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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从弗洛伊德经典精神分析到今天的“后现代”精神分析，尽管其学派内部的争端不断，例如，仅仅在“理论上的争议”（米切尔语）就有：什么是心理病理的原因，是“创伤”还是（无意识的）“幻想”（fantasy）？什么阻碍治愈，是（无意识）“冲突”还是“发展受阻” ？“性欲”在心理病理的形成中究竟起什么作用？等等，但有一点是所有精神分析治疗家都认同的：“过去”比现在更重要！换言之，也就是“无意识”比意识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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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纵观整个20世纪，几乎精神分析学派之外的治疗家，都强调“现在”比过去更重要。格拉塞甚至创立了“现实疗法”与此相抗衡：因为传统精神分析强调的是过去的经验对现在的影响，而现实疗法则强调“现在和将来”；重视“怎么办”，而不是“为什么”。现实治疗法强调当事人的目前的行为。这种对于“现在”的重视，可从治疗者经常发问“你现在正在做什么”而看出；即使问题有可能源于过去，当事人也必须在现在学习更好的方法去处理。例如，如果有一位成年当事人小时候曾遭受过性虐待，咨询师仍会强调目前问题的解决。唯有在有助于解决目前的问题时，才可探索孩提时的虐待事件。显然，格拉塞对追究所谓“幼年时期的事件”的做法持怀疑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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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尔斯创立的“格式塔疗法”（“完形疗法”）也是与看重过去相对立的。其鲜明特色是，注重个体和“情境”（context）的相互关系，强调自我觉察、“此时此刻”。作为“情境”对认知产生影响的一个例子，谁被当作“背景”，而谁又能作为“主体”，这是一个“奋争”的过程；只有“此时此刻”（now）最重要的需求（need），才能从背景中冒出头来，形成一种暂时的平衡。当这个需求被满足后，它又会回归到背景之中，给下一个需求留出空间。这里，皮尔斯所独到的关注点与弗洛伊德式的“过去观”冲突颇大：弗洛伊德关注的是个体在童年时期被压抑的内在心理冲突，而皮尔斯则把重心放在个体“此时此刻”所处的“情境”上。这样，格式塔疗法通常只会问当事人在“做什么”或者“怎么做”，而很少问“为什么”。因为那样的问题只会促使当事人去编造一些“合理化”的解释，并将他们带回过去的回忆中，从而脱离了现在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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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宾斯旺格为代表的“存在主义疗法”也与传统精神分析分道扬镳。存在疗法的基本目标是，帮助来访者寻找生活的意义，使他充分地体验到个人的存在即“此在”，让他认识到自己存在的全部潜能，重拾生活的信心。纵观治疗的全部过程，宾斯旺格都只强调“此时此刻”，而对于过去和未来并不重视。这恰好体现了海德格尔的人的“此在”（Dasein）——在“时间”中存在；而且是“此时此刻”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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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疗法”的创始人之一贝克，在年轻时就用扎实的科学研究功底撼动了当时盛极一时的精神分析。他撇开了传统的（无意识）动机模式，而向新兴的信息加工模式靠拢，从而改变当事人的不合理的认知观念。也就是说，贝克所关注的是，人们在心理病症期间，其心理功能是如何运作的，而不是关注为什么会有这个“病症”。这样，认知疗法减少了对于童年期的探索，将治疗集中在对日常问题的探索上；祛除精神分析式的“象征意义”，关注当事人的报告的实际价值。总之，认知疗法主要关注当事人的认知或思维，而不是潜意识的动机或驱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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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立倾向2：是“问题本身”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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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问题解决”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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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咨询与治疗中，来访者总是要带着“问题”而来。但是，纵观20世纪咨询与治疗的整个演变就会发现，各种各样的心理疗法，特别是不同的咨询与治疗者，对问题的看法却是大相径庭的，至少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尽一致。同一个来访者的“问题”，精神分析学派认为是早期精神创伤所致，行为学派认为是有效学习的训练不足或奖惩不当造成的，认知学派则认为是不合理的认知所导致的，人本主义学派则认为是由缺乏应有的尊重和接纳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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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后现代主义学派的一个精辟见解是，问题既是来访者、也是治疗者“主观建构”的；而且，各种心理治疗学派用专门的语言所“建构”起来的各种所谓心理治疗假说，只能是反映了冰山的一角，充其量如同是瞎子摸象得出的片面认识。那么我们不妨这样假设：“问题本身”不是问题，而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不当，才导致了问题的出现甚至加重。这样，心理咨询和治疗的策略不就可以聚焦到问题解决、而不是似乎已经约定俗成了的问题本身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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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泽尔和贝尔格所创立的“焦点解决短期疗法”正是立足于上面的假设。在咨询过程中，来访者对问题的一再叙述，往往使他们的内心被无助与挫折的情绪塞满。但是，如果咨询师能引导使之注意力转向思考“希望情况有何改变”，来访者就不再陷于抱怨而不能自拔，转而澄清自己的期待，去思考改变问题的可能及寻找自己的着力点。也就是说，来访者的身心开始准备，为朝向解决问题的目标而动员起来。这正是焦点解决短期疗法把焦点放在问题的解决上，而不是局限于“问题情境中的主旨”的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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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解决的短期疗法，也从“太极图”中受到启发：人的心理系统是平衡的，就像太极图的黑白两部分分别代表阴阳，二者互补互动，相辅相成。心理及行为的改变，可以由黑的部分着手，去修改问题的结构，也可以由白的部分扩展，探讨问题不出现时的状态。传统的治疗方法是从问题的原因入手，努力减少“黑”；而焦点解决短期心理疗法主张扩展取向，从解决入手，努力增加“白”。“白”之增多，“黑”即减少。即焦点解决短期心理疗法着重于探讨来访者身上问题不发生时的状况，而不像通常的咨询那样把重点放在问题的修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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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有可能在不探究问题原因的情况下就成功地解决问题，那么就有可能将“问题”与“人”相分离——这正是怀特和艾普斯顿的思路。他们发现，针对同一个来访者的问题，不同文化背景的专家会运用不同的治疗理论作出不同的解释。如果来访者向不同的治疗师咨询，就会得到多种多样的反馈，那问题不是变得更加混乱吗？所以他们的叙事心理疗法提出，要将问题释放到“谈话”中，通过“说”让来访者自己寻找谈话内容的意义、生活的意义，让他们用自己的语言叙述着自己的“故事”；不再像传统疗法那样，去解释问题的产生，追溯其源头，而是将焦点放在人身上，亦即将问题与人相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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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心理治疗”的倡导者之一塞利格曼指出，好的心理咨询与治疗应该遵循培养人的积极力量和积极品质的原则。其重点应该放在培养个体的积极力量和品质（如“幸福感”、“自我决定”、“乐观情绪”、“爱与被爱的能力”和“快乐感”等）上，而不仅仅是教来访者学会暂时地摆脱“问题”困境的办法。只有培养个体的积极力量和品质，才能从根本上预防个体心理障碍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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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立倾向3：是“病态者”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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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健康者”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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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弗洛伊德是“病态者”角度的始作俑者。他认为，“只有研究了不正常的东西，才能试着弄明白正常的东西”。在他那里，精神分析不过就是一种日常生活中的“心理病理学”。作为一种心理的“病理学”，总是要与如下语汇打交道：“病人”、“病态”、“疾病”、“症状”、“变态”、“失调”，等等。尽管他的“疾病”概念具有心理动力学的维度——本我、自我与超我之间的相互作用，并断言导致心理病理状态的前提条件，是“自我”正常功能的被削弱或被瓦解，但这毕竟还是一种“医学的”或“病态的”治疗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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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随着精神分析运动的发展，其学派内部这种医学或病态的治疗模式有所遏制。例如，沙利文就认为精神分裂症是由不良的人际关系造成的，进而把传统的精神病学改造成了“人际关系理论”；克莱因的“客体关系理论”，为精神分析由“驱力结构”的模式向“关系结构”模式的转变奠定了基础；埃里克森反对对潜意识的挖掘，轻视对梦的分析，主张分析师与患者的平等，强调把社会环境因素加入进来，把患者作为真正的“社会的人”来分析；柯恩伯格把客体关系理论与经典精神分析的本能理论整合在一起，并利用他整合后的概念模式来分析边缘型人格和自恋型人格；默瑞的理论曾深受弗洛伊德和荣格的影响，却从正统的精神分析中脱离，建立了自己的基于需要和压力的“人格学”。和大多数的心理咨询大师不同，他通过对“正常人”的实验研究发展出了更具广泛意义的临床治疗技术；米切尔的“关系精神分析”，将美国人际关系学派、英国客体关系理论、自体心理学理论的长处，整合成为一种独特而有效的关系理论，即使用“关系”一词来强调精神分析的所有学派背后共同的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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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新兴的“积极心理学”看来，至少从弗洛伊德以来，心理学大多专注于心理的“障碍”、“病态”、“消极”方面的研究以及咨询与治疗。实际上，这样的心理学，说到底是一种“消极心理学”。其主要问题在于，消极心理学只看到心理的各种问题、外部世界中的不良事件乃至那些恶劣的环境，从而把心理学定位于消除人们心理上的各种问题上。消极心理学家期望，在心理问题被消除的同时，能使人们自然而然地体验到快乐。美国心理学家谢尔顿曾生动地描述了这种现象：一个人回顾自己的一生，言简意赅地总结“我是一个好人”时，精神分析家则马上给他这样一个专业性的评语：“在一定程度上说，这是一位自恋狂”；当一个人很热心的去帮助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时，心理学家则竭尽全力从此人的行为中找到他“自私自利”的阴暗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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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这有些言过其实，但于此我们也可以看到消极心理学的理论基础和目的。在消极心理学看来，“消极的”动机是真实的、普遍的，而“积极的”动机则是人们的偶然为之。佩塞施基安强调，作为积极心理治疗的前提，我们需要人的天性中的那些“积极”方面，并给予它养分，让它茁壮地成长为主流。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才能四处洋溢着爱的空气；只有这样，生活最终才有意义；付出奉献的社会那才是一个美丽的社会。这样，佩塞施基安就为心理治疗开辟了另一条从“健康者”角度看待心理治疗的有效途径。这一角度的要义在于，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选择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从而放弃那些曾经经历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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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利格曼的“健康者”角度充满着“乐观主义”维度。他所推崇的乐观，并不是盲目的乐观，并不是“阿Q精神”，而是要帮助人们在心中树立坚定的信念。其目标是使人们变得乐观，但却不否认客观存在的环境或突发的事件。积极心理治疗希望帮助人们达到这样一个目的：在面对挫折和失败时，从积极的视角作出一种合理的解释，争取从挫折和失败中找到原因，吸取经验教训，让自己在挫折和失败中成长，为将来的成功奠定基础。这样一来，心理治疗就必须坚持慢慢灌输的原则。不能指望像治疗身体疾病那样，药到病除。心理治疗更应该起到改变人的一种行为、一种态度的作用，这是一个慢慢积累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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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立倾向4：是“功能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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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正常功能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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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经常用所谓“失调”（maladjusted）、“适应不良”（maladaptive）、“变态”（abnormal）等词汇来描述心理障碍，但我们都知道，这些词汇往往缺乏一种清晰而明确的标准；尽管美国精神病协会在1994年发布的《心理障碍的诊断与统计手册（DSMMD）》中，详细阐述了心理障碍的具体标准，但这些标准充其量只是一系列简单的“启发式规则”，如主观忧伤、怪异、社会危害性和无能等。因此，明确心理障碍的具体标准对于心理咨询与治疗的发展至关重要。有了明确的标准之后，咨询与治疗师就能以此为框架，对个体的正常和异常状况进行测评和诊断，并且提出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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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关键在于，个体的某个行为，到底算是一种“功能障碍”，还是属于一种“功能正常”的反应，有没有什么理论上的原则加以区分与确认？以弗洛伊德的“神经症”概念为例。他认为，神经症（不像传染病）没有特殊的决定因素，寻找病源之类的刺激物是徒劳的；而且神经症容易转变为一般所谓的“正常”。因此，如果神经症与“正常人”的心理特点的确没有差别，那么神经症的研究对我们了解正常人就有极大的价值。通过这一研究，我们可以发现正常人的心理组织的“弱点”。显然，弗洛伊德式的“神经症”，到底是功能障碍还是功能正常，其分界是不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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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进化心理学范式的兴起，目前在西方形成了“进化临床心理学”。它试图提供一套更加严格的理论原则来确认心理障碍的存在与否，从而避免对心理障碍的直觉性误解。根据目前进化心理学领军人物巴斯的假设，“一旦我们能够对进化形成的心理机制进行描述，对它们的功能予以确认，那么我们就能够得到一套确定功能障碍的具体标准。在相应的背景下，如果一种机制未能执行它在进化中所形成的设计功能，那我们就可以说该机制发生了功能障碍”。比如说，如果你的皮肤破了，但血液却不能凝固；周围很热，但你却不能排出汗液；或者当你在进食和下咽时，你的喉部却不能上升来阻止食物进入肺部，那么就可以说这些进化机制都出现了功能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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