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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成为心理咨询师：来自咨询与治疗大师的启示 跋：不懂“心理”（Mind）的“心理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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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得承认：我是个搞理论的。或者说，我只对思想（thought）本身感兴趣；至于“应用”的问题，几乎从没有进入过我的视野。在此我不得不说句天大的真话，要不是近几年在我的教学生涯中出现了某种重要的变故，我是做梦也想不到要编一本心理咨询与治疗方面的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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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重要的变故是：在我带的研究生中，有心理障碍的人多了起来。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我也不明白，为什么自全国研究生“统考”以来，报考心理学专业的人以心理障碍者居多，以没学过心理学的居多，且往往是这些人更容易被录取。我真是困惑极了！我甚至开始怀疑，我现在搞的如此这般的心理学也许是个不小的错误！我从1992年开始带硕士研究生，那时我带的是哲学专业的研究生；那么多年，除了我觉得有的学生的脾气有点儿古怪之外，我从没有感到我的哲学学生中有什么今天所说的“心理问题”（尽管这远非是一个科学概念）。这也就注定了：我对有心理问题的学生不敏感！2003年9月我转到心理学系，也就开始带这个专业的研究生（硕士和博士）。令我始料不及的是，当我还是按过去我带哲学研究生的方式严格要求学生——我的禀性是不能不严格——时，却反过来曾遭其无端的伤害！更让我可叹和无奈的是，有头有脸的人物还乘机插上一杠子——当然从中得到了点儿蝇头小利，却也更加暴露了其愚蠢和平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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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是荒诞的”——你不得不无条件地接受；作为这种接受的结果之一，是我真切地感受到了：什么叫做心理障碍、人格障碍！我也开始对有心理问题的人敏感起来。我更是从反面得到了一个深刻的教训：如果要搞心理学，你就不仅要研究正常人的心理如何运作，你还必须懂得“异常心理”的运作。此刻，弗洛伊德的形象在我的心目中突然高大起来！我过去总在批评他，说他只关注病态心理；我甚至一度认为“积极心理学”可能有希望。但当代进化心理学给我的警示是：“人的天性”（Human Nature）中有“恶”（evil or evil instinct）的东西：攻击性、暴力、冲突、战争、同性竞争、强奸、宗教排外、种族隔离、剥削、仇恨、谋杀、复仇、性嫉妒、对地位和财富的追逐，等等。顺便说一下，西文“evil”一词，国内心理学界通常译为“邪恶”、“罪恶”，我以为不妥。此译法带有道德谴责（或宗教教义）的含义；而西方进化心理学家则是在中性的意义——即实证科学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基本上与“bad”（坏的、不良）、“wrong”（犯错、过错）同义。因此，我主张译成“恶”或“不义”较好。但由此引出的进一步问题是，如果人的天性中有恶（或不义），而有心理障碍的人却正是或往往表现出恶的行为，那这二者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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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无言以对。尽管我编出了这本关于西方心理咨询与治疗大师的书，但我仍然相信，以该领域现有的发展水平，心理学家并不能回答或解释我所提出的这个尖锐的、甚至致命的问题。由此，又引发了我不得不反思的另一个看似好笑的问题：所谓的“心理学家”究竟有何为？“心理学家”真的懂“心理”（Mind）吗？是不是只有那些号称“心理学家”的人才懂得所谓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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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提出这个确乎啼笑皆非的问题，首先是基于中国心理学工作者——我的读者知道，我不喜欢或不轻易使用“心理学家”这个称谓——到底行使了什么样的社会功能，或在当今社会中到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我的回答是，作用不大或甚微。我相信，本来心理学应该是能够对一个社会的文化建设（包括文化导向、文化批评、文化传递等）起作用的，但在中国，搞心理学的人没起到这方面的作用。举个例子：在当下的“文化圈”中，几乎听不到“心理学家”的声音。我手头有被赠阅的《中华读书报》、《文汇读书周报》和《社会科学报》三份读书人的刊物，可是，我从没有看到搞心理学的人在这些本属文化圈内的刊物上——我自己除外——发表过文章（哪怕是在《中华读书报》的“家园”栏目中发表一点学术感言之类的东西），或被记者采访，或就国内重大文化事件作出评论，或反映一点心理学界的动态。没有，完全没有！好像是，纵然这个世界如何动荡万千，我辈“心理学家”仍胜似闲庭信步——一切，哪怕是文化活动，均与“我”无关。仅就上海文化圈而言，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每年都要举行盛大的年度学术大会，但我从来就没有见过搞心理学的人参加。也许你会说，我的心理学不属于“社会科学”。那好，是不是有人参加了上海市科学联合会的年度大会呢？据我所知，没有！可是，你的心理学不是号称“自然科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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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导致的尴尬在所难免：搞心理学的人，既不属于社会科学，又不属于自然科学，那就只好关起门来自己开自己的“会”了。我不是说自己开会就不好，而是要问你在文化圈子内到底混得怎么样？你是不是只满足于在阴沉死寂的专业刊物上发点儿装潢性的“数据”，然后让它自行“说话”，你的“心理学事业”就这样完成了。难道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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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我跟搞心理学的人打交道多了，才发现有些人相当的自负，好像只有他们这些号称“心理学家”的人才配懂得“心理”。当然，什么样的人拥有关于“心理”的话语权，说起来还是一个“后现代的”问题呢！我暂时把这个问题放一放。这里我只是简短地论证一下，为什么在中国有太多的不懂“心理”的“心理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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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论证的思路，还是我在《你不知晓的20世纪最杰出心理学家》（2008年）的“跋”——“中国人搞西方‘科学心理学’的某些先天不足”——中的那个思路：“中华集体无意识”（包括其中的常识心理学），是中国人搞西方“科学心理学”的跨越不了的先天制约因素。集中来说就是：“西方人今天的所谓科学心理学，源出于他们老祖宗遗传下来的一套常识心理学概念系统，而我们中国人是‘另一套’常识心理学，这二者是不对应、不对‘路子’的！所以，当我们今天的中国人去搞西方的那种科学心理学时，一开始就相差十万八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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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人的“另一套”常识心理学中，有一种被现今搞心理学的人所津津乐道的思维方式，即所谓“整体性思维方式”。据说这种思维方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所在，它克服了西方人那种片面的“分析性思维”——即将研究对象或问题分解为它的各个“部分”，并对部分进行一种逻辑式的、语义或句法式的解析，直到各个部分都清晰明白、功能分明为止。但我认为，这种整体性思维方式看起来貌似“整体”，实则把什么东西——无论是外部的事物还是内在的心理——都“搅”在一起；其中最致命的，是把科学与道德、事实与价值、实然与应然、描述与解释等截然不同的两个领域的东西，搅拌成具有同质性（homogeneity）的“一个”东西。通俗而形象地说，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可以是“我”，“我”也可以是“你”——“咱们彼此彼此”。正是这种“整体性”思维方式，冥冥中造就了中国的那些不懂心理的“心理学家”，其中的一个重大谬误，就是把科学与道德混淆在一起，甚至用道德问题掩盖、取代甚至取消科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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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是不信，我就用咱们日常生活中一个司空见惯、说怪不怪的现象说起，即所谓“包二奶”。这事此刻涌入我的脑海，是因为前不久在网上看到了一个帖子——《二奶，教我如何不爱你！》。实际上，网民们是在用讽刺、调侃的方式向“心理学家”挑战：这种事到底是个什么问题？是个科学问题还是道德问题？作为搞“科学”的“心理学家”，你们为什么从不研究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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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便说一下，我极其厌恶媒体和日常言谈中使用“二奶”一词，因为这个词恰好是“中华集体无意识”起作用的表现：中国人（无论男女）在无意识层面上对女性有一种深深的蔑视！为了今天的中国人的颜面，我建议在汉语中彻底剔除这个词（哪怕是作为俚语）！本来，作为一个事实问题，这个词不过是指腐败分子利用权力占有他婚外的女性——说到底，不就是个“情妇”（婚外恋）问题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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呜呼！事情总是这样：每搞出一个“腐败分子”，不论大小，没有一个不是没有情妇的。官越大，情妇就越多。可叹的是，从来就没有中国“心理学家”做过这样一项研究，对那些被揪出来的腐败分子做一统计，按科长、副处、正处、厅局长、部长等自下而上排序，看看是怎样随着官级的递增，他们的情妇越来越多的。我曾在《文汇报》上看到一幅“天呈漫画”：有一个腐败分子情妇多了（共6个），就提拔其中的一个情妇为“首席情妇”，以工商管理的方式“管理”其他的情妇。天底下难道还有比这更滑稽可笑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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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稽归滑稽，可笑归可笑——“心理学家”却未必觉得可笑。因为他们把这个问题归咎于道德问题，与“我”搞心理学的人无关——“我不是道德学家呀！”。难道真是这样的吗？在西方科学心理学中，婚外恋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科学问题，是两性关系心理学中不可回避的一个重大主题。婚外恋（俗称外遇）有其特定的所指，对男性来说，是指拥有婚姻关系的男性与另一任意女性所发生的性爱关系——不管这个女性是有丈夫，有性伴侣，还是单身，在这里都不重要。在进化心理学中，婚外恋属于“短期择偶”，这主要是从两性关系持续的时间长短来看的。因为它不像婚姻关系那样能维持很长的时间——至少是相对较长的时间。婚外恋一般可长可短，但“短”也有一个时限，那就是它不短于“一夜情”或偶尔偷腥。从心理机制上说，婚外恋与一夜情或偶尔风流也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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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科学角度看，或作为一个科学问题来看，婚外恋有其特有的心理机制，它与道德问题无关。一个男人——哪怕他是“腐败分子”——搞外遇，是由进化而来的先天心理机制决定的。美国进化生物学家特里维斯（Robert Trivers）提出了著名的“亲代投资”理论，为解释男人为何“花心”（比女人）更甚这一谜团，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理论基础。根据这一理论，男性对随意的性关系——或“多样化的性伴侣”——进化出了比女性更大的欲望。之所以进化出了这样的“欲望”，主要是因为男性对子女的投资比女性要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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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人类属于有性繁殖，而从生物适应的角度上说，有性繁殖的物种所面临的最大的难题或挑战，就是求偶或择偶——找到一个配偶（像通常说的，男人要“讨个老婆”），因为这需要耗费大量的精力、资源和时间。在此过程中，雌雄两性各自所作出的贡献，严格说来是不对等的。首先，精子和卵子的生产和消耗就有很大差别。男性可以生产无以计数的精子，每小时可产约一千两百万个；而一个男人一次射精排出的精液重约5克，约含三亿个精子。可见，精子说起来算是这世界上最廉价的东西；相对而言，卵子却要珍贵得多。女性一生中生产的卵子数量比较固定，约40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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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显而易见，女性对子女（子代）的贡献并不止于卵子。实际上，人类亲代投资（父母投资）的关键阶段，如受精、怀孕的过程都发生在女性体内。这样，同样是一次性行为，所导致的结果是不一样的：一次性交，男性只需要付出最少量的投资——射精，却有可能让女性付出十月怀胎的代价（顺便想起一则笑话。江青俨然以女权主义口吻说过：“男人有什么用？无非是几颗精虫的贡献。”——她居然知道，仅仅是“几颗”而已）。不仅如此，女性在怀孕期间还丧失了其他的择偶机会（至少减少了性交的次数），这对女性不啻是一个不小的损失。此外，女性还要付出一个长长的哺乳期；甚至在有些文化背景里，母乳喂养还要持续达3—4年之久。很显然，女性比男性付出了更多的带有责任和义务的那些亲代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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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读者就明白了，外遇是一个科学问题，而不是道德问题；婚外恋与道德无关（当然也可以在不顾及外遇是不是科学问题的条件下对其作道德评判，但这已经不是该心理学家做的事情了）。尽管那些假道学家、那些意识形态的辩护士会不遗余力反对这一点，但正是这些伪君子的所作所为，败坏了婚外恋的名誉。正是他们，一面在台上大讲“情操”，一面却在台下利用权力和不义之财，大包情妇。当然，问题还不在于腐败分子有情妇，而在于他们把婚外恋的名誉搞坏了。他们的那些“情妇”，并不是通过他们自身的魅力而得到的爱情，而是利用自己所掌握的权力，加之中国贫穷落后女性对经济资源的依赖，致使他们得到了完全不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外“情妇”。这是对真正的婚外恋的亵渎，是权力不平等的结果。但愿读者看到这里的时候，不至于认为我这是性嫉妒的产物。就算我的性嫉妒强烈，也不至于和腐败分子叫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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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良心话，“整体性”思维方式所造就的不懂心理的“心理学家”，岂止表现在婚外恋这一小小的科学问题上！我信手拈来一例：有些人热衷于“中国特色的心理学”或“心理学研究中国化”（更谨慎一点儿叫“本土心理学”），可他们没有意识到：如果真有这样的“学问”可做，那你就得承认“中国人”与其他种族的人在“天性”上是不同的。但这是荒谬的！在人的天性上，中国人与外国人，无论在生理方面（系统、器官和组织的复杂设计），还是心理方面（语言、情感、归类、面部表情等），都不存在先天的结构差异。或者说，中华民族与其他种族的成员在“质”上都具有相似性（只是在“量”上有可能存在遗传方面的差异）。既然不同种族之间在心理功能上不存在任何质的差异，那你搞的那种“中国特色的心理学”还有什么意义吗？你不是在把一种价值观、一种意识形态强加于科学、事实之上，那又能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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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集体无意识中，有曰“人之初，性本善”。于是不懂心理的“心理学家”自豪地断言，我们中国人都是“好人”（按某一权威人物的说法，人是“心理和谐”的呀）：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中华民族勤劳勇敢、质朴善良。既然是这样，中国人的天性中就不存在“坏的”、“恶的”东西，或类似动物本能的东西，因为“我们是人呀！”，“人怎么能跟动物相比呢？”——搞心理学的人经常如是说。确实，当某人干了不义的事时，人们会异口同声呵斥道：“一点人性都没有！”这里的潜台词是：人性中只有“好的”东西；如果有“坏的”东西的话，那就不是“人”了。更可悲的是，“心理学家”为“好人”辩护，仅仅是出于他的这样一个良好愿望：“好人一生平安”——正如一首流行歌曲所唱的那样。不用我多说，这又是一个用价值判断、道德伦理来取代科学真相（事实）的绝好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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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范大学心理系国家理科基地2005级应用心理学专业的大部分同学，情系于20世纪西方心理咨询与治疗大师，正如作者之一袁政所感慨的那样，“我们这群挖掘者孜孜不倦地在他们的历史轨迹上插下铁锹、碾平堆积成山的记忆岭土、为仅有的一点点精神交集而欣喜若狂”。他们的辛勤挖掘终于有了回报：呈现给读者的这本《如何成为心理咨询师》，既是他们的学习成果的结晶，也是他们在咨询界崭露头角的一份宣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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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各位作者的姓名（以本书目录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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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旋（弗洛伊德）、陆静怡（阿德勒）、肖璨（荣格）、胡诗宇（哈特曼）、谢盈（沙利文）、赵婉（克莱因）、李杰（温尼科特）、颜彬（鲍尔比）、姜海霞（埃里克森）、李智颖（柯恩伯格）、陈薇（默瑞）、董敏霞（米切尔）、陈晓铃（马斯洛）、袁政（罗杰斯）、王蕾（弗洛姆）、王欢（弗兰克尔）、李濛（宾斯旺格）、陆佳颖（罗洛·梅）、曲学娟（凯利）、魏威（艾利斯）、庄磊、魏威（拉特）、张金美（拉扎勒斯）、李佳灵（贝克）、刘晨（希尔加德）、唐晓珉（皮尔斯）、沈琳翔（惠特克）、赵红梅（鲍文）、张蔚（萨提亚）、赵云洁（海灵格）、朱林（塞利格曼）、谢蓥滢（格拉塞）、王海静（佩塞施基安）、高小昕（福柯）、李熙（怀特和艾普斯顿）、尚庆萍（沙泽尔和贝尔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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