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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恩的市场营销活动非常成功，很快就吸引来了更大规模的移民潮，使得内陆地区具有多元化和绝对的非英国特征，对未来美利坚的精神和身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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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波移民由讲德语的农民和来自巴拉丁领地（Palatinate）的工匠组成。这些移民基本上都是躲避饥荒、宗教迫害以及战争的难民，几代人都曾遭受骇人听闻的帝国冲突和宗教冲突的创伤。这些冲突使得他们位于德意志南部的家园成为屠宰场。这些移民几乎无一例外都是新教徒，他们拖家带口，甚至整个村庄一块移民到这里。他们的到来加强了内陆地区已经存在的中产阶级风气。一些移民来自希望像阿米什人、门诺派或基督徒弟兄会一样，按照某一特定的方式规范自己生活的教派。还有成千上万的移民是主流的路德宗教徒和德国加尔文主义者，他们只想在一个和平的环境中创建欣欣向荣的家庭式农场。佩恩让移民在属于自己的社区定居，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保持自己的种族认同，并信奉任何适合自己的基督教派别。最后证明这个计划是非常成功的：一直到20世纪，宾夕法尼亚德语——一种德语的巴拉丁方言——在日耳曼敦和其他“宾夕法尼亚的荷兰人”定居地的日常生活中仍然被使用；阿米什人和门诺派教徒一直到今天仍然保留着自己的生活方式。1683～1726年，总共约有5000名讲德语的移民来到了内陆地区，一早就在该地区打上了自己的文化价值烙印。1727～1755年，又有57000名移民涌入，使得宾夕法尼亚成为英国创建的殖民地中唯一的一个英国人没有占多数的殖民地。[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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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人很容易便适应了贵格会教徒对这个新社会的规划。他们一般都满足于让贵格会教徒管理各类事务，支持贵格会候选人参加选举，支持贵格会的各种政策。德意志人的小规模耕作技术成为传奇；他们知道如何选择土壤质量最好的农田，如何通过轮作来保护农田，以及如何通过选择性繁殖来改良家畜。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旁人总是对他们那整洁、繁荣的农场赞不绝口，常常出于一番好意将这些农场同非德意志邻居的农场比较一番。1753年，一个出生于威尔士的测量员说：“我在我们的定居点后面看到像宫殿一样大的谷仓，真是太美了。我们对德意志人充满了难以言表的感激之情，是他们把经济引入（这个）处于初创期的殖民地的。”德意志人也以手工艺闻名，完善了木屋的构造（从特拉华“低地”的瑞典人和芬兰人那里学来的设计），发明了著名的科内斯托加马车，该马车载着一代又一代的移民穿越阿巴拉契亚山脉。大多数德意志人都属于纪律严明的宗教派别。这些宗教派别崇尚节俭和节制，巩固他们与贵格会邻居的亲密关系。[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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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人和贵格会教徒也都强烈反对奴隶制，这一立场使内陆地区同新尼德兰、沿海低地以及南方腹地区分开来。作为家庭农场主，德意志人不太需要奴隶，但他们反感奴隶制似乎也是出于文化价值观的作用。一小部分德意志人定居在了南方腹地（如北卡罗来纳的新伯尔尼和得克萨斯的新布劳恩费尔斯），但是与同样身为小农场主的英法邻居相比，德意志人的奴隶拥有率明显低得多。事实上，在北美洲，反对奴隶制的第一次正式抗议就是由宾夕法尼亚日耳曼敦的德意志贵格会教徒提出的。“我们要像对待我们自己一样对待所有的人，”1712年，抗议者宣称，“至于他们是哪一代人、什么血统或肤色，我们毫不介怀。”许多富有的贵格会教徒，包括佩恩本人，都是带着奴隶来到宾夕法尼亚的。但十年之内，上帝之友们就劝告彼此，蓄奴违反了黄金法则。1712年，贵格会教徒管理的立法机构甚至对进口奴隶征收禁止性关税，不过这一判决被王家法院撤销了。1773年，在德意志的支持下，贵格会教徒试图再次压制奴隶制，但又被王室否决。到那时，大多数贵格会奴隶主已经释放了自己的奴隶，有些奴隶主还试图补偿奴隶过去的劳动。这一道德立场后来将导致内陆地区同新英格兰一道反对南方邻居的野心。[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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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宾夕法尼亚在经济上取得了成功，由贵格会教徒管理的政府却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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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贵格会教徒的理想和成功治理是格格不入的。贵格会教徒认为所有人都是基督的信徒，生性善良，因此他们认为，只需通过自律和运用黄金法则，公民便可以管理自己。事实并非如此，因为贵格会教徒本质上也常常在紧要关头挑战权威和习俗。每当政府陷入混乱时，社区领袖们常常因教义问题争吵不休，最终导致未能保留公共档案，或者通过对法院系统运转至关重要的法律。管理委员会无法定期召开会议，而殖民地在最初的十年里就曾六次更换总督。“下县”的荷兰人、瑞典人以及芬兰人迫切需要一个适合自己的政府，于是他们脱离原来的政府，成立了自己的政府，于1704年建立了小殖民地特拉华。佩恩在伦敦写道：“请停止那些让本地区蒙羞的卑鄙争吵。提到宾夕法尼亚时人们都是赞誉之语，提到宾夕法尼亚人时人们却是唏嘘一片。这些争吵阻止了数百位（定居者）的步伐，10000英镑离我而去，100000英镑与这个国家擦肩而过。”绝望透顶的佩恩最终任命一批外地人来管理这个地区，其中包括一个新英格兰清教徒（约翰·布莱克韦尔，John Blackwell）、一个来自波士顿英国圣公会的成功商人（爱德华·希彭，Edward Shippen），以及一个傲慢自大的英格兰士绅（大卫·劳埃德，David Lloyd）。这批人都未能成功地让贵格会领袖承担起为他们自己创建的社区应该承担的责任。费城的贵格会教徒更愿意关注各自的内心之光，而不倾向于承担管理殖民地的世俗责任。[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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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格会教徒期望来自其他文化的移民会接受上帝之友的世界观，最后证明这一期许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尽管德意志人没有引起什么麻烦，但从1717年开始，一批新的殖民者开始来到费城的码头。这批殖民者的价值观与贵格会教徒珍视的一切观念都背道而驰。这批殖民者是来自不列颠血腥边境地区的一个好战民族，蔑视印第安人，经常使用暴力解决问题，信奉加尔文主义，认为人天生邪恶。这些边民逃离位于苏格兰和阿尔斯特饱受战火摧残的家园，以惊人的数量涌入宾夕法尼亚：到1775年他们的人数已经超过100000人。绝大多数边民径直来到宾夕法尼亚中部的丘陵地带，很快就沿着阿巴拉契亚山脊扩张，创建了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强大区域文化。但是，当作为一个文化民族远离内陆地区时，数以万计的边民生活在被称为宾夕法尼亚的不规则长方形领土边界之内。这些边民将证明贵格会已经丧失了对该殖民地的控制权。“看来爱尔兰要把所有的居民都送到这里来，”一个忧心忡忡的殖民地官员报告称，“人们普遍担心，如果他们继续涌来，那么他们将成为本地区的所有者。”[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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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边民在没有支付任何钱财的情况下侵占了印第安人的土地，对印第安村庄发起先发制人的攻击，并且推动总体上处于和平状态的部落同新法兰西结盟。在18世纪的诸多帝国战争中，新法兰西为这些印第安人提供武器和弹药，以袭击自己的竞争对手英格兰。贵格会政府躲在德意志人和苏格兰-爱尔兰人定居地的同心环后面，高枕无忧，近似瘫痪，除了向印第安人赠送礼物和物资外没有任何作为。即使在法国雇佣兵驶入特拉华湾，开始洗劫距离费城几英里远的种植园时，政府也拒绝考虑做任何防御准备。本杰明·富兰克林是新英格兰人，出生在波士顿，后来又在费城安家，他责怪上帝之友们的傲慢自大。“拒绝保卫自己或国家在人类中是如此不寻常……以至于［我们的敌人］都可能觉得难以置信，”他在1747年写道，“直到他们凭借经验顺着我们的河流而上，夺取我们的船只，洗劫我们的种植园和村庄，然后带着战利品安然无恙地撤退。”贵格会教徒坚持自己的和平主义策略，无视富兰克林的忠告，任由他自己筹集私人捐款以组织殖民地的防御力量。[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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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5年，伦尼莱纳佩（Lenni Lenape）印第安人对殖民地西部的苏格兰-爱尔兰人定居点和德意志人定居点发动了全面进攻，摧毁了整个城镇，屠杀或俘虏了数百名移民，事情到了万分紧急的关头。数千名幸存者向东逃窜，一些幸存者一路跑到费城，在懦弱的议会前示威。生活在兰开斯特县和平环境中的德意志人定居点的居民突然发现自己生活在交战区，却没有武器弹药来武装自己。由于首府挤满了难民，贵格会政治家拒绝批准军事拨款。贵格会领袖之一丹尼尔·斯坦顿（Daniel Stanton）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很少有上帝之友在战斗中丧生，这表明上帝赞成他们不采取行动。非贵格会教徒中很少有人赞同斯坦顿的分析，指出上帝之友中无人员伤亡更多与他们蜷缩在本地区最安全的角落有关。就连伦敦的贵格会教徒也大吃一惊。“你们应该保护人民，却阻止他们保护自己，”伦敦一位颇具影响力的上帝之友在一封给费城的一位上帝之友的信中写道，“抛洒的鲜血难道没有在你门前流淌吗？”被迫在保护社会和坚持宗教原则之间做出选择的贵格会主要官员递交了辞呈。上帝之友们再也无法垄断内陆地区的政治事务了。[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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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格会教徒被一个由相互竞争的利益集团组成的党派体系取代，富兰克林及其盟友经常控制着局势。美国独立战争爆发前夕，内陆地区是一个对自身、领导人以及独立事业都不确定的文明社会。到那时，威廉·佩恩创建的乌托邦的大片土地被其他民族兼并。康涅狄格的新英格兰人正涌向整个北部地区。为了使宾夕法尼亚的怀俄明山谷处于新英格兰的统治之下，如果需要的话，这些新英格兰人随时准备发动一场战争。在西部，一股新势力已经悄然形成，并向南方高地蔓延。这个边民文明并未控制单一的殖民地政府——事实上，在沿海地区几乎没有任何代表——但它将从根本上重塑所有美利坚的民族，以及那个他们很快就会发现自己所处的奇怪联邦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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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ara Gardina Pestana，“The Quaker Executions as Myth and History，”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80，No.2，September 1993，pp.441，460-461；Taylor（2001），pp.264-265；Theophilus Evans，The History of Modern Enthusiasm，from the Reformation to the Present Times ，London：W.Owen，1757，p.84；Boorstin（1958），pp.3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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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Digby Baltzell，Puritan Boston and Quaker Philadelphia ，New York：Free Press，1979，pp.94-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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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amuel Pepys，journal entry of 30 August 1664；“Sir William Penn” and “William Penn，” in Hugh Chisholm，ed.，Encyclopedia Britannica ，11th edition，Vol.21，New York：Encylopaedia Britannica Co.，1911，pp.99-104；Richard S.Dunn，“An Odd Couple：John Winthrop and William Penn，” Proceedings of the Massachusetts Historical Society ，3rd Series Vol.99，1987，pp.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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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Dunn（1987），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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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Dunn（1987），pp.3-4；Fischer（1989），pp.453-455，461；Kornwolf and Kornwolf，Vol.2，pp.1175-1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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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Taylor（2001），p.267；Dunn（1987），pp.10-12；John Alexander Dickinson and Brian J.Young，A Short History of Quebec ，Montreal：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2003，pp.6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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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Walter Allen Knittle，Early Eighteenth Century Palatine Emigration ，Philadelphia：Dorrance & Co.，1936，pp.1-81；Dunn（1987），p.16；Charles R.Haller，Across the Atlantic and Beyond：The Migration of German and Swiss Immigrants to America ，Westminster，MD：Heritage Books，1993，p.200；Oscar Kuhns，The German and Swiss Settlements of Colonial Pennsylvania ，New York：Abingdon Press，1914，p.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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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Fischer（1989），p.432；Richard H.Shryock，“British Versus German Traditions in Colonial Agriculture，” Mississippi Valley Historical Review ，Vol.26，No.1，June 1939，pp.4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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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Shryock，pp.49-50；Fischer（1989），pp.601-602；“The German Protest Against Slavery，1688，” The Penn Monthly ，February 1875，p.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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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Baltzell（1979），pp.127-132；Boorstin（1958），p.68；John Fanning Watson，Annals of Philadelphia and Pennsylvania，in the Olden Time ，Vol.1，Philadelphia：Elijah Thomas，1857，p.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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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R.J.Dickson，Ulster Emigration to Colonial America，1718-1775 ，Belfast，U.K.：Ulster Historical Foundation，1976，p.225；James Leyburn，The Scotch-Irish：A Social History ，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62，pp.175，180，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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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Boorstin（1958），pp.5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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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Boorstin（1958），pp.54-66；Taylor（2001），p.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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