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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73720 [8] Taylor(2001),pp.136-137;Robert D.Mitchell,“American Origins and Regional Institutions:The Seventeenth Century Chesapeake,”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Vol.73,No.3,1983,pp.411-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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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73722 [9] 伯克利正确地将清教徒视为保王党的威胁:他们曾在马里兰同巴尔的摩勋爵的保王党武装力量发生小规模的冲突,短暂占领了殖民地的首府,并在1655年赢得了一场决定性的海战,使卡尔弗特家族失去权力长达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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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73724 [10] Warren M.Billings,Sir William Berkeley and the Forging of Colonial Virginia ,Baton Rouge: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4,pp.97-109;Kevin Phillips,The Cousins’Wars:Religion,Politics,and the Triumph of Anglo-America ,New York:Basic Books,1999,pp.5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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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73726 [11] Billings(2004),p.107;Douglas Southall Freeman,Robert E.Lee:A Biography ,New York:Charles Scribner,1934,p.160;Fischer(1989),pp.212-219;David Hackett Fischer,“Albion and the Critics:Further Evidence and Reflection,”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April 1991,p.287;Willard Sterne Randall,George Washington:A Life ,New York:Holt,1998,pp.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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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73728 [12] Wallace Notestein,The English People on the Eve of Colonization ,New York:Harper & Row,1954,pp.45-60;John Toland,ed.,The Oceana and other works of James Harrington,with an account of his life ,London:T.Becket & T.Cadell,1737,p.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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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73730 [13] Martin H.Quitt,“Immigrant Origins of the Virginia Gentry:A Study of Cultural Transmission and Innovation,”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October 1988,pp.646-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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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73732 [14] Daniel J.Boorstin,The Americans:The Colonial Experience ,New York:Vintage,1958,pp.106-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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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73734 [15] Carson et al.,p.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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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73736 [16] Fischer(1989),pp.22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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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73738 [17] Fischer(1989),pp.398-405;Rhys Isaac,The Transformation of Virginia ,New York:W.W.Norton,1982,pp.134-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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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73740 [18] David Hackett Fischer,Liberty and Freedom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p.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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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73742 [19] Isaac(1982),pp.35-39,66;Kornwolf and Kornwolf(2002),Vol.2,pp.578-588,725;Fischer(1989),p.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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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73744 [20] Fischer(1989),p.388;Greene(1988),pp.8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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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73749 美利坚的民族:一部北美地区文化史 [:1706273172]
1706273750 美利坚的民族:一部北美地区文化史 第四章 打造新英格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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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73752 由于历史的安排,新英格兰的主要殖民地是由那些完全反对沿海低地士绅们视若珍宝的几乎所有价值观的人士创建的。这些科德角的朝圣者和马萨诸塞湾的清教徒对有地贵族、贵族特权、英国国教以及保王党事业充满了敌意,对自己的新社会有着完全不同的憧憬。新英格兰是一个由教堂和学校组成、注重道德的民族。在新英格兰,每个社区都是一个自治共和国。新英格兰将在美洲大陆这片广袤的土地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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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73754 这些朝圣者和(在更大程度上的)清教徒来到这片新大陆并不是为了重建英格兰乡村生活,而是为了创建一个全新的社会:一个实用的宗教乌托邦,一个基于约翰·卡尔文(John Calvin)教义的新教神权政体。他们将在新英格兰的荒野之中建立一个新的天国(Zion),一个“山巅之城”,以在动荡不安的年代为世界其他地方树立榜样。他们相信自己会成功的,因为他们是上帝的选民,通过一种类似《旧约》式协议同上帝绑定在一起。如果他们都按照上帝的意愿行事,那么他们就会得到回报。如果一位成员不这么做,他们就都可能受到惩罚。早期的马萨诸塞并不存在所谓的各人自扫门前雪这种情况:整个社区的救赎有赖于大家各司其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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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73756 根据美利坚历史上一个重要的神话记载,新英格兰的创始人是逃避国内迫害、捍卫宗教自由的人士。对于那些朝圣者而言——数百名英格兰加尔文宗教徒于1620年在科德角定居——这一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对于马萨诸塞湾的清教徒来说,这一说法是完全错误的。这些清教徒很快将控制普利茅斯和新英格兰的其他殖民地。大批清教徒于17世纪30年代离开英格兰——短短12年之内就有25000人离开——因为他们不愿在宗教政策问题上做出让步。当其他殖民地欢迎所有人到来时,清教徒禁止所有未能通过宗教一致性测试的人在自己的殖民地定居。持异议者遭到驱逐。贵格会教徒因容易辨认而惨遭毁容:鼻孔会被割开,耳朵会被割掉,或者脸上会被烙上代表“异教徒”(heretic)的字母H。清教徒对犯下通奸、亵渎神明、偶像崇拜、鸡奸甚至青少年叛逆等违法行为的人判处死刑。他们对在安息日照料奶牛、耙干草或猎鸟的农民处以罚金。因为离家三年归来后在家门口吻了自己的妻子——在法庭看来这是“猥亵和不得体的行为”——波士顿地方法官曾于1656年将托马斯·肯布尔(Thomas Kemble)船长关入监狱。和被移民们抛在脑后的英格兰相比,早期的新英格兰不太容忍道德或宗教方面的越轨行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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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73758 但在其他方面,清教徒创造了一个彻底变革的社会。通过欺骗,清教徒为自己的殖民地获得了一份王家宪章(特许状)。如此一来,他们便不再承担封建贵族(就像早期的马里兰和新法兰西一样)或遥远公司(就像弗吉尼亚和后来的卡罗来纳一样)的义务。新英格兰人打算自己统治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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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73760 新英格兰早期的移民中近一半移民来自不列颠群岛中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东安格利亚。东安格利亚最东边的七个郡是英格兰人口最稠密、城市化程度和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地区。中产阶级队伍不断壮大,反抗独裁统治的历史悠久。东安格利亚地区深受尼德兰的影响。尼德兰是欧洲经济和政治最发达的国家,就位于英吉利海峡对面。尼德兰的加尔文主义、共和主义、农业、建筑、艺术以及商业都在这一地区留下了烙印。这一地区有郁金香花园、山墙式房屋,还有一批文化水平很高的手艺人、工匠以及自耕农。作为日耳曼自由观念的拥护者,东安格利亚人参加城镇会议,挑选行政委员来管理地方事务。在英国内战中,这一地区坚决支持议会并反对国王也就不足为奇了。东安格利亚的这些特征中许多都被移植到了新英格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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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73762 离开英格兰的清教徒的人口特征与沿海低地、新法兰西以及北方地区的人口特征完全不同。这些新英格兰移民都是一家人一起来的,通常是中产阶级,受过良好教育,物质财富大致相当。沿海低地的移民大多是一些年轻的、没有一技之长的男性仆人;新英格兰的殖民者都是技艺娴熟的工匠、律师、医生以及自耕农,没有一个移民是契约用人。早期的新英格兰人抛弃国内舒适的生活,选择难以预料的荒野,并非为了逃避贫困以寻找更好的生活。70%的新英格兰人来自名门望族,这使得早期新英格兰的性别和年龄比例比其他民族更加典型。这一人口优势——以及新英格兰流行病相对较少这一事实——使得新英格兰的人口从最初的定居基地开始就迅速壮大。虽然1640年后的一个世纪里很少有移民进入这一地区,但殖民地时期新英格兰的欧洲人口每隔一代都翻了一番。到1660年,新英格兰人口已经达到60000人,是沿海低地人口的两倍多,尽管沿海低地有领先一代的优势。作为格兰德河以北最大的人口中心,新英格兰已经成为最有凝聚力的地区,因为几乎每个人都是出于几乎同样的原因同时抵达这里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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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73764 清教徒移民并不是由出身高贵的贵族或士绅——实际上这些人从未来过新英格兰——领导,而是由受过教育的精英领导。“这些人拥有和我们这个时代的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相比更高比例的高智力人士,”法国贵族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1835年就早期的新英格兰如此写道,“也许无一例外,所有人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而且他们中的许多人凭借自己的才干和取得的成就闻名于欧洲。”[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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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73766 国内清教徒一直敌视王室和贵族的特权,在美洲他们依然如此。从一开始,新英格兰就反对创建土地贵族阶层,对继承特权和炫耀财富持怀疑态度。在殖民地中独一无二的是,新英格兰的领导人并没有将大片土地分给朋友、家人以及盟友,否则后者就可以通过向其他人零售大量土地来致富。相反,清教徒将城镇特许状赠予了获得批准的移民团体。这些移民团体反过来选举由同龄人组成的委员会,从而选择公共道路、教堂、校舍以及城镇绿地的位置,并划分家族土地。虽然较强大或较富有的家族可能会得到较大片的土地,但分配出人意料地公平。小镇居民常常用自己抛诸脑后的英格兰东部城镇的名字命名定居点:黑弗里尔、伊普斯威奇和格罗顿(在萨福克),斯普林菲尔德、莫尔登和布伦特里(在埃塞克斯),林恩、欣厄姆和牛顿(在诺福克),以及林肯郡南部波士顿港。小镇居民应该为了社区的共同利益而共同努力。人们认为为土地和其他物质方面的东西争吵会干扰他们在上帝面前履行自己真正的使命。[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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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73768 新英格兰的定居模式不仅在城镇的存在方面与沿海低地不同,在赋予城镇的权力方面也与之不同。清教徒认为,上帝选民的每一个社区都应该在不受主教、大主教或国王干涉的情况下管理自己的事务,每一位会众都应该是完全自治的。世俗事务也要以同样的方式来处理。每个城镇都是一个小小的共和国,完全控制着法律的执行、学校和房产的管理、税金的征收和(大部分)支出,以及组织民兵自卫。虽然各县几乎没有任何权力,但每个城镇都有自己的政府:一群由教会成年男性选举产生的行政委员。这些行政委员担当多重行政人员角色,而城镇的合格选民参加镇上各种大会,并承担微型议会的职责。虽然新英格兰是一个不宽容、在许多方面都很独裁的生活场所,但是按照当时的标准,新英格兰的民主程度令人震惊:60%~70%的成年男性(占成年人总人口的30%~35%)享有选举权,富人和出身好的人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法律面前都没有特权。这种自我统治、地方管理以及直接民主的传统依然是新英格兰文化的核心所在。直至今天,遍布新英格兰各地的农村社区依旧通过一年一度的镇民大会来管理大多数地方事务。在镇民大会上,对每项开支进行辩论和表决的不是通过选举产生的代表,而是居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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