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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他怎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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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他回答说他不同意我的看法，他回答说他在幕后奔忙，做了说服土耳其人的工作。就是在这次讨论中，他也不愿意明确地解释他究竟做了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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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宗座，许多人觉得基辛格和美国应负的责任远不是在土耳其入侵塞浦路斯的问题上，我们没有忘记入侵是在继雅典军政府发动了推翻您的军事政变之后发生的。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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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当然，悲剧的第一章是由雅典军政府写下的。塞浦路斯首先是由于希腊的干涉而遭到破坏的。土耳其作为第二个祸害接踵而来。提起此事，我犹感遗憾，因为希腊现政府对待我很好，以诚挚和坦率对待我。我没有见过卡拉曼利斯，也没有见过阿韦罗夫[3]，但是我认识马夫罗斯[4]。我喜欢马夫罗斯。他是个精明能干的人，是个诚挚而坦率的人。对我来说，他这些优点足够了。但事实依然是，如果塞浦路斯当时没有失去自由，那么希腊也绝不会恢复自由。事实依然是，如果前任政府，即军政府没有给土耳其人留下口实的话，那么土耳其永远也不敢进行干涉。土耳其威胁要入侵我们由来已久，但是他们始终没有付诸行动，因为他们始终找不到进行这种入侵的口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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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是的。但是您不相信美国或者中央情报局同那次政变有某种关系吗？据说，中央情报局对谋杀您的事件一点也不感到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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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就各种谋杀事件而言，我不相信同美国有关系。事实上，在发生最近一次谋杀事件之前，正是美国驻内罗毕使馆的人员在我访问非洲期间告知我说，我的生命处在危险之中。他们对我说：“我们获悉有人图谋在您回国途中杀害您。您要多加小心。”几天后，在塞浦路斯的人向我证实了这一消息。他们还说，暗杀将在15天之内发生。后来所发生的事情正是这样。至于政变……我不知道。基辛格向我表白说：“发生反对您的那种政变并不符合我们的利益。”我想我理应相信他。但是我应该相信他吗？无数的迹象恰好向我表明事情同基辛格所说的相反，只是我缺乏任何确凿的证据。我还向雅典打听消息，想了解得更多一些，但一切都枉然。我拿不出可以证实我的看法的证据，也就不得不把自己的看法深藏在心中。基辛格说：“当然，我们在注视着形势，我们清楚，约安尼迪斯不喜欢您，军政府的其他人也不喜欢您。但是我们没有获得何日将对您发动政变的具体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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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也许您7月写给吉齐基斯[5]的一封信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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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我们可以说，那封信加速了政变的发生。但即使不写那封信，政变照样也会在一个月或两个月之后发生。正如基辛格所承认的那样，这是再肯定不过的了：仅仅时间的早晚有待决定而已。在“归并”的分裂活动中，我是最大的障碍。他们热衷于“归并”的活动。每当我们行将达成土耳其族塞浦路斯人和希腊族塞浦路斯人之间的协议时，雅典的军官便高喊“归并”来加以干涉。他们说：“你们当地的协议无关紧要，我们的目标是归并。”我记得，有一天，其中的一名军官前来对我说：“您应该宣布归并，现在离土耳其出兵塞浦路斯还有四五天时间，还来得及，而且到时美国将会进行干预，并阻止他们入侵这个岛屿。在一周之内，归并将成为一个‘既成事实’。”也许他们真的以为让我们合并于希腊的可能性是那样显而易见。然而不管他们如何强求我接受雅典的命令，不管他们如何强求我像傀儡似的听命于他们，就我的秉性而言，这是绝对办不到的。我仅仅听命于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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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那么您也预期必将发生这次军事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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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不，我永远也不相信他们会愚蠢到真的要策划一场反对我的政变。我觉得他们不考虑政变的后果是不可能的。总之，它会引起土耳其的干涉。我相信他们至多也只能做类似同土耳其达成协议这类事，也就是说允许土耳其进行干涉，而希腊则予以还击。这样，分割和双重归并就可以从这里开始。就是在军事政变之后，当我抵达伦敦时，我仍对此深信不疑。我需要时间去证明约安尼迪斯仅仅是因为缺乏明智才这样做的。不过，应该说，我过去就了解他。在1963年和1964年，他作为国民卫队的军官来到塞浦路斯。一天，他在桑普森陪同下来找我，秘密地向我陈述了一项他已经作了部署的计划。他躬着身子，毕恭毕敬地吻我的手说：“宗座，计划在此。在全岛向土耳其族塞浦路斯人发动突然进攻，把他们逐个逐个地全部消灭，这样，问题就解决了。”我惊讶万分，回答他说，我不同意他的计划，我也不能理解这种枉杀无辜群众的邪念。他又吻了吻我的手，怒气冲冲地走了。我告诉您吧，他是个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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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您觉得帕帕多普洛斯好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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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我可以说是的。如果我不得不在帕帕多普洛斯和约安尼迪斯之间进行选择的话，那么我将选择前者。至少他更聪明些，或者说是不太愚蠢的人。他在发动军事政变后不久，作为希腊总统府部长到塞浦路斯来时，我首次见到了他。谁也不能说我当时非常看重他。但是我后来前去雅典讨论塞浦路斯问题时，又有两次见到了他。我应该承认，在那两次会晤中，我觉得他是个敏锐的人。不管怎样说，他是个讲究实际的人。是的，帕帕多普洛斯当时妄自尊大，目空一切。此外，我对他在塞浦路斯问题上的真正想法一无所知。但是他有能力同时控制所出现的各种局势。他远比他的同僚高明。我不相信他当初就恨我。他是后来才开始恨我的，是在最近两年中，也许是在最近一年中才开始恨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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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宗座，您也能记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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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应该这样说，称之为仇恨的感情是人类天性的组成部分，不能阻止任何人发泄这种可能产生的感情。我不喜欢承认它，因为我是传播博爱的。尽管如此，但有时……有时……好吧，我们可以说，我不太喜欢某些人。您笑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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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因为您使我想起了某些统率军队作战的教皇。我不明白您究竟是个怎样的神甫。我的结论是您根本不是个神甫，而是个穿着神甫衣服的大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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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您说错了。我首先是个神甫，然后才是个政治家。说得更明确些，我完全不是个政治家，我是个神甫，首先是个神甫，第一是神甫。是一个公众举荐他担任国家元首，从而成为政治家的神甫。但是您内心可能会说您不喜欢这种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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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是的，您使我感到迷惑不解。在我看来，世俗人的斗争恰恰在于不允许神权和世俗权的结合，在于阻止一个宗教领袖同时成为一个政治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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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而在我看来，这是相当正常的，在塞浦路斯更是如此。因为在那里大主教就像主教一样都是通过全民投票，由人民直接选举出来的。换言之，在塞浦路斯，大主教不仅仅是教会的代表和管理者，而且也是国家的代表，是个总督。在我看来，教会还要关心生活的各个方面：基督教不仅仅局限于关注人类的道德进步，而且还关心人们的社会福利。我看不到我的神甫地位和总统地位之间有什么冲突。我看不到我在掌握神权和世俗权上有什么丑闻。其实，我不依靠某个政党，我不是个靠四处游说争取选票的政党领导人。我用人民的坚执要求和几乎一致的选票所赋予我的两个职务为他们服务。如同多年前我对一个世俗人乔治·帕潘德里欧总理所表白的那样，我之所以强大是因为我软弱。因为我既没有党，也没有军队和警察作为我的后盾。因为我连政治的规律都一窍不通。因为我奉行的原则是基督教的准则，而不是政治手腕、政治花招和政治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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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还有呢！宗座，算了吧！然而最擅长耍手腕和搞妥协的大师恰恰是您，被人称为搞阴谋的最杰出的专家也恰恰是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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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不！我不使用这些方法，不！我倾向于搞妥协，但永远也不在某些不明朗的或不合理的事情上搞妥协。我不是个圣人，但我是个诚实的人。我不相信政治必然是不诚实的。我不相信要取得成功，非得借助于阴谋不可。您知道我的人民为什么爱我吗？您知道他们为什么能宽恕我所犯的种种错误吗？因为他们知道这些错误的产生是由于判断失当，而不是由于居心不良。您不能把我同昔日的教皇混为一谈。事实上，您若要征询我对他们的看法，我将会给您一个否定的回答。我想方设法要把基督的教诲真正地渗透到人们赋予我并为我所接受的职务中去。举个例子来说明：在塞浦路斯有死刑，我是国家元首，死刑判决书必须由我签署。但是实际上在塞浦路斯死刑极少执行，因为被判了死刑的人只要向我请求宽大，我就赦免他们。众所周知，在塞浦路斯死刑是名义上的，因为我经常中止死刑的执行。昔日的教皇奔赴战场，而我却不能容忍战争。我把它视为注定要灭亡，并注定将得不到人们信任的疯狂行为。我不容许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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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但是请您原谅，宗座，在塞浦路斯为独立而斗争的初期，恰恰是您这样说过：“必须流很多的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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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我不可能说这样的话。也许我说过“自由的道路是由鲜血浇灌而成的”，或类似的话。也许我说过“我们应以身殉难”，但不是“我们应该杀人”。是的，我过去赞成破坏行动，但条件是不以无辜者的血为代价。在我流亡期间才发生了杀戮事件，那是因为当时我已无能为力去制止它。噢！我不是像您想象中的那种可怕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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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好吧，现在我们不谈塞浦路斯，只谈您本人。开始吧，您为什么要当神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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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我一直想当神甫。从童年时代，从我刚满13岁、进入修道院时起，我就想当神甫。至于为什么……我很难说明白。也许是家乡附近我参观过的那些修道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非常喜欢修道院，那里的生活与我们的乡村生活是如此不同。我常常自问，修道院岂不是我摆脱牧羊生活和贫困的地方吗？我的父亲是个牧民。他总是要我帮他放羊，而我不喜欢放羊。他常常悲叹道：“在我长子身上我不可能有任何指望。等我将来老了，如果我需要帮助的话，那么我将不得不依靠我的次子！”他总是这样喋喋不休，以致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当我已经当上大主教时，我曾这样跟他戏谑：“你还记得你曾经喋喋不休地说过，你在我的身上不可能有任何指望的话吗？”他像所有的家庭成员一样，是个笃信宗教的人，但是他不明白为什么星期天早晨我不去放羊，而要跑到修道院去，帮助神甫做弥撒。我向他倾吐心事，说明我要走那条路。当时我才12岁。他听罢火冒三丈。但是我并不害怕。我是那么坚定，以致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挡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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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您的母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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