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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请您让我想一想。这样说吧，只有在炸弹不杀死和杀伤人的情况下我可能使用。譬如，我会把一枚炸弹安放在一个无人居住的楼房里。假如我知道有人会经过那里，我就不会把它放置在那里，永远也不会。即使为了自卫，我也不放。假如某个人要杀死我，我也不会为了自卫而去杀他，我让他把我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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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这些话是现实的，因为我知道您经常受到死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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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天天都受到威胁，一天几次。电话铃响了，我去接电话，一个声音向我吼叫：“苏亚雷斯，你将被杀死。”或者：“苏亚雷斯，今天你将会死去。”我回答说：“好吧。”害怕，躲藏，武装后才外出，配备卫队，这有多大用处呢？当一个强大的组织要消灭某个人时，它总能得逞，你即使受到严密的保护也不能幸免，您只要想想两位肯尼迪就行了。结论是：我愿意一个人自由自在地四处走动，不以折磨自己来继续我的生活。害怕是愚蠢的，也是可鄙的。我拒绝这种害怕，实际上我也害怕不起来。我从来就没有害怕过。前几天，我在街上受到一名安哥拉难民的威胁。当时，我同泽尼亚同志在一起。这个难民扑到我身上，怒吼道：“为什么你把安哥拉出卖给黑人？”我重重地推了他一下，将他推开。我回答他说：“如果您有教养地问我，我会向您解释我没有把任何东西出卖给任何人。”于是他又重新扑到我身上，我不得不重新推开他……您知道，现在很少有人继续住在自己的家里，我是其中的一人。在里斯本，由于害怕被暗杀或遭逮捕，每夜改变住处的人已数不胜数。我说：要是他们想逮捕我，我已做好了准备。如果他们逮捕我，那他们得给我解释为什么。在任何情况下，总比逃跑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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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现在我理解了这是怎么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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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怎么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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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就是您的令人生气的镇静。您的镇定自若，也就是勇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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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您过去曾把我描写为一个温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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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是的，我为此而感到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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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您不必过多地为此而感到遗憾，因为许多人都以为我是这样的人。这应归咎于我的这张面孔，这厚厚的眼皮，垂下的双颊。我有一位朋友，是个雕塑家。有一次，他想给我塑一个半身像。他花费了无数的时间，塑好了，又毁掉。后来他说：“问题是这样的，你的面孔太一般化了，也就是说，你有一张普通人的面孔。你不是一个温和的人却有着温和的线条。”我举这一例子并不是想说明我是个强硬的人，尽管我不时发火，但我不是强硬的人。当然，我也不是那种易于屈膝顺从的人，或者是可以被吓唬得住的人。我在监狱中从来没有灰心丧气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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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今天也是这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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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从不灰心丧气是一回事，不抱幻想是另一回事。即使不抱幻想的人也可以抱有希望。当然，希望是斗争得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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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就像英国人击爱尔兰人一拳那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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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我不知道我是否击了那一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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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9月于里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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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奥特洛·萨赖瓦·德卡瓦略（Otelo Saraiva de Carvalho, 1936— ），葡萄牙陆军上将，武装部队运动成员，1974年康乃馨革命的主要战略决策者。1975年3月参加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1984年被指控参加或接触恐怖组织，1989年罪名被赦免，后成为一名军火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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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埃内斯特·梅洛·安图内斯（Ernesto Melo Antunes, 1933—1999），葡萄牙军官，武装部队运动政治纲领的主要制定者，在康乃馨革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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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人物采访记Ⅰ 阿尔瓦罗·库尼亚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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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瓦罗·库尼亚尔于1913年11月10日出生在科英布拉。1934年成为卢西塔尼亚共产主义青年学生组织的书记，公开与萨拉查政权对立。他于1940年第一次被捕，1949年，又一次被捕，被判30年徒刑。1960年成功越狱，逃往莫斯科避难，最后迁居巴黎。1961年，在国内以鼓掌方式被任命为葡萄牙共产党书记。1974年，“康乃馨革命”后回到葡萄牙，参加临时政府。但是很快退出政府，着手组织和领导极左力量。1992年退出政坛，以曼努埃尔·蒂亚戈的笔名，写了许多评论和文章。他于2005年1月12日在里斯本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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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人物采访记Ⅰ 1975年6月，在葡萄牙举足轻重并左右着执政军人的人，在选举中虽败犹胜的人，是葡萄牙共产党领导人阿尔瓦罗·库尼亚尔。采访他并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但是一旦能采访到他，从他的言谈中，你可以充分了解到在这个国家发生的事情，勾画出一个清晰的轮廓。库尼亚尔不屑使用外交辞令，他无比直率，张口便说出他心中想说的话。在他所向往的和他所追求并已经部分达到的目标中，有一项就是彻底拒绝民主自由，即彻底拒绝被理解为宽容和文明的民主自由。他谈话的核心是要么无产阶级专政，要么法西斯专政。第三种力量无足轻重，自由社会主义微不足道，而且如果自由社会主义损害了他的欧洲同志，那么就更糟。对这些，他都直言不讳。但是对个人私事他守口如瓶，甚至拒绝透露他是否已有妻室子女，拒绝透露他逃出佩尼谢监狱之后的流亡生活是在哪里度过的。（苏亚雷斯于1975年9月向我证实，流亡期间，库尼亚尔主要寄居在莫斯科。一月之后，卡里略向我重复了同样的话。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他们都一致认为库尼亚尔已经结婚，至少有一个女儿。人们无法理解，他为什么对此讳莫如深。在独裁政权已经垮台，秘密状态也随之解除的今天，这完全是多余的。）人们难以明白这种严守自身秘密的作法究竟是如何产生的。甚至有关他的被捕、受审、被判无期徒刑和14年囹圄生活的情况，我都没有能让他说出片言只语。尽人皆知，他在萨拉查的狱吏面前的表现一直是非常高尚的，这需要莫大的勇气。但是我相信保密的嗜好产生于他从事秘密政治活动的经历，产生于某些共产党人所具有的典型性格。我没有采访过贝林格，但曾为了要求采访他而会见过他。我发现他与库尼亚尔一样，也设置着一道屏障。这并不是偶然的。只要谈思想观念，贝林格可以开诚布公，侃侃而谈。但一提及他的私生活或者涉及他的个人问题，他便面有难色地闭口不言。总之，政治上敢作敢为的人往往在有关自身的问题上变得腼腆而拘谨。也许是因为他们并不自信，或者对自己并不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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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库尼亚尔的性格是不可取的，但他却使我产生好感，他也许是我见过的最讨人喜欢的领导人之一。荒谬绝伦的是我越被他的原则和言语吓得连连后退，就越感受到他的魅力，以至于我必须努力去忘掉这一点：一旦他大权在握，而我正是他在葡萄牙的政敌的话，那么他将会毫不犹豫地枪毙我。对他产生这种好感的原因难以解释清楚，而有些人则认为原因很简单，因为女人们喜欢库尼亚尔，没有一个女人不为他那俊秀的脸蛋、美丽的蓝眼睛、甜美淳朴的笑容和一头银丝而动心。尽管他年事已高，身材矮小，衣着简朴，但他富有一种强烈而不可抵御的性感。诚然，这一切都是千真万确的，但还不足以解释上述现象。事实上，男人们——我指的是正常的男人——也像女人一样喜欢库尼亚尔。你将找不出一名男记者或库尼亚尔的政敌说出与此相反的话来。根据我的经验，我敢断言他的魅力不在于他的外貌，而在于他的激情，在于他的直率，还在于他的可爱。他甚至在向我陈述那些最难以令人容忍的思想时，也显得亲切、欢快、雄辩。他的乏味的信仰从未减弱过他的智慧，他的左派正统观念从未磨灭掉他的光泽。所以，尽管你讨厌他，谴责他，但最终你将因同他在一起而感到一种莫名的喜悦，而且似乎感到有必要为他的谬误言论开脱。果不其然，我们最后以紧紧握手、互拍肩膀道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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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于行政选举前夕在意大利发表，并由西方各报转载的采访记引起了无休止的争论。在欧洲共产主义正忙于表明自己信仰议会民主以谋取信誉之际，显然，库尼亚尔讲话的发表犹如冰雹打在庄稼上。反共产主义者加以利用，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的共产党人为此而恼火，贝林格派遣贾恩卡洛·巴叶塔前往里斯本，以证实我在文中是否有添油加醋之处。巴叶塔会见了库尼亚尔，回国后在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摊开双臂说：“请你们再重读一下法拉奇写的采访记吧。”库尼亚尔对巴叶塔说的话完全是他对我说过的话，不光彩的却是葡萄牙共产党。早在核实我的文章以前，葡萄牙共产党就发表了一份公报，说我是个撒谎的人，完全捏造了库尼亚尔同志的答话。但我可以不费吹灰之力，用简单的真理来反击他们，就像基辛格事件时那样。我答复他们说，录音磁带在我的手中，可以证实我听到和录下的话。人们就这一事件又继续议论了几周，甚至几个月。我不得不承认在这一事件中唯一表现良好的人正是库尼亚尔，因为他没有一次低头否认自己的言论，或者荒诞地用辟谣的作法来伤害我，相反，有人对我说，他将会强烈地指责在葡萄牙共产党内做出这等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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