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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英格兰叛乱的消息几天内便传到了新阿姆斯特丹，让镇上许多荷兰人兴奋不已。这不仅是一个终结独裁政府，而且是一个有可能结束英国对自己国家占领的机会。纽约可能再次成为新尼德兰，荷兰人、瓦隆人、犹太人以及胡格诺派教徒可能从生活在一个无法容忍宗教多样性和言论自由的国家的压力中被解救出来。当殖民地自治领副总督弗朗西斯·尼科尔森（Francis Nicholson）宣布纽约人是“一个被征服的民族”，因而“不能期望与英国人享有同样的权利”时，他们轻而易举便做出了选择。[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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桀骜不驯的新尼德兰人将自己的希望寄托在奥兰治的威廉身上，毕竟他是祖国的军事领袖，因此有可能会被说服，将荷兰殖民地从英国人的统治之下解放出来。正如纽约的荷兰会众后来所解释的那样，威廉的“先辈们把我们的先辈们从西班牙人的奴役中解放出来”，“现在又来拯救英格兰王国，使之摆脱教皇的统治和暴政”。事实上，那年春天拿起武器反抗政府的绝大多数人是荷兰人，领导他们的是出生在德国的荷兰加尔文主义者雅各布·莱斯勒（Jacob Leisler）。反对者们后来将他们的叛乱斥责为一场“荷兰人的阴谋”。[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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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第一次骚乱来自长岛东部的新英格兰人定居点也并不奇怪，这里的新英格兰人从来就不想成为纽约的一部分。这些新英格兰人渴望加入康涅狄格，又担心法国天主教的入侵，因此推翻了当地自治领官员并取而代之。数百名全副武装的新英格兰民兵随后向纽约和奥尔巴尼进军，打算控制自己的堡垒，没收自治领官员从他们那里巧取豪夺的税款。“我们像他们在波士顿那般在专制权力下呻吟”，他们解释道，“想想那些被强加给我们的义务……保护那些敲诈勒索我们的人”，这一行动“不过是我们对上帝的责任”。在副总督尼科尔森组织与他们的领导人会面之前，长岛居民抵达了离曼哈顿不到14英里的地方。尼科尔森成功地向集结的士兵提供了一大笔现金，表面上看相当于拖欠的工资和免税额度。新英格兰人停止前进，但是已经损害了自治领权威。[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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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岛新英格兰居民的鼓舞下，心怀不满的城市民兵们拿起了武器。商人们不再缴纳关税。“人民无法克制，”城里的一群荷兰居民报告称，“他们大声喊道，这里的治安官也应该向奥兰治王子宣誓。”副总督尼科尔森撤退到堡垒之中，命令将大炮对准城里。“这个镇上流氓太多了，我几乎不敢在街上走动。”他怒气冲冲地对一名荷兰副官说。他还斩钉截铁地补充说，如果起义继续下去，他将“把整个小镇付之一炬”。[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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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科尔森的威胁传遍全城。短短数小时，这位副总督便听到了召唤反叛民兵集结的鼓声。全副武装的市民向堡垒进军，荷兰副官打开大门放他们进去。一名目击者回忆说：“半个小时内，堡垒里就挤满了全副武装、义愤填膺的士兵。这些士兵大声叫喊道自己被人背叛了，是时候各顾各人了。”城市安然无恙，荷兰人及其同情者们焦急地等待，以确认自己的同胞能否将新尼德兰从毁灭中拯救出来。[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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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面上看，沿海低地似乎是一个不大可能发生叛乱的地区。毕竟，弗吉尼亚是一个公开的保守地区，在政治上是保王党，在宗教上信奉圣公会。马里兰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巴尔的摩勋爵们就像中世纪的国王们一般统治着自己在切萨皮克的领地。巴尔的摩勋爵们的天主教背景只会让他们自己对詹姆斯二世更加有吸引力。国王可能希望自己的美洲殖民地更加统一，但沿海低地的士绅们有理由相信他们自己的贵族社会可以成为这一项目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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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英格兰的当权派开始攻击詹姆斯的时候，沿海低地的许多人出于相同的原因紧跟其步伐。在国内，国王正在削弱英国圣公会，任命天主教徒担任要职，侵害贵族地主的权益，破坏切萨皮克精英阶层视若珍宝的英格兰生活结构。在美洲，詹姆斯试图否定沿海低地贵族们的代表大会，通过征收高额新烟草税来威胁所有种植园主的财富。随着人们越来越担心国王是天主教阴谋的同谋，公众开始认为信奉天主教的卡尔弗特家族也可能参与其中。在切萨皮克湾两岸，新教徒们担心自己的生存方式遭到攻击，而马里兰的新教徒则认为自己有生命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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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8～1689年冬，关于英格兰危机的报道越来越耸人听闻，切萨皮克的圣公会和清教徒移民开始担心马里兰的天主教领导层正在同塞内卡印第安人秘密协商，以屠杀新教徒。根据一位弗吉尼亚官员的说法，弗吉尼亚斯塔福德县——就在马里兰的波托马克对面——的居民部署了武装部队，以抵御疑似袭击，并且“准备公然对抗政府”。在马里兰，管理委员会报告称“整个地区都在骚动”。在弗吉尼亚的反天主教歇斯底里情绪失控之前，威廉和玛丽加冕的消息传来了，但这不足以平息马里兰日益加剧的动乱。[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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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里兰，卡尔弗特家族一手提拔、天主教徒控制的管理委员会拒绝宣布对新君主效忠。1689年7月，在加冕仪式的消息正式传到沿海低地两个多月后，这块殖民地的新教徒多数派决定不能再坐以待毙了。新教徒——几乎所有人都是从弗吉尼亚移民而来的——决定推翻卡尔弗特家族的统治，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更符合沿海低地主流文化的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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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乱分子组成了一支衣衫褴褛的军队，被恰如其分地称为新教徒会员（Protestant Associators）。在一位前英国圣公会牧师的率领之下，数百名叛乱分子向圣玛丽斯城进发。殖民地民兵无视保卫议会大楼的命令，在这些叛乱分子面前四处逃窜。巴尔的摩勋爵的军官们试图组织反击，但一个报到的士兵都没有。数天内，会员们便在一门从英国船只上夺取的大炮的支援下来到了巴尔的摩勋爵官邸大门前。躲在官邸里面的管理委员会的委员们别无选择，只能投降。卡尔弗特家族的统治永久结束了。会员们发表了一份宣言，谴责巴尔的摩勋爵叛国、歧视圣公会教徒，并伙同法国耶稣会信徒和印第安人一道反对威廉和玛丽的统治。投降条款禁止天主教徒担任公职和参军，有效地将权力移交给圣公会教徒——大多数是在弗吉尼亚出生的精英。[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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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乱分子成功地按照家乡弗吉尼亚的路线改造了马里兰，巩固了切萨皮克地区的沿海低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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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1689年的美洲“革命者”能够推翻曾经威胁自己的政权，但并非所有革命者都得到了自己希望得到的一切。三个叛乱组织的领导人都请求威廉国王祝福他们所取得的成就。但是，尽管新国王支持这些行动并尊重沿海低地叛军的要求，他还是没有撤回詹姆斯在新英格兰或新尼德兰进行的所有改革。威廉的帝国可能比詹姆斯的帝国更能适应新情况，但这个帝国在任何方面都不愿意向殖民地居民做出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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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尼德兰的荷兰人最为大失所望。威廉不想疏远自己的英格兰新臣民，拒绝将纽约还给荷兰人。与此同时，叛乱本身也陷入了政治内讧，各种族和经济群体为争夺殖民地控制权而大打出手。叛军临时领导人雅各布·莱斯勒无力巩固权力，而且为了巩固权力又四处树敌。两年后，一位新王家总督走马上任，莱斯勒的敌人设法以叛国罪将其绞死，又加深了城市的分裂。正如一位总督后来所说：“任何一方都不会仅仅满足于将自己的对手置之死地。”新尼德兰人并没有回到荷兰的统治之下，反而发现自己生活在一块难以控制的王家殖民地，同长岛东部、哈得孙河上游河谷和新英格兰的新英格兰人争吵不止。[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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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新英格兰人希望自己的各种统治宪章重新启动，恢复每一块新英格兰殖民地以前的自治共和国地位。（“马萨诸塞宪章……是我们的《大宪章》，”马萨诸塞殖民地的一个居民解释说，“没有它，我们就完全没有了法律，英格兰的法律就只是为英格兰制定的。”）然而，威廉命令马萨诸塞和普利茅斯殖民地保持合并，由一位有权否决立法的王家总督统治。新英格兰人重新获得了自己的民选议会、土地所有权以及不受干预的镇政府，但必须允许新教徒财产所有者投票，而不仅仅是那些被授予清教徒教会成员资格的财产所有者。康涅狄格和罗得岛可以像以前一样自我统治，但是强大的海湾殖民地将受到更加严格的约束。上帝的选民如果希望继续建设自己的乌托邦，那么将不得不进行另外一场革命。[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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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hief Justice Joseph Dudley，quoted in John Gorham Palfrey，History of New England ，Vol.3，Boston：Little，Brown & Co，1882，pp.514-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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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Quote on troops from Palfrey，pp.517n，521-522；David S.Lovejoy，The Glorious Revolution in America ，New York：Harper & Row，1972，pp.180-181，189-193；“Declaration of the Gentlemen，Merchants，and Inhabitants of Boston and the Country adjacent，April 18，1689，” in Nathanael Byfield，An Account of the Late Revolution in New England ，London：Richard Chitwell，1689，pp.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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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Declaration，” in Byfield，pp.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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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Lovejoy（1972），p.182；Increase Mather，“Narrative of the Miseries of New England，By Reason of an Arbitrary Government Erected There”（December 1688），in Collections of the Massachusetts Historical Society ，4th series，Vol.9，Boston：Massachusetts Historical Society，1871，p.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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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Byfield（1689），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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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Palfrey（1882），pp.576-583；Lovejoy（1972），240；David Lyon，The Sailing Navy List ，London：Conway，1993，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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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Depositions of Charles Lodowyck，New York：25 July 1689，” in J.W.Fortescue，ed.，Calendar of State Papers，Colonial Series，America and West Indies：1689-1692 ，London：His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1901，p.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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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Letter from members of the Dutch Church in New York to the Classis of Amsterdam，” 21 October 1698，in Collections of the New York Historical Society for the Year 1868 ，New York：Trow-Smith，1873，p.399；Adrian Howe，“The Bayard Treason Trial：Dramatizing Anglo-Dutch Politics in Early Eighteenth Century New York City，”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Third Series，47：1（January 1990），p.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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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Declarations of the freeholders of Suffolk，Long Island，” in Fortescue，p.35；“Lt.Governor Nicholson to the Lords of Trade，New York，15 May 1689，” in Fortescue，p.38；Stephen Saunders Webb，Lord Churchill’s Coup：The Anglo-American Empire and the Glorious Revolution of 1688 Reconsidered ，Syracuse，NY：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1998，pp.199-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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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Address of the Militia of New York to the King and Queen，June 1689，” in Fortescue，p.76；“Letter from members of the Dutch Church…，” pp.399-400；“Deposition of Lt.Henry Cuyler，New York：10 June 1689，” in Fortescue，p.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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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Stephen van Cortland to Governor Andros，New York：9 July 1689，” in Fortescue，pp.80-81；David W.Vorhees，“The‘Fervent Zeal’of Jacob Leisler，”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Vol.51，No.3，1994，p.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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