑，特别是在某些社会里，我认为是必要的。如果没有死刑，在这个阿拉伯世界里就会充满罪恶。死刑不仅是用来做惩罚的手段，而且是作为预防犯罪的措施。当人们处于无知的时候，你或者警告他们，或者教育他们。他们当然应该受到教育，但是在他们还没有被教育所感化时，就得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警告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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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亚马尼，有没有人对您说过您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反动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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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有的，有过一次。但我不认为自己是反动派。我也愿意信奉民主，而且我信奉民主。但是你们的民主概念并不适用于一切国家，我不要给社会带来混乱的民主。对自由也是如此，把某种类型的社会里的自由送到另一种类型的社会就变成了混乱。所以对一种社会结构你只能缓慢地、有步骤地加以改变，不可能使它发生突变。因此，革命从来不能取得胜利，它不能改变任何事物的实质。演变从来不是革命。真正的变化是那些缓慢地、温和地进行的演变。当然，变化是必需的。生活不是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吗？费萨尔国王就改变了很多东西：废除了奴隶制，实行中学和大学的义务教育。但是他没有改变制度。他要在不摧毁制度的情况下改变国家。也正因为如此，他的死留下了一个空白，使人们感到若有所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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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您的意思是他的死改变了一些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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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不，国家的政策没有改变。这个制度是如此的强有力而不会由于一个首脑的死去而有所削弱。也许会有不同的进程，因为不同的人不会以同样的方式做同样的事。但是实质上什么也没有变，今后也不会变。我们的国家机器是一部运转着，而且将长期不冒风险地进行运转的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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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因为您不能忍受冒险，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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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我不能忍受赌博。我憎恨赌博。是的，我憎恨赌博，它腐蚀灵魂。我从来就不是赌棍，从来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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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这一点我早就明白。但是，您从石油部长这个角度也不进行赌博吗？例如以提高石油价格来讹诈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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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从来也不。我从不轻易冒险。噢，我对我的冒险进行非常精确的计算，以毫米计算。当我去冒险时，那就说明我已采取了一切预防措施使危险降到最低的程度，几乎不存在危险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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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8月于吉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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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阿布扎比和迪拜都是阿拉伯的酋长国，1971年12月与沙迦、乌姆盖万、阿治曼、富查伊拉等酋长国组成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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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米达斯（Midas），希腊神话人物。佛律癸亚国王，贪恋财富，求神赐予他点铁成金之术。最后连他的爱女和食物也都因被他手指点到而变成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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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哈菲兹·阿萨德（Hafiz al Assad, 1930—2000），1970年起任叙利亚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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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阿巴·埃班（Abba Eban, 1915—2002），以色列政治家、外交家、历史学家。曾任以色列外交部长、驻联合国大使、驻美国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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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人物采访记Ⅰ 威廉·科尔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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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科尔比于1920年4月4日出生在明尼苏达州的圣保罗。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志愿者入伍，服务于美国战略情报局。曾两次越过敌人的防线，空降在法国和挪威。战争结束后，他先在哥伦比亚法律学校完成学业，之后在纽约的一家法律事务所工作；一段时间后，搬迁到华盛顿，进入中央情报局。20世纪50年代，他在罗马领导反对共产党的活动。1959年到了越南的西贡，在那里待到1962年。1968年因执行凤凰计划[1]重返越南。1973年至1975年，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他对国会的殷勤和远离白宫的立场促使福特总统在基辛格的建议下于1975年让赫伯特·沃克·布什接替了他的职务。从此他致力于咨询活动和书写回忆录。1996年4月27日，他在马里兰离他家不远的罗克波因特死于一起水上事故，看来似乎是一起意外事故，也许是在驾驶游艇过程中掉进水里。但是很多人不认为这是一起意外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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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人物采访记Ⅰ 与其说这是一次采访，还不如说是一场激烈的、令人恼火的争吵。它既可悲又可恨。虽然采访是在文明的气氛中以讨论的方式进行的，但也不能改变其争吵的实质。除了表面上玩弄问答游戏和借用了新闻采访的名义之外，实际上双方都意识到充当着矛盾的一方和互相敌对的角色。他代表着权力，代表着主宰和扼杀一切的无孔不入的无形吸血鬼，而我则是他的牺牲品。他认为自己有权对别人进行监视、干预和收买政府，策划种种阴谋和行凶杀人，甚至监视我的行动，例如窃听我的电话。我认为自己有权平静地生活和享受属于我的自由。于是我怀着满腔的怒火向他发动进攻，当面正告他说我的国家不是他的一块殖民地，不是他的一个香蕉共和国[2]。我的怒火很快引燃了他的怒火。于是我们再也不可能取得一致的看法和相互容忍。我们像两只格斗厮杀、浴血奋战的昆虫，面对面地相互非难、指责，彼此使用着刻薄的语言（他把这一切称之为思想上的防范措施），持续了几个小时。这出戏包含着一些荒唐，甚至近于疯狂的成分。冲动和愤怒使我的声音有时发颤，而他的声音则始终保持不变，既有节制又显得自信。唯一的敌意来自他那双天蓝色的眼睛，像瞎子的眼睛那样一动也不动，时而射出凶恶的目光。可是即使在他射出凶恶的目光的瞬间，他的嘴上依然挂着微笑，他的手依然平静地去倒咖啡。这个折磨着我的冷酷的男人像谁，答案很容易找到。他像宗教裁判所的神甫，或者像苏联共产党的官员。这两者其实是一回事。我曾在报纸上见过苏斯洛夫[3]的照片。威廉·科尔比的目光与苏斯洛夫相同，鼻子和嘴巴也与他相同。他们甚至都是修长、干瘦和优雅的身材，都是那样严峻无情。最后，我失口说出了他使我想起了库尼亚尔。其实他与库尼亚尔的共同之处仅仅是狂热和缺乏一种所谓的美德——怀疑主义。（他的每句话都是为了表明他那不仅对共产党人，而且对所有左派人士的无法抑制的疯狂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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