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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Robertson（1999），p.14；Greene（1988），p.147；Robert Olwell，Masters，Slaves and Subjects：The Culture of Power in the South Carolina Low Country，1740-1790. 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8，pp.34-3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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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Olwell（1998），pp.79，81；Dunn（2000），p.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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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Fischer（2005），pp.7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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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Maurie D.Mclnnis，The Politics of Taste in Antebellum Charleston ，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05，p.324；Taylor（2001），p.226；Kurath（1949），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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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M.Eugene Sirmans，“The Legal Status of the Slave in South Carolina，1670-1740，” Journal of Southern History ，Vol.28，No.4，November 1962，pp.465-467；“An Act for the Better Ordering and Governing of Negroes and Slaves” [1712 reenactment of the 1698 law] in David J.McCord，The Statutes at Large of South Carolina，Vol.7 ，Columbia，SC：A.B.Johnston，1840，pp.352-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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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关于不同奴隶制的精彩叙述，参见Ira Berlin，“Time，Space，and the Evolution of Afro-American Society on British Mainland North America，”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85，No.1，February 1980，pp.4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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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Greene（1998），pp.191-192；Berlin（1980），pp.68-69，7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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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Greene（1998），pp.191-192；Berlin（1980），p.56，66；Robertson（1999），p.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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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Allison Davis et al.，Deep South：A Social Anthropological Study of Caste and Class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41，pp.1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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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Allison Davis et al.，Deep South：A Social Anthropological Study of Caste and Class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41，pp.244-250；Martha Elizabeth Hodes，Sex，Love，Race：Crossing Boundaries in North 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99，p.119；Caryn E.Neumann，Sexual Crime：A Reference Book ，Santa Barbara，CA：ABC-Clio，2010，p.6；Josiah Quincy quoted in Olwell（1998），p.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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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Olwell（1998），pp.2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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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Greene（1988），p.142；Betty Smith，Slavery in Colonial Georgia，1730-1775 ，Athens：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1984，p.5；Taylor（2001），pp.241-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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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Taylor（2001），pp.243-244；Allan Gallay，“Jonathan Bryan’s Plantation Empire：Law，Politics and the Formation of a Ruling Class in Colonial Georgia，”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Vol.45，No.2，April 1988，pp.253-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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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利坚的民族：一部北美地区文化史 第八章 打造内陆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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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利坚的民族中最具美国人特征的民族是最后创建的。从17世纪80年代开始，内陆地区就一直是一个包容、文化多元、多语种的文明社会。生活在这里的家庭——其中许多家庭信奉宗教——经济条件一般，大多希望政府和领导人能够让他们自己和平相处。在过去三百年中，内陆文化从费城及其周边核心地区向西推进，越过阿巴拉契亚山脉，横跨广阔的美国心脏地带，却保留了这些基本特征。这便是内陆美国人（Middle America），美洲大陆最主流的民族文化。在美国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内陆美国人一直都是国家政治竞赛中的造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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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内陆地区的起源非同寻常。同新英格兰一样，内陆地区原本也意在成为一个模范社会，一个在非正统宗教教义指导下建立起来的乌托邦。事实上，宾夕法尼亚可能是由这一时期最具争议的宗教团体创建的。这个宗教团体被指责破坏“和平与秩序”，“播种立即毁灭……宗教、教会秩序……还有……国家……的种子”。虽然今天的人们很难理解，但当时的人们认为贵格会教徒是一支激进、危险的力量，17世纪晚期的他们相当于嬉皮士运动与科学教会的交集。贵格会教徒拒不接受当时的社会习俗，拒绝向社会高层鞠躬或脱帽致敬，也拒绝参加任何形式庄重的宗教仪式。贵格会教徒反对教会等级制度的权威，认为在精神层面女性和男性是平等的，质疑奴隶制的合法性。贵格会教徒的领袖赤身裸体地在城市街道上大踏步前进，或者用粪便涂抹全身，大踏步走进英国圣公会教堂，努力做出一副谦卑的模样。一位贵格会教徒赤身裸体骑着驴子在圣枝主日进入英格兰第二大城市，以一种不得人心的方式再现了基督进入耶路撒冷时的情形。在欣喜若狂之后，这些贵格会教徒会剧烈痉挛或者“颤抖”，吓坏了那些不信奉贵格会的民众。许多贵格会教徒欣然接受殉道的思想，不断闯进充满敌意的社区或新英格兰城镇绿地，去传教或挑战牧师，陶醉于随之而来的监禁、鞭打、舌头钻孔以及处决。殉道者玛丽·戴尔（Mary Dyer）在一位新英格兰总督宣判她死刑后对这位总督说道：“上帝的旨意已经完成了。是的，我要高兴地走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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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破坏性行为体现了根深蒂固的宗教信仰。贵格会教徒相信每个人都有一束“内心之光”（Inner Light），他或她心里面住着一位圣灵。为了获得救赎，这些贵格会教徒并不研究和恪守《圣经》，而是通过个人神秘体验发现上帝——这意味着牧师、主教和教堂是多余的存在。本质上，所有人都被看作善良的，会像希望别人对待自己那样对待彼此。不论教派、种族或性别，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一切世俗权威终将丧失合法性。一些人可能比其他人更富有或更贫穷，但这并没有赋予富人任何特殊的权利来对邻居的生活指手画脚。到17世纪90年代，也就是贵格会成立仅仅半个世纪之后，贵格会便对暴力和战争产生了强烈的反感，全神贯注致力于和平主义，以至于贵格会丧失了对内陆地区的控制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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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一个如此不受欢迎的宗教组织是如何获得创建自己殖民地的许可——尤其是获得钟情于权威、信奉天主教的国王查理二世的许可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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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许许多多奇怪的实验一样，宾夕法尼亚得以创建是一位富有的、受人尊敬的人士积德行善的结果。后来，这些善行得到了回报，让一位桀骜不驯、离经叛道的年轻人获益。在这一特殊情况下，礼物是主人死后才获得的。威廉·佩恩（William Penn）海军上将白手起家，在政治上顺风顺水，先是在英国内战中为议会而战，然后拥护君主复辟。克伦威尔赠送给他没收的爱尔兰地产，他大发横财，但佩恩上将后来借给国王查理16000英镑。他把自己的儿子威廉培养成一位受人尊敬的绅士，送他去牛津求学。但是，年轻的威廉因为批评牛津圣公会仪式而被学校开除。1667年，时年26岁的威廉加入了贵格会，吓坏了所有人。威廉的父亲想尽一切办法让自己的儿子回头——殴打，鞭打，放逐，为他在凡尔赛宫路易十四的宫廷里谋求一个不错的职位，转而让他打理在爱尔兰的家族财产——但似乎没有任何一种努力能奏效很长一段时间。据佩恩家的朋友塞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称，威廉从法国回来时“虚荣心极强，穿着法式服装，说话和走路的方式也受到法国影响”。不过，他依然宣称效忠贵格会或上帝之友（贵格会教徒当时这样称呼他们自己）。他出版了数十本宣扬贵格会教义的充满挑衅意味的小册子，曾经四次被捕，并在监狱中待了一年。他利用父亲在宫廷的人脉来释放贵格会信徒，并作为一名贵格会传教士，利用自己的津贴在德意志和尼德兰传教。他和贵格会创始人乔治·福克斯（George Fox）关系密切，帮助后者确定上帝之友的一些习俗。1670年父亲去世时，威廉·佩恩是英格兰最著名的贵格会教徒之一，并且非常非常富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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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恩喜欢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事物——被没收的庄园、昂贵的服饰、芬芳的美酒、成群的仆从——但扶持贵格会是他的当务之急。佩恩认为，贵格会教徒需要有自己的国家，一个贵格会教徒可以进行“神圣实验”的地方。这个地方可以作为“所有民族的榜样”，激发“全人类都到这里来”。1680年，为了换取位于巴尔的摩勋爵的马里兰和约克公爵的纽约之间一块45000平方英里的不动产，他免除了查理国王欠他已故父亲的所有债务。这一地区（和英格兰一样大）以已故海军上将的名字被命名为宾夕法尼亚。威廉·佩恩有权在那里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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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恩设想的是这样一个地区：在这里，不同信仰和种族背景的人能够和谐共处。因为佩恩的信仰使他相信人类本质上是善良的，所以他的殖民地将没有武装力量，能够同当地印第安人和平共处，花钱购买印第安人的土地，尊重印第安人的利益。当美洲其他殖民地都严格限制普通人的政治权利时，宾夕法尼亚却将投票范围扩大至几乎所有人。贵格会信仰在殖民地政府中没有任何特殊地位，上帝之友们希望通过榜样的力量而不是胁迫来激励他人。政府权力将受到限制，未得到民选议会的年度批准就不能征税。宾夕法尼亚本身围绕着特拉华河上一个新的集中规划的首府创建，这里有网格状的街道、系统化的街道名称和统一的建筑距离。（事实上，费城这座友爱之城后来将成为美国整个内陆地区城镇的典范。）但是，佩恩创造的文明将远远跨越宾夕法尼亚边界，将由贵格会控制的西新泽西殖民地（现在的新泽西州南部），沿着特拉华湾下游分散的荷兰、瑞典和芬兰定居点（现在的特拉华州），以及马里兰西北部（佩恩错误地认为这是自己王室补助的一部分）囊括在内。[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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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恩的殖民努力组织得有条不紊。他不仅在英格兰和爱尔兰，而且在尼德兰和现在德国的大片地区印刷小册子，以积极宣传宾夕法尼亚这块提供政治和宗教自由及廉价土地的殖民地。他向大约600名投资者预售了75万英亩的农田，从而筹集到了为第一波殖民者提供担保、建立费城，以及使殖民地政府在不征税的情况下维持几年运作所需的资金。1682年，佩恩派出23艘载着2000名殖民者以及工具、给养和牲畜的船只驶往宾夕法尼亚。四年后，生活在费城及其周围的人数超过8000人。沿海低地达到这一人口水平需要25年时间，而新法兰西则需要70年时间。大多数人是技术娴熟的工匠和家境一般的农民，他们拖家带口来到这里，立刻给内陆地区创造了一种安定、文明的氛围。有了充足的食物、同印第安人良好的关系，以及贵格会多数派教徒，“神圣实验”便充满希望地开启了。[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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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恩的市场营销活动非常成功，很快就吸引来了更大规模的移民潮，使得内陆地区具有多元化和绝对的非英国特征，对未来美利坚的精神和身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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