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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联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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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认为，“自由联想法”是整个治疗过程的前提，因为它可以为分析师提供非常有价值的有关患者的资料。所谓自由联想，简单地说，就是不要让患者的意识去指导他的思维；让他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患者必须保证一五一十地说出自己感觉到的东西，而分析师也用不着反复关照他必须讲真话。“患者不仅应该告诉我们他想说和愿意说的，像忏悔一样得到解脱，而且他同样应该告诉我们其他一切他自我观察到的、出现在他的脑海中的事情，即使这些是他讨厌说的，似乎对他是不重要的，或者实际上没什么意义的。”自由联想的预期效果是，患者在汇报其回忆的往事时，不光把自己意识到的东西报告出来，还要把被抵抗所压抑的潜意识内容，包括被压抑的情绪、被遗忘的一些回忆，直接或者间接地表达出来。如果患者在接受分析师尽量坦诚的要求之后，不再进行自我抵抗或压抑，“那他就将为我们提供大量的思想、观念和回忆，这些材料已受到潜意识的影响，常常是潜意识的直接派生物，从而使我们能够推测到患者受到压抑的潜意识材料，使我们能够通过给患者以信息来扩展他的自我对其潜意识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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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抗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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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在研究歇斯底里症时指出，“是那些正常的受压抑的精神力量，在反常条件下转化为变态的心理”。人们心中会产生一种特别的冲动，有可能是来自本能的，也有可能是来自外界刺激的，这种冲动总是要往外宣泄掉。但当冲动受到各种形式的约束和阻止时，冲动就会被人自身压抑到潜意识当中去，而且引起冲动的事实可能会埋藏于潜意识当中，或被扭曲，或被遗忘，或被转移到其他人身上；同时那种冲动的力量无法发泄出去。这种得不到宣泄的“潜能”，就是发生歇斯底里症的原因。弗洛伊德把这一过程称为“压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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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认为：“分析面临着一个任务，就是去掉抵抗，自我矫正是用它来表示自己与被压抑的东西无关。”患者的这种抵抗会使治疗工作进行得更加困难，甚至有使工作完全停顿下来的危险。抵抗分为两种：一种是由压抑引起的抵抗。这种抵抗在临床上的突出表现是，当患者在对过去自由回忆中逐渐接近自己不愿意去想起的东西时，他的联想就会中断或消失，报告给分析师的要么是“想不起来了”，要么是“不会是那样的”；当分析师告诉他，“其实这个东西是发生过的，你当时就在场”时，他对这一事实还是一无所知，甚至是极力地反对分析师的肯定的告诫。另一种是持续于整个治疗过程并随工作进展而更新的抵抗。“患者的自我会由于畏惧危险和不快乐而从与分析师的合作中退缩，但只要它不打算拒斥分析师，那它就肯定会不断接受鼓励和安慰。”在患者与分析师剖析有关患者的回忆的时候，患者的自我（现实中的“我”）反对分析师，反对分析师对他不愿意承认的事实的肯定；而通常是分析师必须主动并且在强烈的治愈动机下冲破患者的抵抗和心理防线，引导患者进入自我，从而帮助患者把那些事实带入意识中，让患者利用自我的力量进行治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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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指出，克服抵抗是最费时间和最麻烦的，然而又是最值得做的工作。因为这一工作有利于“自我的转变”。因此，分析师应努力使患者自我免受潜意识的改变。弗洛伊德写道：“只要我们能在自我中检查出潜意识的派生物，我们就能指出其不合理的根源，并促使自我拒绝这些影响。应当牢记，潜意识元素对自我的改变不应超出一定限度，这是我们帮助病人抵御潜意识侵犯的契约的先决条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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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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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移情，是指“患者把分析师看成是自己童年或过去的某一重要人物的再现或化身，结果把无疑用于原型的感情和反应转移到了分析师身上”。其实，“移情只能说是由精神分析揭示并分离出来的。移情是人类精神生活中的一种普遍现象；它决定着一切医疗效果的成功与否，而且实际上，它还支配着个人与社会环境的所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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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师通常被患者当成自己的父亲或母亲。移情是两极化的，它既包含着对分析师积极的、温情的态度——正移情，又包含着对分析师消极的、敌对的态度——负移情。在正移情的情况下，患者会取悦分析师，赢得分析师赞扬和喜爱，就像是依恋于分析师。这种依赖感成了患者按照与分析师合作、依从分析师的安排的真正动力，患者会觉得自己是为了分析师对自己的赞赏而去做那些平时他做不到的事。这种巨大的动力是促使治疗能够顺利进行的一个推动力来源，而且不可小视这个力量，因为分析师的赞美和表现出对患者的喜爱会强化患者再次发展移情，所以移情的力量会不断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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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移情再现的是患者与其父母的关系，那它也会继承这一关系的两极性——爱与恨。终有一天，患者对分析师的积极态度会转变成消极、敌对的态度即负移情。这实际上是患者在重复过去。“显然，这些移情状态的危险在于患者不理解移情作用的性质，误把移情作用当作新的现实经验而不是当作过去经验的反映……分析师的任务是，坚定地使患者摆脱危险的错觉，反复地向他表明他自以为新的现实生活不过是过去生活的反映。”正因为移情在精神分析活动中是经常出现的，所以分析师一定要敏锐地发现患者对分析师自身的移情的现象，并且根据分析师的职业道德，不仅要尽早发现并采取对策，而且要防止分析师自己陷入对患者的移情当中。“移情只是用来促使病人进行一种精神活动——即克服他自身的移情抵抗，这会使他的精神结构发生一种永久性的变化。”分析师要让患者意识到移情的出现，并让他相信，当他表现出移情的时候，正在重新经历着童年受压抑时期产生于最早的客体依恋的那些情感。或者说，病人所无法回忆的一部分情感生活又在他和医生的关系中重新体验到了。正是这种移情中的重新体验，才使他确信这些潜意识冲动的存在和力量。这样，移情便从一种最激烈的抵抗手段，一跃成为精神分析治疗的最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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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智慧之门的经典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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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是开启神经症之门的钥匙”——少女杜拉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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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历了很多案例后，弗洛伊德遇到了改变他一生理论研究道路的案例——病人少女杜拉（Dora）。弗洛伊德从少女杜拉的病例中，总结出早期性经历对人格发展过程的阶段性影响、歇斯底里症的遗传因素、身心症状之间的关系、潜意识与现实之间的转化活动对于病人症状的表现的影响，以及潜意识幻想与性生活的密切关系等重要观点。经由对杜拉的梦的精神分析过程，弗洛伊德发现杜拉是处于几重三角关系当中：由于杜拉迷恋父亲，常与母亲作对，形成了“三角关系”；杜拉既羡慕又妒忌父亲的情人克女士，一面暗地模仿她，一面又想从她手里把自己的父亲抢回来，形成了一个新的三角关系；而杜拉又拼命与克先生接近，与其妻对抗，又形成了另一个三角关系。杜拉与他人之间的“三角关系”是导致她歇斯底里症发作的主要起因。而杜拉在发病时总会伴随着身体上的问题，比如呕吐、麻痹、痉挛等。弗洛伊德认为歇斯底里身体上的症状也是神经症的一种表达方式。这可能是因为潜意识幻想具有主动性，这些幻想在遭到意识的压抑之下横冲直撞，希望有一天找到一个通道可以从潜意识世界中突破出去；而这时潜意识的念头找到了身体这个很好的通道，于是就通过身体的一些生理反应进行释放。所以在治疗神经症时，如果发现了精神上的病因并进行相应的治疗，身体上症状的解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精神层面上的解放和治愈。弗洛伊德在这个案例当中对少女杜拉的一些性心理和行为上的观察和分析，并把这些与她的现实生活和潜意识分析结果联系在一起，整理分析出杜拉的病因以及相应的治疗方法；虽然这种方法在这个案例当中最后产生了很好的效果，但弗洛伊德却咬定神经症的产生是与性有关，尤其是潜意识幻想与性活动有关，后来提出了“力比多”（Libido）的概念，但现在有不少学者认为这个看法存在很多偶然性和漏洞，而且从有关弗洛伊德对母亲的依恋的传记中可以看到，弗洛伊德总是试图用性欲来文饰一些更本质的心理现象。有人认为，弗洛伊德把性欲与神经症之间的关系看得过于重要，因而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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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是愿望的满足”——“爱玛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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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故事更为有趣：1895年夏，弗洛伊德用精神分析法治疗了一位女患者，她叫爱玛。在治疗过程中，弗洛伊德在一个晚上做了关于这位爱玛患者的梦，梦醒后他立即记录下梦的内容，并在《梦的解析》一书中，用长达14页的篇幅作了详细的描述和解释，由此标志着弗洛伊德对他自己的自我分析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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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爱玛既是弗洛伊德的病人，又是他的朋友。有一天，弗洛伊德的同事奥托医生拜访了这位女患者，回来后与弗洛伊德谈起爱玛的情况。奥托说：“她看来似乎好一些，但仍不见有多大起色。”那种语气听来就犹如指责弗洛伊德没尽到责任。弗洛伊德猜想肯定是有别人说他的坏话以及对他的治疗效果不满，当时弗洛伊德并不在意，但当晚弗洛伊德越想越委屈，便奋笔疾书，把爱玛的整个治疗过程整理了一遍，并寄给了一位精神病治疗权威的同事M，目的是想让同事评判一下他的治疗到底有没有令人非议之处。就在当天晚上即1895年7月23—24日那个夜晚，弗洛伊德做了一场梦。他梦见爱玛来参加他的家宴。弗洛伊德埋怨她没能采用他的“治疗方案”，而爱玛则一再抱怨，说她的嗓子、胃和腹部都疼得厉害。弗洛伊德让她张开嘴，吃惊地发现在她嘴里有“一大片白色块和卷曲如鼻梁骨一样的东西”。弗洛伊德随后叫来了M医生，又检查了一遍，证实了他们所看见的一切。另外两位医生，“我的朋友奥托和里昂柏德”也出现了。医生诊断为感染，并且“我们也立刻查明了感染的原因”；“我的朋友奥托曾给她打了一针，但是当时注射器没有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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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中对这个梦的分析和解释是：“ ……在这个过程中，我逐渐体会到这个梦的意思。我意识到梦中的事件是我的一个意愿引起的。这个意愿肯定就是我做梦的动机，梦恰好满足了我由于前一天晚上的事而产生的愿望。梦的结论就是说，爱玛的病不见好不是我的过错，而是奥托的失职。事实上，我是因为奥托提起爱玛的病没治好而感到恼怒，而梦则把责任推到他头上去，从而报复了他。在梦里，爱玛的病况是由于其他原因引起的，和我的治疗没有关系，我的责任也就推卸得一干二净了。梦所表现的是我所希望的一种情况，因而它的内容便是愿望的满足，其动机也是一个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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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的“爱玛梦”及其解释似乎给他极大的启示，后来在1900年7月12日写给弗利斯的信中，还真的幻想着有那么一天，在他做这个梦的屋子前会竖着一块大理石碑，上面写着：“1895年7月24日，S.弗洛伊德博士于此屋发现了梦的秘密。”弗洛伊德之所以这样自信，是因为这一梦的解释向他表明，他可以把自由联想的方法用到自己身上。从中他发现梦对现实的反映，梦的结构与神经症的结构相同：它们都是象征性的。这一发现本身是在做梦过程中产生的，因而显示了梦的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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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如何成为我们眼中的勇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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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场——维多利亚时代的腐朽和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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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几乎禁锢了所有人的精神世界，它所提倡的禁欲主义危害着欧洲社会的各阶层的人们。人们即使被偷情、乱伦、性侵犯等不符合伦理道德的行为所威胁着，也必须正襟危坐沉默地忍受着痛苦和折磨，也就造成了很多人生活混乱，甚至意识恍惚、精神错乱。敏锐的弗洛伊德很快就发现了这一点，并以此作为自己奋斗的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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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人——树敌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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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光有禁锢人们精神世界的宗教观念，使得被束缚思想的大众无法接受弗洛伊德打破自己原先所坚持的伦理观念，还有当时保守的医学界，弗洛伊德刚开始涉及歇斯底里症患者时就提出了男性病人中也存在歇斯底里症的观点，而这种观点触犯了医学界权威，自从这里开始，弗洛伊德提出的理论、案例都遭到医学界人士的冷落和排斥；还有弗洛伊德身为犹太人的血统，总会受到那些所谓高贵血统的日耳曼人的冷嘲热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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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器——天赋和丰富的临床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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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的聪慧才智和后天培养出的深厚的文化功底，在我们看来，是促使弗洛伊德展现其思想和研究成果的不可缺少的工具。而多年从事精神科医生以及自己开设诊所接待心理疾病患者的经历，为他提供了丰富的治疗经验，也为他的思想的萌生、发展和验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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