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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作为朋友相互道别。在门口，他低声对我说：“简·奥斯汀的那个忠告……对您也适用。可惜您是个女人。”我回答他说：“可惜您是个神甫。”后来，我们约定在塞浦路斯再见。我当时就预见到他将会一帆风顺地回到那里。八个月后，我同亚历山大·帕纳古里斯一起在那里果然又见到了他：在一次礼节性拜访中见到了他。（1968年，那些校官在全岛搜捕帕纳古里斯。由于马卡里奥斯委托其属下的内政部长盖奥尔加吉斯给他发放了一张假护照，帕纳古里斯才免遭逮捕。）他在政府大厦中一间朴实无华的办公室里接见了我们。他请我们喝咖啡。他摆动着食指抗议道：“您在那次采访中让我说了些什么啊！我当时实在不谨慎。”与此同时，他的眼睛里流露出笑容。但是他的面容已变得更加疲惫不堪，他的背驼得更厉害了。他成了某个政权的具体体现，这个政权就像流着血的伤口那样在受苦受难，但它却是唯一能为世界接受的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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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里亚娜·法拉奇（以下简称“法”）：宗座，我提一个鲁莽的问题：您是否还要回塞浦路斯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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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卡里奥斯大主教（以下简称“马”）：我当然要回去，这是肯定无疑的！我将于11月回去，最晚也不晚于12月。行期将完全由我自己决定。我至今尚未回去，只是因为我等待着希腊政府撤换那些在反对我的军事政变中负有责任的军官，也因为我想留在这里亲自听取联合国关于塞浦路斯问题的辩论。我并没有提出过辞职，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对我回国一事提出疑问。我没有任何理由不回国，除了那些担心自己将受到审判和惩罚的人之外，也没有任何人反对我回国。我不打算去审判和惩罚那些人，那将有损于国家的团结。不言而喻，这并不意味着我企图歪曲历史。恰恰相反，我愿意全世界都清清楚楚地了解所发生的事件。但是我愿意摒弃种种惩罚和报复的手段。我将宣布大赦，那些因为我要回国而吓得发抖的人可以安心。何况，他们是为数很少的几个人。与军事政变前相比，今天人民更加拥护和支持我。他们渴望能再见到我。99%的人是站在我一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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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99%的居民包括土耳其族塞浦路斯人在内。宗座，我不相信他们会满腔热情地想重新见到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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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我同意您的说法，我也不认为大多数土耳其族人会拥护我。恰恰相反，我以为就是土耳其族副总统登克塔什[1]先生一想到我要回国也是不高兴的。但是我并不为此担心，将同登克塔什先生和土耳其族会谈的不是我本人，而是克莱里季斯[2]。他是个杰出的谈判者，比我更了解登克塔什。噢！当然毋庸讳言，未经我的许可，克莱里季斯将不得作出任何决定。也毋庸讳言，当我谈到返回塞浦路斯时，我谈的是作为总统返回塞浦路斯。我是总统，我将作为总统回到那里。如不是作为总统回到那里，我决不接受。我是否还将在一段长时间内担任总统？这仅仅是我个人的事，也就是说我将在塞浦路斯作决定。我现在告诉您吧，我并不排除再过一段时期后放弃总统职务的可能性。我必须根据形势作出判断，譬如，一旦达成一个可恶的协议，那么我不应该再继续担任总统。但我再说一遍，这要等到以后再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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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可恶的协议应怎样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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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土耳其将坚持建立地理上的联邦，这我决不接受，因为它将导致这个岛屿被分割并出现双重的归并：塞浦路斯的一半交给希腊，另一半交给土耳其。这将意味着作为独立国家的塞浦路斯寿终正寝。是的，我准备讨论建立联邦的问题，但这个联邦应该是行政意义上的联邦，而不是地理意义上的联邦。出现一些土耳其族人执政的地区和一些希腊族人执政的地区是一回事，把我们分成两部分则是另一回事。把两三个土耳其族人居住的村庄合并在一起，然后交给一个土耳其族人的政府管辖是一回事，把20多万人从岛屿的一个地区移到另一个地区又是另一回事。土耳其族塞浦路斯人分布于全岛，怎么能对他们说，为了建立联邦，你们卷起铺盖，离开你们的家，离开你们的土地，迁居到另一个地方去呢？这至少是不近人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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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宗座，这正是使您感到苦恼的事吗？难道是土耳其族塞浦路斯人的悲剧使您感到苦恼吗？我并不觉得直到昨天为止他们是分外受到尊重的人。他们被当做二等公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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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这并非事实！这并非事实！尽管他们是少数民族，但他们有很多特权，他们的举止行动表现得像是大多数人的代表一样。虐待他们的不是我们，而是他们的土耳其族首领：这些人强迫他们生活在与世隔绝的村庄里，对他们进行讹诈，阻止他们在经济方面同我们合作，阻止他们进步。这些人不允许他们同我们进行贸易，同我们一起发展旅游事业。他们不是我们的牺牲品，而是那些人的牺牲品。谁也不能否认，在塞浦路斯存在着真正的民主，完善的民主。土耳其族人可以在他们的报纸上随心所欲地折磨和咒骂我，他们可以到大主教府邸按照他们的意愿见我并向我提出问题。糟糕的是他们由于受到自己首领的逼迫只能秘密来找我。塞浦路斯两个民族曾杂居在同一个村庄里，而未曾发生过什么问题。过去如此，就是在希腊与土耳其交战时期也是如此。您说的并非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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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宗座，您剥夺了他们的许多宪法特权，这是真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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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我没有剥夺他们的任何特权，我只是悲叹那些特权使得国家机器不能正常运转而已。宪法规定，他们以30%的比例参加政府。但在很多情况下，担任这30%政府职务的土耳其族塞浦路斯人往往缺乏能力。譬如，有一个职位，本来可以由一个聪明的希腊族人占据，而结果却不得不交给一个目不识丁的土耳其族人，仅仅因为这个职务非得由土耳其族人担任不可。有一次，他们投票反对税收。我想方设法向他们解释公民不纳税，政府也就难以存在的道理。他们拒不接受。于是，我就强迫他们照样纳税。这是滥用权力吗？另有一次，当我准备去贝尔格莱德参加不结盟国家会议时，登克塔什先生想行使否决权，阻止我去。我回答他说：“尽管您行使您想行使的权力，我还是要去。”这是滥用权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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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宗座，不管您说的是否有理，今天的现实已经发生变化。土耳其族人占据着整个岛的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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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我不能接受这一说法。因为我不能承认“既成事实”，我不能以我的签字使通过武力造成的形势合法化。所谓的现实主义者建议我同土耳其族人商谈建立地理联邦的事宜，认为我理应是个不太强硬的人。他们一再说，他们将能满足于30%，而不是继续占据整个岛的40%：可以是灵活的。我不要这样的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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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灵活”这个字眼是亨利·基辛格所喜爱的。是他对您这样说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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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基辛格从来没有明确地对我说过他赞成建立地理联邦。他从来没有明确地对我说过他正在做什么。他总是对我说“为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他总是翻来覆去地说：“我们不打算谈我们为说服土耳其而正在做的事。”这样，我也就不能断言他正在酝酿一个为我所不能接受的协议。但是我可以告诉您说，我们在很多很多的事情上看法仍不一致。如果美国愿意的话，那么它在这件事上能够起到更有决定性的和更加明确的作用。不是它在向土耳其提供经济援助和武器吗？不是只有它才能够说服，甚至迫使土耳其变得更加理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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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宗座，您相信未经基辛格的默许，总之，未经美国人的默许，塞浦路斯可能发生这样或那样的事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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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噢！我相信，美国及其他国家事先就得到有关土耳其当时正在准备入侵塞浦路斯的消息。也许他们受了土耳其人的骗，也许他们中了圈套。当时土耳其人告诉他们说，这将是一次有限行动，一次旨在两日之内恢复宪法秩序的警察行动。也许他们很晚才了解到土耳其的真正计划是什么。但是，他们本来仍然可以制止事件的发生。他们可以拦住源源而来的土耳其部队。我就此事同基辛格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我向他表明了我的失望。我毫不掩饰地告诉他，我对他的国家所采取的态度是何等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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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他怎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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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他回答说他不同意我的看法，他回答说他在幕后奔忙，做了说服土耳其人的工作。就是在这次讨论中，他也不愿意明确地解释他究竟做了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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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宗座，许多人觉得基辛格和美国应负的责任远不是在土耳其入侵塞浦路斯的问题上，我们没有忘记入侵是在继雅典军政府发动了推翻您的军事政变之后发生的。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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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当然，悲剧的第一章是由雅典军政府写下的。塞浦路斯首先是由于希腊的干涉而遭到破坏的。土耳其作为第二个祸害接踵而来。提起此事，我犹感遗憾，因为希腊现政府对待我很好，以诚挚和坦率对待我。我没有见过卡拉曼利斯，也没有见过阿韦罗夫[3]，但是我认识马夫罗斯[4]。我喜欢马夫罗斯。他是个精明能干的人，是个诚挚而坦率的人。对我来说，他这些优点足够了。但事实依然是，如果塞浦路斯当时没有失去自由，那么希腊也绝不会恢复自由。事实依然是，如果前任政府，即军政府没有给土耳其人留下口实的话，那么土耳其永远也不敢进行干涉。土耳其威胁要入侵我们由来已久，但是他们始终没有付诸行动，因为他们始终找不到进行这种入侵的口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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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是的。但是您不相信美国或者中央情报局同那次政变有某种关系吗？据说，中央情报局对谋杀您的事件一点也不感到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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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就各种谋杀事件而言，我不相信同美国有关系。事实上，在发生最近一次谋杀事件之前，正是美国驻内罗毕使馆的人员在我访问非洲期间告知我说，我的生命处在危险之中。他们对我说：“我们获悉有人图谋在您回国途中杀害您。您要多加小心。”几天后，在塞浦路斯的人向我证实了这一消息。他们还说，暗杀将在15天之内发生。后来所发生的事情正是这样。至于政变……我不知道。基辛格向我表白说：“发生反对您的那种政变并不符合我们的利益。”我想我理应相信他。但是我应该相信他吗？无数的迹象恰好向我表明事情同基辛格所说的相反，只是我缺乏任何确凿的证据。我还向雅典打听消息，想了解得更多一些，但一切都枉然。我拿不出可以证实我的看法的证据，也就不得不把自己的看法深藏在心中。基辛格说：“当然，我们在注视着形势，我们清楚，约安尼迪斯不喜欢您，军政府的其他人也不喜欢您。但是我们没有获得何日将对您发动政变的具体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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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也许您7月写给吉齐基斯[5]的一封信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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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我们可以说，那封信加速了政变的发生。但即使不写那封信，政变照样也会在一个月或两个月之后发生。正如基辛格所承认的那样，这是再肯定不过的了：仅仅时间的早晚有待决定而已。在“归并”的分裂活动中，我是最大的障碍。他们热衷于“归并”的活动。每当我们行将达成土耳其族塞浦路斯人和希腊族塞浦路斯人之间的协议时，雅典的军官便高喊“归并”来加以干涉。他们说：“你们当地的协议无关紧要，我们的目标是归并。”我记得，有一天，其中的一名军官前来对我说：“您应该宣布归并，现在离土耳其出兵塞浦路斯还有四五天时间，还来得及，而且到时美国将会进行干预，并阻止他们入侵这个岛屿。在一周之内，归并将成为一个‘既成事实’。”也许他们真的以为让我们合并于希腊的可能性是那样显而易见。然而不管他们如何强求我接受雅典的命令，不管他们如何强求我像傀儡似的听命于他们，就我的秉性而言，这是绝对办不到的。我仅仅听命于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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