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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沿海低地，权力变成了世袭制。主要家族在美洲和英格兰通婚，创造了联系密切的堂表亲家族，通常支配着沿海低地，尤其是弗吉尼亚。弗吉尼亚王家议会是本殖民地的参议院、最高法院、行政内阁，并且控制着土地的分配。到1724年，议会成员之间都有血缘或婚姻关系。两代人之后，在美国独立战争前夕，每一位议员都是曾于1660年担任议员的人的后裔。在17世纪和18世纪之交，他们通过利用殖民者控制下的大部分公共土地和任命彼此担任（非常有利可图的）关税征收官来相互奖励。在各县，士绅们利用自己治安法官的身份来控制正义和慈善活动，并且可以随心所欲地雇用和解雇教堂法衣室的牧师。一个新来的人回忆称，一位士绅曾警告他“不要违背殖民地任何一位显要人物的旨意或者冒犯我们，因为无论是通过血缘还是婚姻关系，我们几乎都是有联系的。我们的利益是如此息息相关，以至于任何陌生人只要冒犯了我们中的任何一位，就一定会成为我们所有人的敌人”。[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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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犯沿海低地的士绅是一件危险的事。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的到访者经常提及他们那傲慢的个人荣誉感和对一点点侮辱的激烈反应。新英格兰的精英们一般通过成文法典来解决争端，但沿海低地的士绅们更可能通过决斗来解决。平民也同样傲慢自大：酒馆里的争吵常常演变成恶斗。在恶斗中，踢对手、咬对手、掐对手、剜对手的眼睛，甚至割下对手的生殖器都是可接受的。地位较低的人因担心受到野蛮的报复而几乎从不挑战自己的上司，因为士绅们可能会因为一些轻罪而鞭打小喽啰。某位平民公开反对总督时，法院下令40个大汉凶狠地殴打他，罚他200英镑（一个农民10年的收入），在他的舌头上钻一个洞，然后将他永远驱逐出弗吉尼亚。事实上，上诉到法院的案件是由士绅法官们裁决的。这些法官认为决定判决结果的应该是自己的正义感，而不是法律文书上的先例，即使生死攸关的问题也是如此。法庭记录显示了一个清晰的模式：对主人和男性要宽大处理，对仆人和女性要从重判决。在奴隶制全面蔓延之前，沿海低地的等级制度就是通过暴力威胁来维持的。[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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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可能会问，一个如此专制的社会是如何造就诸如托马斯·杰斐逊、乔治·华盛顿以及詹姆斯·麦迪逊这样最伟大的共和主义拥护者的。答案是沿海低地的士绅们信奉古典 共和主义，即一个仿效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共和国。这些士绅仿效古代雅典那些博学、蓄奴的精英，将自己开明的政治哲学建立在古老的拉丁自由（libertas）概念的基础上。这完全不同于影响了新英格兰和内陆地区政治思想的日耳曼民族的自由（Freiheit）概念。理解这一区别是我们理解那些根本分歧的关键。这些分歧一方面困扰着沿海低地、南方腹地和新西班牙的关系，另一方面也困扰着新英格兰和内陆地区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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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挪威人、盎格鲁-撒克逊人、荷兰人以及北欧的其他日耳曼部落来说，“自由”是自由民族与生俱来的权利，他们认为自己就是自由民族。个人可能在地位和财富上有差异，但所有人都是“生而自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人都生来便拥有在面临驱逐威胁时必须得到尊重的“权利”。部落有权通过冰岛国会（Iceland’s Althingi）这样的议会统治自己，冰岛国会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议会。1066年诺曼人入侵之前，英格兰的盎格鲁-撒克逊部落就是这样统治自己的。诺曼人入侵后，诺曼底的贵族们把庄园封建主义强加于英格兰，但从未完全废除盎格鲁-撒克逊人和（盖尔-北欧）苏格兰人的“自由”机构。这些机构在乡村议会、英格兰的普通法以及下议院中得以保留。清教徒正是带着这一传统来到新英格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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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海低地的士绅们所信奉的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政治哲学则恰恰相反：大多数人生来就是受奴役的。自由是被授予的，因此自由是一种特权，而不是一种权利。一些人被允许享有很多自由，一些人享有的自由很少，很多人一点自由也没有。罗马共和国就是一个这样的共和国：只有少数人享有完全的言论权（参议员、地方法官），少数人有权就上级的决定进行投票（公民），大多数人完全没有发言权（奴隶）。自由是宝贵的，因为大多数人没有自由；如果没有了等级制度，自由就会被认为是毫无意义的。在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看来，共和主义与奴隶制、自由和奴役并不矛盾。这就是沿海低地的领袖们信奉并小心翼翼捍卫的政治哲学，他们那出身高贵的家族认为自己并不是“普通”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后代，而是诺曼征服者的贵族后代。这是一个带有种族色彩的哲学分歧，是一个后来会把美利坚民族推向全面战争的分歧。[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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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海低地的领导人通过无数种方式将自由强加于自己的社会。他们称自己为各自庄园的“首领”，向自己的“手下”及其他下属发号施令。他们发现詹姆斯敦和圣玛丽斯城过于简陋，于是受罗马启发，在威廉斯堡和安纳波利斯集中规划，修建了新的政府区域。在威廉斯堡，为总督打造的豪华且庄严的“宫殿”（周围是凡尔赛宫式的庄严花园）和装饰着朱庇特浮雕的优雅的“国会大厦”（不是“州议会”）被建造起来。朱庇特神庙是罗马公民生活的中心。他们以上位者的名字命名各县、各市和各殖民地：英国王室（乔治王子、威廉王子、安妮公主、詹姆斯敦、威廉斯堡、安纳波利斯、乔治敦、弗吉尼亚、马里兰）或高级贵族（阿尔伯马尔、巴尔的摩、博福特、卡尔弗特、塞西尔、坎伯兰、加罗林、安妮·阿伦德尔、特拉华）的名字。他们虽然热衷于捍卫自己的自由，但永远也想不到有朝一日可能会与自己的臣民分享这些自由。“我是一位贵族，”弗吉尼亚人约翰·伦道夫（John Randolph）在美国独立战争爆发几十年后这样解释，“我爱自由，我讨厌平等。”[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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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士绅们享有的自由越来越多——包括闲暇（无须工作的自由）和独立（不受他人控制的自由）——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民众享有的自由却越来越少。沿海低地的半封建模式需要一个庞大固定的下层阶级来扮演农奴的角色，整个体系依赖农奴的辛勤劳动。然而，自17世纪70年代开始，士绅们越来越难找到愿意担当这一角色的足够英国穷人。那些完成了各自契约的穷人在一个越来越被大种植园控制的农业出口经济体中往往无法养活自己。1663年、1675年以及1683年，这些曾经的仆人领导或加入了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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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隶贩子为解决这一不足提供了一个解决办法。这个办法就是购买非洲人后裔。此方法是在英属加勒比群岛发展起来的，最近才被推广到他们在南方腹地创建的定居点。这些非洲人连同他们的子孙后代将成为主人的永久 财产。这一奴隶阶层在沿海低地人口总数中所占的比例从1700年的10%增长到1720年的25%，再增长到1760年的40%。正如一位学者后来所指出的那样：“创建南方，并不是为了制造奴隶制；是为了使南方存续下去，才引入了奴隶制。”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这一说法并不适用于整个“南方”，而只适用于沿海低地这一独特的文化民族。[20] 这是一个将沿海低地推上毁灭之路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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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Carson et al.，p.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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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Taylor（2001），pp.136-137；Robert D.Mitchell，“American Origins and Regional Institutions：The Seventeenth Century Chesapeake，”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Vol.73，No.3，1983，pp.411-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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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伯克利正确地将清教徒视为保王党的威胁：他们曾在马里兰同巴尔的摩勋爵的保王党武装力量发生小规模的冲突，短暂占领了殖民地的首府，并在1655年赢得了一场决定性的海战，使卡尔弗特家族失去权力长达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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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Warren M.Billings，Sir William Berkeley and the Forging of Colonial Virginia ，Baton Rouge：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4，pp.97-109；Kevin Phillips，The Cousins’Wars：Religion，Politics，and the Triumph of Anglo-America ，New York：Basic Books，1999，pp.5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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