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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的小哈特曼，几乎是日复一日的沉浸在各类知识汇聚的海洋中。缤纷多姿的艺术和文化深深地吸引了童年时期的他，从那时候开始，哈特曼对各种学科的广泛兴趣被激发了。由于平日里他家的宾客来自各个领域，包括文艺界、政治界、医学界、历史学界以及哲学界，小哈特曼置身其中，耳濡目染，小小年纪便领略了大千世界无尽知识的风采。如此家庭背景为哈特曼日后踏上精神分析的道路起到了奠定性的作用。他对于精神分析理论的开拓无疑受到了家庭的影响，他的创新与开拓精神源于其广泛的知识涉猎。此外，有学者认为，哈特曼提出的“没有冲突的自我（the conflict-free sphere）”正是他童年经历的体现，一帆风顺、衣食无忧使他在看待事物时抱有积极乐观的态度，并不注重强调“内在的冲突”。他所提出的环境对自我的作用正如他本身的发展一样，“知觉、思维、语言和创造力等的发展都属于自我去适应环境的功能”。另有观点提出，正是哈特曼的家庭背景，造就了他在精神分析领域中“保护者”和“妥协者”的身份。他的自我理论的提出，并不是想要推翻原有的弗洛伊德的理论，而是进一步拓宽、充实，从而更加全面地解释人类行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对弗洛伊德的原有理论体系采取的是一种保护的态度，用自己更深远的剖析来捍卫整个体系。由于他的父亲和祖父均曾属于国家公务人员，因此国家法律、法规在哈特曼心中有着极为神圣崇高的地位，它们是不容挑战的。于是在经典精神分析理论与他的对原有理论的拓展和细化之间，哈特曼作出了巧妙的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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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不停止的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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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特曼的早期教育完全是在家中完成的。父母请来的家庭教师教授给他这个年龄阶段所需要掌握的一切知识。直到13岁那年，哈特曼才告别了伴随自己8年的家庭教师，被父母送入了公立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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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了基础阶段的学业之后，哈特曼凭借扎实的基础和优异的成绩考入了维也纳大学，从此开始了他在各个领域的学术探索。在那个时期，大多数成绩优异并且极具天赋的学生通常除了学习专业课程之外，往往会参加非本专业的课程，哈特曼即是如此。比如他曾经参加了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社会学课程，这让他受益匪浅并且还极大地影响到了他日后的思考模式。在专业方面，哈特曼最初的兴趣是药理学，并且先后发表了两篇有关奎宁新陈代谢的学术论文。但是很快他将目标转移并锁定在了精神病治疗学上，此时的他发现只有精神病治疗学领域才能更好地让自己施展。从接触这一领域开始，哈特曼与保罗·谢尔德（Paul Schilder）合作，先后发表了若干篇较有影响力的学术论文，开始在精神病学界崭露头角。在此之后，如同大多数研究精神病治疗理论的学者一样，哈特曼对弗洛伊德的相关学说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于是开始了对弗洛伊德及其理论的深入探索。而这期间哈特曼发表的一些论文成为实验性精神分析理论方面小有成就的作品，其中成果之一是他以动作倒错的精神病实验，检验了弗洛伊德的“象征作用”这一概念。1920年，他成功取得了维也纳大学医学学位，并成为一名精神病医师，同时效力于威格勒－饶勒格（Wagner-Jauregg）诊所。然而哈特曼从来没有把学习限制在自己的学生时代，从维也纳大学毕业后，他依然学习各方面的知识——事实上，哈特曼的一生从来没有停止过刻苦的钻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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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20—1934年，也就是从26—40岁的繁茂年华，在维也纳大学的精神病与神经病学研究所里，哈特曼将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到了精神病治疗的事业中。他继续进行了自己早先对精神分析的研究，通过大量实验与案例，在前人的基础上对这一学说进行了深入探索。在此期间，他曾经去往德国柏林研究所工作了一段时间，而正是在这短暂的一年时间里，哈特曼完成并出版了《精神分析的基础》（1927）。直到1937年，哈特曼发表的学术论文累计已经达到20余篇，其中包括了著名的双胞胎实验以及有关精神病、神经症、价值观现象、吸食可卡因等问题的研究。此外，他还为当时一部意义重大的《医学心理学手册》的编撰作出了莫大的贡献。哈特曼毕生发表与出版的历程可以粗略地被分为三个部分，而其中第一个部分就包含了众多关于临床诊断的论文。而这之中，最受人瞩目的莫过于他的双胞胎实验了。这一实验是以方法学理论为基础的，它最终成为双胞胎精神病治疗和双胞胎精神分析学的典范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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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特曼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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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拉·卡普拉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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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哈特曼的事业发展得如日中天之时，著名精神病学家阿道夫·迈耶（Adolf Meyer）向他发出了邀请——位于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一个教授席位正等待着哈特曼。然而与此同时，弗洛伊德也向他伸出了橄榄枝——希望他依然留驻在维也纳。这对于哈特曼来说，无疑是一个艰难而又意义非凡的抉择。最终，哈特曼遵从了自己最初的追求，选择了后者。正如他一直所期盼的那样，后来的他最终成为那一代的维也纳精神分析协会中弗洛伊德理论追随者的领军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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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工作的投入和事业上的忙碌曾经一度让哈特曼的婚姻之路受阻，然而他最终顺利地娶了妻、生了子。他的妻子多拉·卡普拉斯（Dora Karplus）早先是一位儿童学家。受到哈特曼的影响之后，成为一位儿童精神分析医师。他们育有两个儿子，恩斯特·哈特曼（Ernest Hartmann），后来成为一名睡眠与梦的研究专家，同时也致力于他的父亲所奋斗终生的精神分析事业；另一个儿子劳伦斯·哈特曼（Lawrence Hartmann），与他的母亲一样投入于教育事业，并成为儿童精神分析师，最终成为美国心理学会（APA）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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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特曼之子恩斯特·哈特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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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辟“自我”的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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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奥地利被德国纳粹占领，哈特曼被迫离开了祖国，来到了巴黎，就任于巴黎精神分析研究所，同时还担任着《国际精神分析杂志》的编辑。其后不久，他又去了瑞士，并最终于1941年来到美国纽约精神分析研究所。在纽约精神分析研究所里，哈特曼担任研究所诊疗中心的首席督导，很多年以来直接领导着整个研究所。在那里，哈特曼重遇了自己多年的好朋友恩斯特·克里斯（Ernst Kris）和洛伊温斯坦（Rudolph Loewenstein）。三个人通力合作，撰写了一系列核心论文。洛伊温斯坦在他的回忆录中认为，尽管哈特曼是一个友好且容易相处的好朋友，然而他却是退缩的、并且基本上属于一个孤独的人。他很有幽默感，但这仅仅表现在谈论别人的时候，他几乎很少谈到自己。除了几个非常亲密的朋友之外，他的自我压抑与自我约束使其对任何人都保持着一种明显的距离。这种特征可能起源于他的害羞或是自负，抑或是两者皆有。哈特曼当时的这种外在表现，也从另一个角度体现了他在进行开拓的过程中遭遇到各方面的压力而产生的退缩。洛伊温斯坦还被哈特曼对于研究的专注以及诊疗的敏锐深深地打动了。然而，在哈特曼的著作中临床数据总是很少被提及，甚至被完全忽视。这是由于在哈特曼的观念里，只有提出一个完整的宏观的理论体系才是主要并且重要的，而诸如临床观察等都似乎并没有那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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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特曼的《自我心理学与适应问题》一书，193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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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的1939年对于45岁的哈特曼来说无疑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一年，他出版了一本题为《自我心理学与适应问题》（Ego Psychology and the Problem of Adaptation）的书，这不仅震撼了整个精神分析学界，更是成为自我心理学的奠基之作。这本传世之作在当时只有德文版本，它是从哈特曼在1927年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报告的一篇论文发展而来的。在一些评论者看来，这本书的意义非凡是因为它在现有的精神分析理论基础上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尤其是在自我心理学方面有着非常独到新颖的见解，这必然为经典精神分析理论的发展开辟了更加广阔的讨论空间。根据哈特曼的观点，诸如知觉、思维、记忆、语言、创造力的发展，包括各种动作的习得和熟练等一系列相关过程，都属于“自我的适应功能”，它们是在没有冲突的领域里发展起来的，而并不是自我与本我相互冲突的产物。他的这一学说标志了自我心理学的创立，他也被赋予了“自我心理学之父”的称号。此后，哈特曼就专心投入到自我心理学的研究当中。在他的理论体系中，“自我”是一种在“未分化的基质”中除了演变成驱力之外的另一部分能量，是一种可以自主发展的、不必依赖于本我的与生俱来的能量。同时，哈特曼将这种能量放入“进化”和“适应”的框架当中去思考，重点讨论了自我的一种生存本领。正是通过这种本领，人们才能很好地应对与处理现实中的各种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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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弗洛伊德一样，哈特曼的自我心理学也十分关注童年时期的个体发展。1945年，他与安娜·弗洛伊德合作开办了《儿童精神分析研究》杂志，致力于用精神分析理论来探究儿童心理。哈特曼担任主编。这份杂志成了几十年内唯一出版的儿童精神分析方面的刊物。1948年，哈特曼被纽约精神分析研究所的诊疗中心任命为医学督导。1952年，哈特曼当选纽约精神分析协会主席。1951年至1957年，哈特曼担任国际精神分析学会主席。其后一直担任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终身荣誉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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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设起连通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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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特曼在1960年曾经这样评价自己的理论：“自我心理学的发展扩展了动力等级的观点。”他自始至终对于经典精神分析理论持有一种极为尊重的态度，强调自己所做的研究仅仅是在其基础上的“扩展”、“补充”或是“修订”——显然他对自己理论在超越原有学说的方面表现得十分低调和含蓄。事实上，基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基本框架，哈特曼提出了创新性的意见；虽不能称之为“颠覆”，但在很大程度上是用更广阔的新思想解释了原有的问题。他很好地澄清了弗洛伊德体系中关于自我的一些未能作出明确解释的部分，并使之成为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从而大大开拓了精神分析的研究视野，引导其中的一部分概念重新回归到传统心理学理论中去。这也使得原本被“驱力”统治了一切的经典精神分析终于冲破了束缚，为更广泛的精神分析师所接受，同时也能紧跟学院心理学家的快速发展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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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特曼还通过对自我的起源和本我的起源之平行关系的阐述，对自我的能量中性化、自我与环境相互作用的适应过程等一系列问题进行分析，修正了弗洛伊德和安娜·弗洛伊德原有的自我心理学思想：一是阐明了自我事实上并不隶属于本我的概念；二是纠正了“本我的防御功能主导了自我的外在表现”这一经典精神分析观念。哈特曼对于自我的结构、能量的中心化、自我对于环境的适应等问题的解释跨越了精神分析和普通心理学之间的鸿沟；尽管仍然存在一些矛盾之处，但还是成功地联系起了一直以来处于不合作状态的这两者。哈特曼的所有学术贡献都包含了这样一个思想：精神分析是一个建立在事实之上的、基于方法论的科学性的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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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哈特曼及其自我理论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卓著效用。他将心理发展看作人类进化和适应的过程，并将自己的观点融入了原本就庞大的精神分析体系中，一方面保持着原有理论的经典性，一方面又做了极富建设性的加工。他的目标绝不是简单的批判，而是为精神分析乃至心理学更好地服务于人类而奋斗。作为精神分析理论的革新者，哈特曼倾其一生致力于发展主流精神分析学派。他的成就将会一如既往地为人类带来深远的影响——不仅仅是对于精神分析理论的发展，更是对于心理学的广泛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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