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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怎么说呢……总之……直到昨天还是存在的，在相当程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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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今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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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如果库尼亚尔不选择民主的外衣，如果他的共产党人继续垄断报纸、工会和就业机会，如果普选继续得不到尊重，如果军人接受所有这一切……那么平衡将会中止，我们将陷入专政统治。这是明显的，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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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一个阿尔巴尼亚或是一个智利？一个斯大林主义的政权或是一个皮诺切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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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我们社会党人正在为争取不导致产生一个阿尔巴尼亚，或一个古巴，或一个皮诺切特而斗争。但是我认为皮诺切特的威胁还是迫在眉睫。我们清楚地知道皮诺切特分子是如何产生的。我去智利做过一次旅行，认识阿连德，同他长谈过。我还认识智利激进党的代表人物。因此我了解智利的经历。从我回到里斯本之后，我始终担心的就是陷入智利式的境地。我知道这一危险是存在的。我知道右派各集团，特别是国外的右派集团正在策划着一次右派军事政变。我断言，面临的危险，也是首要的危险是斯大林主义的专政。这是库尼亚尔所梦想的一种人民民主。他的武力行为和挑衅，成了个不断在拧紧的螺丝。遗憾的是武装部队运动对此流露出越来越害怕的神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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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这是我想知道的。但执政的军官究竟是些什么人呢？他们真正想的是什么？他们的革命是一种什么样的革命？他们的思想意识是什么？是现代社会主义，表面的民粹主义呢，还是库尼亚尔式的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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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我们应该承认，他们之中有大量的无政府民粹主义。最近几个月来，在国内已形成了一股可怕的蛊惑人心的浪潮。每个人都愿意比别人更左，比别人更革命。他们不厌其烦地重弹必须进行一次大革命，一次彻底革命的老调。他们唯恐表现得温和。这种时髦有利于无政府民粹主义和导致疯狂行为。譬如占领房屋，开设只维持一个月的医院。人们发现一所暂时无人居住的房屋，便去占领，而没有任何人去加以干涉。在那里开设了医院，而又没有任何人去加以监督。一个月后，既没有了房屋，也没有了医院，只有混乱。同时还出现了一股提出无理要求的浪潮。它来自工人或者自称站在工人一边的人。他们要求增加工资的幅度几乎到了疯狂的程度。他们不是为了提高生活水平，而是为了搞垮工业。工业破产后，劳动者领导了工业，但是他们领导得很糟，因为他们缺乏经营管理的技术知识。结果这种试验以全面失败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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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全面失败，也许这就是民粹主义者所需要的东西。他们可以作为借口来说，你们政治家一无所能，现在由我们军人来掌握国家，我们用棍棒来把事情安排妥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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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亚雷斯没有回答，继续着他的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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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人们并不清楚要实现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是要实现像古巴、阿尔巴尼亚或某些东欧国家的那种人人都一样贫困的社会主义吗？我们社会党人不要这种社会主义。对我们来说，集体的贫困不是社会主义。譬如说，我们来进行大规模的国有化运动吧，但我们准备怎样经营管理国有化的企业呢？在经营管理中，工人如何发挥作用呢？是由劳动者还是由国家和政党委任的官僚来经营企业呢？我们来进行土地改革吧，但谁来改革？是农民呢，还是国家？我们不要国家资本主义，仅仅换个老板我们不感兴趣。不仅如此，还要保留私人的部门。保留哪些部门呢？怎样刺激这些生产效率越来越低，对生活的要求越来越高的劳动者的积极性呢？是给他们分红，还是什么也不给呢？如何鼓励尚未国有化的企业主，让他们对自己充满信心，或者就让他们生活在明天就要被剥夺财产的恐惧之中呢？回答我们的是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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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苏亚雷斯，我必须向您再次提出刚才的问题。这些军人极端分子想完全控制国家，为此他们煽动混乱，有没有这样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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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您应当了解，此时此刻，我不喜欢谈军队的内部情况。您应当了解，我不想做，也不能做有损那些可能会指控我搞分裂主义的人的名誉的解释。在今天的葡萄牙，分裂主义是另一句时髦的话……我应当把武装部队运动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来对待。它信仰自由的社会主义，也就是信仰军人同政党达成的共同行动纲领。我应该把他们当做一个统一体，而不是当做各种潮流的大杂烩来对待。他们的分裂对我没有好处。显然，他们之间也存在着不同的意见。显然，不是所有的人都以同样的方式说话和行动。但在我们政党面前，他们的行动好像是完全一致的，是在和谐一致的情况下作出决定的。我希望这样的情况继续下去，因为如果武装部队运动分裂的话，那么葡萄牙的革命再也不可能了。我是站在革命一边的，我投身在革命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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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我们这样说吧，对于军事政变中的军事政变的危险，您是否持悲观主义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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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我是悲观主义者。这倒并不是出于政治的原因，而首先是出于经济的原因。通货膨胀日益严重，我们正在耗尽我们的白银储备，已经准备开始耗费我们的黄金储备。我们的消费与生产之间每年存在着560亿埃斯库多[3]的差额。殖民主义战争和政局的急剧变化造成的种种后果，沉重地压在我们的身上。实际上，葡萄牙的资本主义始终是受国家保护的：是一种靠殖民剥削的寄生资本主义。法西斯国家一倒台，资本家便纷纷逃到国外。他们抛弃了一切，留下来的是垄断资本主义。那时在葡萄牙存在着九个经济集团，它们集中在银行界。随着银行国有化和这九个集团的头头被赶走，所有的经济领导人员都迁居到国外。我指的是那些逃亡到巴西、法国和西班牙的经理、管理人员、经济学家和工程师。再也没有人给我们发放贷款。谁准备给我们发放贷款呢？谁准备在葡萄牙投资呢？社会主义国家？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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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我们假设苏联，对它来说，可能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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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我不相信，即便我们到了独裁的人民民主地步，我也不相信。在葡萄牙古巴化之前，共产党人可能提出的问题正是这样：“以后谁来支付这笔账单？苏联吗？”如果我是库尼亚尔的话，我不会依靠它。苏联不可能再把共产党的葡萄牙，即另一个古巴背在自己的身上。在经济上和国际关系中，古巴使它付出了过大的代价，而带给它的东西却很少，几乎没有。难道它值得再用葡萄牙去重复这种试验吗？从我们所处的战略地位来考虑，代价也是极大的。诚然，我们可以设想在我们没有成为独裁的人民民主的情况下，苏联准备帮助我们。我们中的不少人想知道它将以此换取什么东西。我们不愿被美帝国主义殖民化，也不愿被苏联帝国主义殖民化。结论是出路很少。实际上我们仅能依靠劳动者在国外的收入。他们拥有一百多万人，选举结果公布后，他们又继续寄钱回国。但是现在出现了一个问题：当他们看到选举结果毫无作用时，他们是否会继续寄钱回来呢？我们姑且不谈旅游业，这种混乱状态当然对旅游业不利。里斯本旅馆现在接待的顾客只达到它的容量的10%。游览地空旷无人，即便来了一名游客，他遇到的也是旅馆和饭店在罢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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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如果这一切都有利于军事政变中的军事政变，那么为什么还对军人的行动如此放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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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因为现在我们没有他们不行。如果他们都返回军营去的话，那么混乱将成为定局。在他们离开之前，必须建立一种通过选举反映人民意愿的政治制度。关于军人，并非像您所想的那样，所有的军人都站在库尼亚尔一边，这是您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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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苏亚雷斯，您是否真的相信军人所恩赐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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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首先必须承认，他们是非常特别的军人。其次需要说的，是自由并不是他们恩赐的。导致他们推翻卡埃塔诺的是群众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在欧洲，你们把我们忘记了。你们以为我们在睡觉，我们并没有睡觉，斗争一直在进行。军人行动就是这一斗争的产物。其实，当他们一意识到起义时机成熟时，他们就同反对派运动联系。但请您相信，我们今天享有的自由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是大家所共有的胜利成果。因此，若有人想独占它，必然会遇到很多的困难。现在人人都在思考、讨论和集会。譬如昨天，重建无产阶级政党运动的一个小组拘留了几个人，并把这些人押送到某炮兵团。该团的士兵就召开会议，讨论是否认可这次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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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不错，但会议作出了什么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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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认可这次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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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换句话说，在某一集团的倡议下，谁都能进行逮捕，不是绑架，而是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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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是的，唉！是的。这是一种无政府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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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然后军人召开会议，决定可以认可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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