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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我可以说是的。如果我不得不在帕帕多普洛斯和约安尼迪斯之间进行选择的话，那么我将选择前者。至少他更聪明些，或者说是不太愚蠢的人。他在发动军事政变后不久，作为希腊总统府部长到塞浦路斯来时，我首次见到了他。谁也不能说我当时非常看重他。但是我后来前去雅典讨论塞浦路斯问题时，又有两次见到了他。我应该承认，在那两次会晤中，我觉得他是个敏锐的人。不管怎样说，他是个讲究实际的人。是的，帕帕多普洛斯当时妄自尊大，目空一切。此外，我对他在塞浦路斯问题上的真正想法一无所知。但是他有能力同时控制所出现的各种局势。他远比他的同僚高明。我不相信他当初就恨我。他是后来才开始恨我的，是在最近两年中，也许是在最近一年中才开始恨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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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宗座，您也能记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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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应该这样说，称之为仇恨的感情是人类天性的组成部分，不能阻止任何人发泄这种可能产生的感情。我不喜欢承认它，因为我是传播博爱的。尽管如此，但有时……有时……好吧，我们可以说，我不太喜欢某些人。您笑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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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因为您使我想起了某些统率军队作战的教皇。我不明白您究竟是个怎样的神甫。我的结论是您根本不是个神甫，而是个穿着神甫衣服的大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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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您说错了。我首先是个神甫，然后才是个政治家。说得更明确些，我完全不是个政治家，我是个神甫，首先是个神甫，第一是神甫。是一个公众举荐他担任国家元首，从而成为政治家的神甫。但是您内心可能会说您不喜欢这种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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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是的，您使我感到迷惑不解。在我看来，世俗人的斗争恰恰在于不允许神权和世俗权的结合，在于阻止一个宗教领袖同时成为一个政治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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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而在我看来，这是相当正常的，在塞浦路斯更是如此。因为在那里大主教就像主教一样都是通过全民投票，由人民直接选举出来的。换言之，在塞浦路斯，大主教不仅仅是教会的代表和管理者，而且也是国家的代表，是个总督。在我看来，教会还要关心生活的各个方面：基督教不仅仅局限于关注人类的道德进步，而且还关心人们的社会福利。我看不到我的神甫地位和总统地位之间有什么冲突。我看不到我在掌握神权和世俗权上有什么丑闻。其实，我不依靠某个政党，我不是个靠四处游说争取选票的政党领导人。我用人民的坚执要求和几乎一致的选票所赋予我的两个职务为他们服务。如同多年前我对一个世俗人乔治·帕潘德里欧总理所表白的那样，我之所以强大是因为我软弱。因为我既没有党，也没有军队和警察作为我的后盾。因为我连政治的规律都一窍不通。因为我奉行的原则是基督教的准则，而不是政治手腕、政治花招和政治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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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还有呢！宗座，算了吧！然而最擅长耍手腕和搞妥协的大师恰恰是您，被人称为搞阴谋的最杰出的专家也恰恰是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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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不！我不使用这些方法，不！我倾向于搞妥协，但永远也不在某些不明朗的或不合理的事情上搞妥协。我不是个圣人，但我是个诚实的人。我不相信政治必然是不诚实的。我不相信要取得成功，非得借助于阴谋不可。您知道我的人民为什么爱我吗？您知道他们为什么能宽恕我所犯的种种错误吗？因为他们知道这些错误的产生是由于判断失当，而不是由于居心不良。您不能把我同昔日的教皇混为一谈。事实上，您若要征询我对他们的看法，我将会给您一个否定的回答。我想方设法要把基督的教诲真正地渗透到人们赋予我并为我所接受的职务中去。举个例子来说明：在塞浦路斯有死刑，我是国家元首，死刑判决书必须由我签署。但是实际上在塞浦路斯死刑极少执行，因为被判了死刑的人只要向我请求宽大，我就赦免他们。众所周知，在塞浦路斯死刑是名义上的，因为我经常中止死刑的执行。昔日的教皇奔赴战场，而我却不能容忍战争。我把它视为注定要灭亡，并注定将得不到人们信任的疯狂行为。我不容许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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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但是请您原谅，宗座，在塞浦路斯为独立而斗争的初期，恰恰是您这样说过：“必须流很多的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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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我不可能说这样的话。也许我说过“自由的道路是由鲜血浇灌而成的”，或类似的话。也许我说过“我们应以身殉难”，但不是“我们应该杀人”。是的，我过去赞成破坏行动，但条件是不以无辜者的血为代价。在我流亡期间才发生了杀戮事件，那是因为当时我已无能为力去制止它。噢！我不是像您想象中的那种可怕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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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好吧，现在我们不谈塞浦路斯，只谈您本人。开始吧，您为什么要当神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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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我一直想当神甫。从童年时代，从我刚满13岁、进入修道院时起，我就想当神甫。至于为什么……我很难说明白。也许是家乡附近我参观过的那些修道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非常喜欢修道院，那里的生活与我们的乡村生活是如此不同。我常常自问，修道院岂不是我摆脱牧羊生活和贫困的地方吗？我的父亲是个牧民。他总是要我帮他放羊，而我不喜欢放羊。他常常悲叹道：“在我长子身上我不可能有任何指望。等我将来老了，如果我需要帮助的话，那么我将不得不依靠我的次子！”他总是这样喋喋不休，以致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当我已经当上大主教时，我曾这样跟他戏谑：“你还记得你曾经喋喋不休地说过，你在我的身上不可能有任何指望的话吗？”他像所有的家庭成员一样，是个笃信宗教的人，但是他不明白为什么星期天早晨我不去放羊，而要跑到修道院去，帮助神甫做弥撒。我向他倾吐心事，说明我要走那条路。当时我才12岁。他听罢火冒三丈。但是我并不害怕。我是那么坚定，以致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挡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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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您的母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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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我记不太清我的母亲。我很小的时候，她就去世了。我连她的照片也没有。那时候，穷人是不去照相的，生活在塞浦路斯山区的穷人更是如此。我只记得母亲患病那天的情景。当时，全区只有一名医生。我的父亲徒步去寻找那位医生。他不知道医生在哪个村庄，东奔西走了好几个小时。终于，他回来了，像牵了一头羊似的把医生也带来了。医生用同一种药片治疗百病，我猜想这种药片是阿斯匹林。他把药片给了我母亲。过不多久，母亲就去世了。我记得丧礼的情景。我记得那天夜里，我同父亲睡在一起。因为在他身边，我可以放声痛哭。那天夜里，他也在痛哭。我对他说：“你不哭，我也不哭。”我记得后来祖母把我带走了，亲戚来劝说我的父亲：“你还年轻，应该续弦，这也是为了孩子。”当时，家里除我以外，还有我的小弟弟和刚生下不久的小妹妹。有一天，他们把我送到新的妈妈那里：父亲又结了婚。新的妈妈站在屋子中间，轻轻地招呼我说：“进来，进来！”我不愿意进去，我并不认识她。但是后来我终于进去了，而且很快就爱上了她。她心地善良，至今还活着，至今仍心地善良，我至今仍爱她，而且非常爱她。要向您说明我的来由既容易又不容易。我的父亲既不会读，也不会写，我的母亲、我的祖母和我的继母也都不会读，不会写。我相信，我的父亲之所以能容忍我去修道院是因为在那里我将学会读书写字。他陪我去修道院时叮嘱我说：“你要听话，好好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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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您那时就是个不听话的孩子吗？您刚才说过，您只听命于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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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那时候，我是个腼腆的人。我是那么腼腆，以致在课堂里我从来没有勇气站起来回答老师的提问。虽然我已经懂了，但当老师叫到我的名字时，我满脸通红，变得笨嘴拙舌。但即使那时，我也不是一个唯命是从的人。请您听听胡子的故事吧。我20岁时，修道院院长命令我蓄起胡子，按照规定，见习修道士不一定要蓄胡子。我拒绝蓄胡子，他便大发雷霆说：“要么你听我的话，要么你离开这里。”“行，我离开这里。”我随即整理行装，因为我料定结果将会如何。“你不能离开这里！你得留下来。”“好吧，我留下来。”“但是你得蓄胡子。”“不，我不蓄胡子。”“瞧着吧，现在我就揍你。”“那你揍吧。”他开始打我。他一面打，一面厉声问道：“你蓄不蓄胡子？”“不蓄。”“你一定要蓄胡子，一定！”“不蓄。”他最终颓唐地倒在一张椅子上说：“我请求你蓄起一点胡子吧。仅仅蓄一点点，为了不致有失我的面子。”“不蓄。”“蓄最短的那种胡子，短得足以使人怀疑你是否长了胡子。”我笑着问道：“最短的那种胡子？”“是的。”“像现在这样？”“是的。”“再也不要多蓄一毫米？”“再也不要多蓄一毫米。”“好吧。”终于在我没有屈从的情况下达成了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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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我可以说，这是意味深长的一种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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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这是我的战略，始终一贯的战略。我的意思是说：我总是喜欢走到深渊的边缘，然后停在那里，以免掉进深渊。您明白吗？我在最后的时刻止步不是因为我到了那里觉察到前面已是深渊，而是我能预测到那里是不能逾越的最后一毫米。当然，别人会以为我要去跳崖自尽，而我却是平静地向前走去，因为我知道应在什么时候止步。对待修道院院长就是如此。其实，我丝毫没有想到过要离开修道院，我太爱它了。但我知道，如果我让他相信事情恰恰相反，并忍受他的拷打，那么他会在最后让步，作出妥协。这是我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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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您从未由于计算失误而遭遇厄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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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我不相信命运。任何人都是自己命运的主宰。人们最多会遇到一些意料不到的事情，但应该善于因势利导。例如，我没有预料到我在35岁时成了主教，37岁时成了大主教……这是一段值得一叙的历史。我在修道院里度过了七年的光阴，其中三年就读于尼科西亚的高等学校。之后，我被派到雅典，以便取得法律系和神学系的毕业文凭。在那里，我经历了战争，意大利的占领和继之而来的德国占领，这是一个困难而严峻的时期。解放后，我获得了美国的奖学金，到了波士顿。并接受委托，管理当地希腊东正教徒聚居区的一个教区。我喜欢美国，决心在那里逗留五年，而不是三年。我决心要取得大学神学教师的资格，但没有料到这个计划竟未能实现。实际上，只过了两年多一点，我就收到来自塞浦路斯的一封电报。它通知我说，在某一地区，人们要选举我当主教，这使我大吃一惊。我不愿意离开美国，我不愿意回塞浦路斯去。对我来说，塞浦路斯只是一个模糊的地理概念，而且是被缩小了的地理概念。它缩小为我出生的山区、我在那里成长的修道院和就学的尼科西亚学校。您知道吗？我18岁时才初次见到大海。因此，我立即作了这样的答复：“万分感谢，我不想成为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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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您是在对我说，您是个没有抱负的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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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当然，我曾是个有抱负的人！当一个神甫在自己的宗教生涯中一事无成时，他是不会满意的。我的抱负与此不同。但是我发出回电后不久，便收到了第二份电报：“选举已经举行。人民一致选您担任主教。”那是1948年，正值爆发独立斗争的前夕。我忧郁地登上一架飞往雅典的飞机。我记得在那里我向大家提出了一个问题：“我能在尼科西亚机场找到一辆出租汽车吗？”后来，我在雅典乘飞机去尼科西亚……我已经告诉过您，在塞浦路斯，选举主教是非常民主的：在没有舞弊的情况下，人民自愿而热情地参加选举。但是我没有告诉过您关于选举掀起的狂热。我不能忍受狂热，不能忍受任何形式的狂热。所以您可以想象得到，当我走出机场去找出租汽车，看到外面的人群狂热地呼喊着我的名字那种难以置信的情景时的感受。我只是重复了后来成为我的第一次政治宣言的话：“你们需要我，我将献身于教会和塞浦路斯。为了打碎殖民主义的枷锁，使塞浦路斯取得自由，我将尽我的全部力量。”后来，人们把我高举起来，并带到拉纳克斯——选举我为主教的那个地区。从那时起，塞浦路斯便成了我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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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宗座，我们应该承认，这是一种美好的生活，幸运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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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一种艰苦的、有被谋杀危险的、吉凶莫测的、痛苦的和流放的生活。我参加过抵抗英国人的斗争。两年后，当大主教去世时，我在选举中获胜，接替了他的职位，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年轻的教会领袖。是的，我为此而感到高兴。但是我的政治工作却成倍地增加了，并使我付出了流亡的代价。为了摆脱我，英国人把我打发到塞舌尔群岛……说得对，今天看来，这件事并不完全是个悲剧。说到底，这不是流放，而是度假。我拥有一座别墅，在那里我受到款待和尊敬。当地风景绚丽，是如此的绚丽，以至我后来渴望去重游旧地。我确实曾经作为旅游者又去过那里，甚至还买下了别墅附近的一小块土地，而土地的主人本来不想把它卖给我。英国人待我很好。他们把我软禁在那里的时间不长：仅仅11个月。我当时并不知道，还以为他们至少要软禁我10年，甚至终身。在那里，我对塞浦路斯发生的事一无所知，我没有收音机，没有报纸，不能同任何人交谈。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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