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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新法兰西的士绅们邀请米克马克酋长们前来参加自己的美食比赛，但是饥肠辘辘的弗吉尼亚人使用武力从波瓦坦的印第安人手中抢夺玉米，引发了一轮暴力冲突。印第安人伏击了一支突击队，杀死了全部17名士兵，往这些士兵嘴里塞满玉米，尸体任由英格兰人寻找。约翰·史密斯率领另一支突击队试图抓捕波瓦坦，却遇到了另一场伏击。史密斯被带到酋长面前，被迫参加印第安人的收养仪式——一场模拟处决［被酋长11岁的女儿波卡洪塔斯（Pocahontas）打断］的夸张仪式。在印第安人看来，这一仪式使史密斯和他的手下成为波瓦坦的附庸。史密斯对此情形却有不同的解释：那孩子被他的魅力倾倒，乞求宽恕他。史密斯回到詹姆斯敦，好像什么都没有改变，我行我素，这让印第安人目瞪口呆。小规模冲突最终导致了大屠杀。1610年，英格兰人把一整个印第安村庄夷为平地，将印第安儿童扔进河里并朝他们开枪取乐。（1613年，波卡洪塔斯被捕，嫁给了一位殖民者，被带回英格兰。几年之后，她因病在英格兰去世。）1622年，印第安人报仇雪恨，突然袭击了不断扩张的殖民地，使347名英格兰人丧生——弗吉尼亚总人口的三分之一。来年春天，英格兰人提出议和，但在签约仪式提供的饮料中下了毒，杀害了所有250名印第安人与会者。战争将断断续续地持续几十年。[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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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詹姆斯敦的领导人很无能，但印第安人在消耗战中始终是失败的一方。弗吉尼亚公司继续一波又一波地向切萨皮克输送殖民者，尤其是发现那里的烟草长得惊人之后。1607～1624年，7200名殖民者来到这里；尽管只有1200人幸存了下来，但每死一名弗吉尼亚人，就会有两名殖民者来接替他或她的位置。印第安人的损失——来自战争、疾病以及战争所引起的饥饿——则无法轻易弥补。到1669年，沿海低地印第安人的人口减至2000人，是起初人口的8%。英格兰人的人口已增至40000人，遍布整个沿海低地。这些英格兰人清理了印第安人的土地以种植烟草。[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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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件大事改变了沿海低地社会发展的轨迹，形成了至今依然存在的文化模式。第一件大事发生在1617年。波卡洪塔斯的丈夫约翰·罗尔夫（John Rolfe）成功地将西印度群岛的烟草移植到切萨皮克，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将弗吉尼亚从一个企业的军事基地变成了一个蓬勃发展的出口导向型种植园社会。第二件大事是发生于17世纪40年代的英国内战。内战导致大批家族外逃，而这些家族形成了沿海低地的贵族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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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烟草是一种有利可图、可以被运回英国的作物，但种植烟草是劳动密集型作业，涉及很多非技术性的工作。必须准备、耕耙，并护理好苗床，直到这些幼小的植物准备好被迁移到主田里。每张苗床都要挖成膝盖高的小山，每周都要清除杂草和消灭害虫。作物必须经过手工修剪、收割、除潮，之后包装好以待装船运输。烟草很快就使土壤贫瘠，那些新清理的土地上的烟草长得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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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海低地的领导层从那些拥挤在伦敦或者英格兰其他城市街头，濒临绝望、营养不良的工人当中招募自己的劳动力。他们免费将这些未来的劳工送往弗吉尼亚和马里兰，并为这些劳工免费提供一块50英亩的土地，以换取他们三年的“白奴”或契约用人服务。大多数回应者是15～24岁的单身男子。他们很快就占到了沿海低地欧洲人口的大多数。学者估计，在17世纪移居沿海低地的150000名欧洲人中，契约用人占80%～90%。很少有契约用人能活过自己的奴役期：每年的死亡率高达30%。那些活下来的契约用人有机会成为独立农民，其中一些人变得非常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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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开始，沿海低地就是一个由少数富人和大量穷人组成的社会。处于社会顶层的是一小部分越来越富有的种植园主，他们很快就控制了殖民地的经济和政治事务。处于社会底层的是一支被束缚的劳工大军，实际上没有政治权利；他们被要求按照吩咐行事，如果不照做，就可能受到体罚。这一模式将一直持续到20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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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底层的生活是凄惨的。契约用人——其中一些曾在英格兰遭到绑架——被人买来买去，被当作牲畜一样对待。较富裕的殖民者尽可能多地购买个人通行许可（和工作合同）：他们每运送一名仆人，弗吉尼亚公司就会给他们25英亩土地。在打造自己的土地帝国时，如果一个人最后有多余的劳动力，那么多余劳动力的契约可以被出售、交易或者拍卖。18世纪，随着边境进一步向内陆推进，被称为“灵魂司机”的臭名昭著的经销商将大批仆人携带至此。这些“灵魂司机”给他们戴上手铐脚镣，然后在武装人员的看守下“像驱赶羊群似的驱赶他们通过这一地区”，来到边远的法院，给他们标价后卖给当地的种植园主。为了最大限度地榨取在他们身上投资的价值，买主只想着尽可能多地让自己的仆人辛勤劳作。主人可以鞭打自己的工人。弗吉尼亚的一位士绅威廉·伯德（William Byrd）不断鞭打一个年轻的男仆，当这个男仆开始尿床时，他强迫男仆喝一品脱的小便——伯德实事求是地在自己的日记中记录了这些事实。如果仆人反抗、不服从命令或者试图逃跑，主人可以在他们的服务条款上增加服务年限。如果仆人觉得自己被人冤枉了或受到了虐待，他们在沿海低地法庭上获得赔偿的概率也很小。法庭处于与其主人地位对等的人的控制之中。[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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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沿海低地的大部分仆人来自伦敦、布里斯托尔以及利物浦的腹地，但也有少数非洲人后裔，他们是1619年从荷兰商人那里买的20个非洲人的后代。然而，同南方腹地不同的是，17世纪60年代的沿海低地像对待白人仆人那样对待非洲仆人。白人移民和黑人移民并没有隔离开来，至少一些黑人享有平民所拥有的为数不多的民权。一些仆人甚至自己也变成了主人，比如安东尼·约翰逊（Anthony Johnson）。17世纪50年代，约翰逊在弗吉尼亚东岸拥有几名非洲仆人和250英亩土地。沿海低地是个充满不公的地方，但还不是一个种族奴隶社会。[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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仆人的生活是悲惨、残酷、侮辱人格的，但这种生活并不会持续一辈子，也不会传给下一代。那些熬过了契约期的仆人获得了土地、工具以及自由。像安东尼·约翰逊一样，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能成为地主，而在英格兰他们是永远不可能获得这一地位的。对于少数几个能自掏腰包到达沿海低地的移民来说，获得土地就更容易了：在弗吉尼亚一下船，他们就有权获得50英亩的土地。此外，每带一名亲戚或用人，他们就可以多得到50英亩的土地。有了土地和仆人，有抱负的种植园主便可以通过种植用于出口的烟草来赚大钱。获得的利润可以用来投资更多的土地和买更多的用人，最终建造大量地产。1634年之后，新移民可以在新殖民地马里兰得到更好的待遇——每人100英亩的土地——这一提议促使许多雄心勃勃的种植园主向海湾上游迁移。有了良好的健康状况、坚忍不拔的毅力以及一点点好运气，一些种植园主逐步取得了大量与生俱来的权利以传给自己的孩子，这些孩子在很多方面都开始像国内的士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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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里兰从一开始就是寡头政治集团。它是第二代巴尔的摩勋爵塞西利厄斯·卡尔弗特（Cecilius Calvert）的庞大封建领地。时至今日，巴尔的摩勋爵的盾形纹章仍旧点缀着马里兰州旗。信奉天主教的国王查理一世将这片1200万英亩的土地赐给了卡尔弗特。卡尔弗特曾提议建立一块名义上的天主教殖民地，在那里一切宗教都将得到容忍。国王非常喜欢他的这一提议。最初的定居点在圣玛丽斯城，是英国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的混合前哨，在距离詹姆斯敦80英里的海湾上游处。由于吸引了来自海湾对面的移民，马里兰很快就变得如同沿海低地的弗吉尼亚一般：一个由新教徒主导的烟草殖民地，契约用人在土地上劳作，而新兴的贵族阶层控制了大部分利润。[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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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沿海低地和新英格兰处于17世纪中叶英语世界的两极，拥有截然不同的价值观、政治和社会优先权。17世纪40年代英国内战爆发时，他们支持敌对双方，开启了为美利坚的未来而进行的长达数个世纪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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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7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英格兰一直忙于内战，在忠于中世纪传统的人们与信奉更现代的权力、贸易和宗教治理理念的人们之间摇摆不定。一方是议会——由来自伦敦和英格兰东部的清教徒和律师主导——抵制君主在巩固权力、镇压宗教异见、阻止我们现在所说的“自由市场改革”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反对议会的是国王查理一世的保守盟友，或者“骑士党”：来自英格兰北部和西部半封建的士绅、英格兰的大多数贵族及受其影响的农村贫困人口。1642年，战斗打响时，清教徒的新英格兰支持议会，而沿海低地依然忠于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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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弗吉尼亚总督的威廉·伯克利爵士（Sir William Berkeley）不仅是一位保王党成员，而且是国王的密友。在过去的和平岁月里，他曾是国王的私人顾问之一。伯克利家族是英格兰最古老的贵族家族之一，于1066年同征服者威廉一起来到这里，至今仍生活在他们11世纪的家族城堡里。伯克利家族坚决支持君主制。伯克利的一个兄弟率领了一支王家军队，而他的另一个兄弟则担任国王的战时顾问。伯克利本人曾于1644年短暂地返回英格兰，在带着一堆武器回到沿海低地之前在英格兰西部为国王而战。在弗吉尼亚，他驱逐了这块殖民地上的清教徒少数派。这些清教徒跟随在马萨诸塞受训的传教士，穿过海湾重新定居到马里兰。[9] 在国王战败并被处决之后，伯克利宣布效忠国王流亡中的儿子查理二世，服从后者的命令。弗吉尼亚议会的士绅们赞同这一观点，通过了一项法律，规定质疑查理二世权威的人可被判处死刑。[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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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克利努力将自己的殖民地打造成保王党的据点，国王的高贵盟友们可以在这里继续同清教徒及其盟友作战。通过自己的兄弟和其他支持者，伯克利邀请了数百名这样“忧心忡忡的骑士”来到弗吉尼亚，并且在他们到达时给予他们大量的地产和要职。这些顽固的保王党成员——其中许多人是贵族地主的小儿子或孙子——是沿海低地绝大多数主要家族的创始人。其中包括理查德·李（什罗普郡庄园主的孙子，罗伯特·李的五世祖父）、约翰·华盛顿（约克郡庄园主的孙子，乔治·华盛顿的四世祖父），以及乔治·梅森（保王党议员，同名开国元勋的四世祖父）。[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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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切萨皮克这两个殖民地的新精英来说，首要目标不是建立一个宗教乌托邦（像早期的新英格兰或内陆地区一样）或一个复杂的印第安联盟网络（像新法兰西一样）。无论是出身高贵抑或是白手起家，这些了不起的种植园主对新国家的未来都持有一种极其保守的看法：他们希望在新大陆重建优雅的英格兰乡村庄园生活。他们取得了难以想象的成功，这算得上是历史上的一件奇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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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的英格兰士绅实际上是各自领地的国王。在自己那体面的庄园里，他们指挥着那些生活在与自己庄园息息相关的村庄里的佃农和打零工的人的生活和劳动。作为治安法官，他们主持地方法院，而他们自己的儿子、侄子和弟弟则常常担任乡村教堂的牧师。当然，这些乡村教堂属于英格兰官方教会（英格兰圣公会教会，美国独立战争后在美国更名为新教圣公会教堂）。他们的一位同僚在议会中代表这一地区。士绅们要善待自己的下级，为仆人举办婚礼，赞助穷人的葬礼，对邻居要热情好客。只有这些士绅才有权狩猎，这常常是他们最喜欢的消遣活动之一。他们的庄园基本上自给自足，生产自己的食物、酒水、牲畜饲料、皮革以及手工艺品。（盈余物品则出售到英格兰的各个城镇。）贵族死后，几乎所有的一切都传给自己第一个出生的儿子，这个儿子接受的训练就是如何统治；女儿要嫁给最有前途的人；通常会给其他儿子一笔钱，然后打发他们各自去谋生，去当兵、当牧师、当商人。一位士绅曾说，要把孩子们当作一窝小狗对待：“拿一只，放在腿上，用一切好东西喂它，然后溺死（另外）五只！”[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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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海低地成功的烟草种植园主和保王党移民努力复制这个世界。他们建造了优美的砖砌庄园，将契约式的佃户安置在仿照国内村社修建的小屋内，这些村社聚集在类似村庄的住宅区。他们买入一些有一技之长的仆人来建造和经营磨坊、酿酒厂、烟馆以及面包店，这样他们的种植园就可以满足自己的所有需要。在交通便捷的十字路口，他们同邻居们一道监督建造整洁的圣公会教堂和庄严的法院——通过垄断教堂的法衣室（雇用和解雇牧师）和治安法官办公室（主持法庭），他们控制了这些机构。在弗吉尼亚，他们设立了一个类似于英国议会的机构，称其为移民议会（House of Burgesses），要求议会的所有成员都必须是富人。（马里兰的议会也有类似的规定。）人们也希望他们承担起对普通居民的慈祥家长的角色，他们也把自己的剩余物品送往英格兰的城市。但在一个关键方面，他们偏离了英格兰人的做法：他们并未剥夺自己小儿子的继承权，沿海低地的士绅们总是对自己的小儿子有一种特殊的情感。大多数人之所以来到美洲，就是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失去了继承权的士绅的小儿子。[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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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海低地志向远大的士绅们创造了一个没有城镇甚至村庄的彻彻底底的乡村社会。这个社会不需要商业港口，因此也不需要城市，因为这片土地被分割为切萨皮克可通航的狭长地带，使得每一个大种植园主都能建造自己的码头。在清关时，远洋船只可以直接驶入种植园，卸下来自伦敦的最新书籍、时装和家具，装载成桶烟草。（后来，奴隶也会以此种方式到达。）一位英格兰观察家说道：“任何东西都可以从伦敦、布里斯托尔等地送到（弗吉尼亚）士绅手中，而遇到的麻烦和所需的费用比送到英格兰乡下一英里以外的地方要少得多也低得多。”很少有本地制品能与英格兰的廉价货物相竞争，这使得当地的手工艺人和工业受挫。[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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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7世纪末，除了詹姆斯敦和圣玛丽斯城之外，沿海低地根本没有任何城镇，就连这两座城市也只不过是有数百名居民的大村庄而已。士绅们偶尔会前往这两座城市开会，或者偶尔去拜访总督，但跟城市没什么关系。这两座城市都很原始，而且在议会休会期间看起来像被遗弃了似的。许多房屋无人居住，酒馆空空荡荡。最终威廉斯堡和安纳波利斯将建成新的首府，但它们也只是政府所在地，而不是城市社区。[15] 同新英格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沿海低地没有公立学校（士绅家的孩子都有家庭教师）或镇政府（县法院就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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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8世纪初，骑士党人及其后代已将沿海低地变成了士绅们的乌托邦，他们的庄园把切萨皮克的小溪和支流连在了一起。在北卡罗来纳的新殖民地、特拉华南部的大西洋海岸以及下德尔马瓦半岛，种植园也在阿尔伯马尔湾和帕姆利科湾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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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沿海低地，权力变成了世袭制。主要家族在美洲和英格兰通婚，创造了联系密切的堂表亲家族，通常支配着沿海低地，尤其是弗吉尼亚。弗吉尼亚王家议会是本殖民地的参议院、最高法院、行政内阁，并且控制着土地的分配。到1724年，议会成员之间都有血缘或婚姻关系。两代人之后，在美国独立战争前夕，每一位议员都是曾于1660年担任议员的人的后裔。在17世纪和18世纪之交，他们通过利用殖民者控制下的大部分公共土地和任命彼此担任（非常有利可图的）关税征收官来相互奖励。在各县，士绅们利用自己治安法官的身份来控制正义和慈善活动，并且可以随心所欲地雇用和解雇教堂法衣室的牧师。一个新来的人回忆称，一位士绅曾警告他“不要违背殖民地任何一位显要人物的旨意或者冒犯我们，因为无论是通过血缘还是婚姻关系，我们几乎都是有联系的。我们的利益是如此息息相关，以至于任何陌生人只要冒犯了我们中的任何一位，就一定会成为我们所有人的敌人”。[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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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犯沿海低地的士绅是一件危险的事。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的到访者经常提及他们那傲慢的个人荣誉感和对一点点侮辱的激烈反应。新英格兰的精英们一般通过成文法典来解决争端，但沿海低地的士绅们更可能通过决斗来解决。平民也同样傲慢自大：酒馆里的争吵常常演变成恶斗。在恶斗中，踢对手、咬对手、掐对手、剜对手的眼睛，甚至割下对手的生殖器都是可接受的。地位较低的人因担心受到野蛮的报复而几乎从不挑战自己的上司，因为士绅们可能会因为一些轻罪而鞭打小喽啰。某位平民公开反对总督时，法院下令40个大汉凶狠地殴打他，罚他200英镑（一个农民10年的收入），在他的舌头上钻一个洞，然后将他永远驱逐出弗吉尼亚。事实上，上诉到法院的案件是由士绅法官们裁决的。这些法官认为决定判决结果的应该是自己的正义感，而不是法律文书上的先例，即使生死攸关的问题也是如此。法庭记录显示了一个清晰的模式：对主人和男性要宽大处理，对仆人和女性要从重判决。在奴隶制全面蔓延之前，沿海低地的等级制度就是通过暴力威胁来维持的。[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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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可能会问，一个如此专制的社会是如何造就诸如托马斯·杰斐逊、乔治·华盛顿以及詹姆斯·麦迪逊这样最伟大的共和主义拥护者的。答案是沿海低地的士绅们信奉古典 共和主义，即一个仿效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共和国。这些士绅仿效古代雅典那些博学、蓄奴的精英，将自己开明的政治哲学建立在古老的拉丁自由（libertas）概念的基础上。这完全不同于影响了新英格兰和内陆地区政治思想的日耳曼民族的自由（Freiheit）概念。理解这一区别是我们理解那些根本分歧的关键。这些分歧一方面困扰着沿海低地、南方腹地和新西班牙的关系，另一方面也困扰着新英格兰和内陆地区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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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挪威人、盎格鲁-撒克逊人、荷兰人以及北欧的其他日耳曼部落来说，“自由”是自由民族与生俱来的权利，他们认为自己就是自由民族。个人可能在地位和财富上有差异，但所有人都是“生而自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人都生来便拥有在面临驱逐威胁时必须得到尊重的“权利”。部落有权通过冰岛国会（Iceland’s Althingi）这样的议会统治自己，冰岛国会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议会。1066年诺曼人入侵之前，英格兰的盎格鲁-撒克逊部落就是这样统治自己的。诺曼人入侵后，诺曼底的贵族们把庄园封建主义强加于英格兰，但从未完全废除盎格鲁-撒克逊人和（盖尔-北欧）苏格兰人的“自由”机构。这些机构在乡村议会、英格兰的普通法以及下议院中得以保留。清教徒正是带着这一传统来到新英格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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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海低地的士绅们所信奉的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政治哲学则恰恰相反：大多数人生来就是受奴役的。自由是被授予的，因此自由是一种特权，而不是一种权利。一些人被允许享有很多自由，一些人享有的自由很少，很多人一点自由也没有。罗马共和国就是一个这样的共和国：只有少数人享有完全的言论权（参议员、地方法官），少数人有权就上级的决定进行投票（公民），大多数人完全没有发言权（奴隶）。自由是宝贵的，因为大多数人没有自由；如果没有了等级制度，自由就会被认为是毫无意义的。在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看来，共和主义与奴隶制、自由和奴役并不矛盾。这就是沿海低地的领袖们信奉并小心翼翼捍卫的政治哲学，他们那出身高贵的家族认为自己并不是“普通”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后代，而是诺曼征服者的贵族后代。这是一个带有种族色彩的哲学分歧，是一个后来会把美利坚民族推向全面战争的分歧。[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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