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274202
美利坚的民族：一部北美地区文化史 第二部分 虚假同盟：1770～1815
1706274203
1706274205
第十章 共同斗争
1706274206
1706274207
我们称为美国独立战争（美国革命）的事件并不是一场真正的革命，至少在这场革命发生的时候是这样的。1775～1782年的军事斗争并不是“美利坚的民族”为了建立一个人人生而平等，享有言论、宗教以及新闻自由，横跨北美大陆的统一的共和国而进行的斗争。相反，这是一场由多个民族组成的松散军事联盟所采取的极其保守的行动。每个民族最关心的都是保持或重新控制各自的文化、特色以及权力结构。反叛民族当然不希望联合组成一个单一的共和国：英国当权派愚蠢地试图将他们同化为一个由伦敦集中控制的同质帝国。一些民族——内陆地区、新尼德兰以及新法兰西——根本没有反叛。那些反叛的民族并不是在进行一场革命，而是在各自进行殖民解放战争。
1706274208
1706274209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发动反叛的四个民族——新英格兰、沿海低地、大阿巴拉契亚以及南方腹地——几乎没有任何共同点，而且彼此极不信任。那么，这些民族是如何克服分歧而一起发动一场战争的呢？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事实上，他们有时甚至并未并肩作战，因为大阿巴拉契亚正在进行一场并非针对英国而是针对内陆地区、沿海低地以及南方腹地的解放斗争。更为复杂的是，南方腹地的精英们对叛乱的态度十分矛盾，其中许多人在叛乱过程中改变了立场。（佐治亚甚至在叛乱期间重新回到了帝国的怀抱。）南方腹地人参加“革命”的主要原因是他们担心如果不这样做的话，他们将失去对奴隶的控制。整体上，各个民族之所以相互合作，只是因为他们并没有其他方法来战胜对各自文化的生存威胁。他们同敌人的敌人结盟，但并没有打算相互合并。
1706274210
1706274211
美国的独立战争是由七年战争——1756～1763年英法之间爆发的大规模全球性军事冲突——引发的。在美国，七年战争被称作法国-印第安人战争，因为英国人在这场战争中同新法兰西及其土著盟友交战。这场战争使北美的权力平衡发生了重大变化。最后，法国战败，整个新法兰西（除了圣皮埃尔岛及密克隆岛之外）全部移交给了大英帝国。对美洲大陆人民来说，这产生了两个后果。首先，它使北美土著民族唯一可以依靠的欧洲社会退出了政治及军事舞台。其次，它在英国当权派内部滋生了傲慢的必胜主义。当权派认为现在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重塑北美帝国。这些发展对印第安人以及英国帝国主义者都极为不利。
1706274212
1706274213
17世纪，美洲最古老的民族创建时，英格兰仍然是一支弱小力量，竭力获取西班牙帝国遗留下来的零散领土。受内部不和——英国内战、克伦威尔的独裁统治以及光荣革命——的影响，英国将建立海外殖民地的大部分任务外包给了私营公司、富有贵族以及被认为在远方能够受到更安全监视的宗教派别。这种无心之举促成并发展了最早的英美特色文化。到了17世纪80年代，当国王试图进行统一统治和中央集权的时候，为时已晚。当时，一些民族已经经历了好几代人，形成了自己的传统、价值观以及利益集团。
1706274214
1706274215
那么，英国发生了什么变化，导致人们从善意地忽视殖民地到试图控制殖民地呢？答案是一个积极进取的新精英阶层出现了。
1706274216
1706274217
到了18世纪中叶，英格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大。英格兰吞并了苏格兰、爱尔兰以及威尔士，成为联合王国，一个横跨从印度闷热低地到哈得孙湾冰冷荒野、真正的全球性大不列颠帝国。在清教徒、贵格会教徒、骑士党人以及巴巴多斯人离开英国数十年后，为管理这一不断扩张的帝国，一支新的社会力量已经形成：一个傲慢的统治阶级。这个统治阶级甚至有属于自己的“上流社会”口音。这种口音形成于18世纪初期，被（殖民地官员以及英国下层阶级）看成一种矫揉造作、自命不凡的口音。这个统治阶级成员几乎只同本阶级人员联姻。这个统治阶级建立了伊顿公学、威斯敏斯特公学及哈罗公学这样的新精英寄宿学校，从而教育、同化自己的子女。这个统治阶级创建了英格兰银行、现代皇家海军以及东印度公司这样强大的、可以控制国内外小人物的新机构。17世纪初，英国由贵族统治。这些贵族在自己的庄园或自己所在郡的城镇上长大并接受教育，具有当地特征、口音以及日程。到1763年，英国统治阶级由在贵族寄宿学校接受过精英教育，并将自己视为帝国精英的人士组成。七年战争结束之后，这些人试图完成80年前国王詹姆斯二世未竟的事业：让美洲殖民地接受自己的意志、制度、官僚机构以及宗教。[1]
1706274218
1706274219
他们发起的这场标准化运动在许多方面同时取得了进展。由于美洲殖民地人民的平均税负仅仅为英国的二十六分之一，因此伦敦当局对殖民地砂糖、烟草、纸制品等各类商品征收名目繁多的新税。其中一些税收是为了影响社会变革。“为了使那些资质平庸（出身低下）的人远离那些他们在生活中玷污了的机构”，颁发大学文凭和律师从业执照时新收的费用要高于英国。这一阻止粗俗者占据显要职位的愿望也促使伦敦的精英们撤销了大阿巴拉契亚第一批学院中由长老会管理的北卡罗来纳皇后学院的章程，理由是这所学院“鼓励容忍”一种不受欢迎的宗教。为了增强帝国官方认可的、受到税收赞助的圣公会的力量，长老会神职人员被禁止主持婚礼，圣公会主教第一次被派遣至美洲（吓坏了先前独立的弗吉尼亚圣公会教徒），圣公会传教士被派遣前往波士顿，以改变那里的“异教徒”清教徒的宗教信仰。
1706274220
1706274221
尽管英国由于七年战争负债累累，但大部分新税收用于维持驻扎在北美的10000名帝国军人。用英国一位高级官员的话说，维持这些军队的“主要目的”就是“确保美洲殖民地对英国的依赖”。这支——在美洲史无前例——庞大的常备军负责执行帝国法律，包括执行1763年的一份公告。这份公告禁止殖民地民众侵占阿巴拉契亚山脉另一侧印第安人的土地。与此同时，皇家海军加强了禁止新英格兰商人同加勒比海的法国以及荷兰属地做生意的贸易法规的执法力度。很多走私犯在新设立的没有设置陪审团的军事法庭接受审判。东印度公司是一家由英国统治阶级控制的颇受宠爱的公司，获得了特别许可，可以无视贸易法规以及殖民地商人，直接向北美运输和销售茶叶。这些新增的税收、实行的法律以及驻扎的占领军都未经各个殖民地精英阶层或者民选代表们的同意，被强加给了英属北美殖民地。这使得许多殖民地民众理所当然地担心他们独具特色的区域文化注定要消失。[2]
1706274222
1706274223
生活在新法兰西的美洲土著居民同样担心他们的文化延续问题。一个半世纪以来，印第安人和新法兰西人通过互赠礼物的仪式建立了一种相互满意的关系。但英国军事指挥官杰弗里·阿默斯特男爵（Baron Jeffrey Amherst）取消了所有的礼物馈赠机制，并明确表示，这些野蛮人要么服从，要么灭亡。结果，在渥太华部落首领庞蒂亚克（Pontiac）的领导下，十几个主要部落于1763年发动了一场规模庞大、协调一致的起义。这场起义旨在削弱英国力量，恢复法国对新法兰西的控制。这场战争——促使帕克斯顿男孩们向费城进军——导致印第安人在宾夕法尼亚、马里兰以及弗吉尼亚的大阿巴拉契亚地区杀害或俘虏了2000名殖民者。阿默斯特男爵企图“消灭这一可恶的种族”，指示他的部队给印第安人分发染上天花病毒的毯子。最终，即使是生物战也无法让这些印第安人屈服，阿默斯特被不光彩地召回。[3] “我们现在告诉你：法国人从未征服过我们，他们也从未购买过我们的一寸土地，”庞蒂亚克对阿默斯特的继任者说道，“如果你希望保留这些（五大湖区贸易）哨点，我们期待从你们那里得到适当的回报。”对大英帝国的官员来说，议和之后更为重要的是要让殖民地民众服从命令，并且远离阿巴拉契亚山脉之外的印第安人土地。[4]
1706274224
1706274225
新英格兰再次第一个奋起反抗。
1706274226
1706274227
新英格兰宗教凝聚力、民族凝聚力最为强大，民族自我意识较高，同时热衷于自治，并且愿意为维护“新英格兰道路”（New England Way）而英勇作战乃至流血牺牲。一些新英格兰人将这场斗争视为英国内战以及光荣革命的延续。英国内战和光荣革命是善良的加尔文主义者同专制政体以及教皇力量进行的殊死斗争，而这场斗争是在一位贪婪的君主与“天主教精英”圣公会及其主教和信徒之间进行的。从缅因东部到康涅狄格南部，清教徒教会——现在被称为公理会——站在爱国者一边，敦促其成员奋起反抗。清教徒认为克己是一种美德。清教徒的这种观念被消费者用来抵制英国的奢侈品以及工艺制品。正如罗得岛的一家报纸所报道的那样，市民们必须“放弃享受以维护自由”。正如一位参加过美国独立战争的老兵后来解释的那样：“我们要让那些英国佬（Redcoats）明白，我们一直自我管理，我们也一直都是这样打算的。他们不让我们这样做。”[5]
1706274228
1706274229
1773年12月，一伙有组织的反抗者将价值11000英镑的东印度公司茶叶倒入波士顿港。英国议会对此做出回应：撤销马萨诸塞的管理宪章，封锁波士顿港，并实施军事管制。接替阿默斯特出任北美军事指挥官的托马斯·盖奇（Thomas Gage）将军被任命为总督，并有权在他认为合适的情况下在私人住宅驻扎军队。
1706274230
1706274231
这一严厉的回应震惊了所有英属北美殖民地的领导人，促使他们于1774年9月召开外交会议——第一届大陆会议。与此同时，各个地区对新英格兰事态的发展都做出了自己的反应。
1706274232
1706274233
从文化层面来讲，新英格兰的反应极具启发意义：马萨诸塞的起义军首领迅速宣布召开新的代表大会——地方议会——并要求所有城镇举行选举以填充其席位。到1775年初，200名民选代表事实上已组成殖民地政府，征收赋税，并管理起义的民兵部队。即使在危难时刻，新英格兰人也以社区为基础采取行动，通过投票执行重要的决定，并通过代议制政府指挥军事行动。新英格兰人在斗争中团结一致，导致盖奇将军领导下的帝国政府在波士顿以外的地区停止运转，而仅在波士顿地区正常运转是因为数千名身穿红色衣服的英国常规军控制了波士顿的街道。无能为力且寡不敌众的盖奇给伦敦当局写信，要求增派20000名士兵——相当于七年战争中针对新法兰西部署的人数。公开冲突是避免不了了。[6]
1706274234
1706274235
控制沿海低地的贵族士绅们并没有那么团结一致，并且认为衡量公众舆论毫无必要。和新英格兰一样，他们反对帝国的新政策，但对于是否到了要考虑叛国的地步，他们的意见分歧很大。像往常一样，切萨皮克士绅们的动机主要是帝国对他们自己享有的特权或“自由”造成了威胁。几代人以来，这些士绅几乎完全控制了马里兰、弗吉尼亚低地以及北卡罗来纳的政府、法庭以及教堂法衣室，而且他们的影响正在向特拉华蔓延。许多英国的士绅与他们有亲戚关系，他们觉得自己和那些士绅是平等的。英国人的自由在英格兰海岸戛然而止——这一想法让他们备受羞辱。英国任命的主教的到来破坏了他们在教区事务中的主导地位。帝国的新税收削减了他们种植园的利润。但在弗吉尼亚，沿海低地的士绅们分裂成两个地区阵营。那些生活在皮德蒙特（Piedmont）的士绅——托马斯·杰斐逊、詹姆斯·麦迪逊、乔治·梅森以及乔治·华盛顿——与大阿巴拉契亚边远地区的接触更多，也更清楚地认识到群山以外土地的巨大潜力，弗吉尼亚宣称对其中一直延伸到太平洋的带状地区享有所有权。他们相信他们的社会能够赢得独立，于是带头反对英国，对波士顿倾茶事件大加赞赏，并拒绝偿还英国债权人的债务。但拉帕汉诺克河以南的沿海低地核心定居点的士绅们则要谨慎得多。这些士绅反对建立地方民兵组织，并谴责波士顿倾茶事件侵犯了私人财产。然而，由于他们的殖民地包括大阿巴拉契亚的一大片地区，这些士绅在移民议会上以少数票被击败。大阿巴拉契亚的代表急于解决英国对肯塔基和田纳西移民的限制问题。但是，士绅们之间的社会凝聚力如此之强，即使是失败了，他们亦能从容应对；最终，沿海低地精英阶层中很少有人愿意为帝国或切萨皮克同胞而战。至于沿海低地的白人平民，他们基本上是按照吩咐行事。[7]
1706274236
1706274237
毋庸置疑的是，大阿巴拉契亚地区的情况绝非如此。最热情和最坚定的爱国团体以及保王党分子在这个辽阔的边疆地区生活着。每一个地方基于谁最威胁他们与生俱来的自由而选择队伍：沿海的殖民地精英还是大西洋彼岸的英国精英。在宾夕法尼亚，边民们想找借口进军费城，以推翻那里软弱的、喝着马德拉酒的精英阶层，也许就会结束内陆地区作为一种独特文化的局面。这使得他们成为满腔热忱的爱国者。在马里兰和弗吉尼亚，穷乡僻壤的乡下人将英国人视为他们最大的敌人，把他们的命运交给了沿海低地贵族中的皮德蒙特派。然而，在更远的南方，边民们最深恶痛绝的是低地的大种植园主，他们将与英国的麻烦看作摆脱主人、报仇雪恨的良机。在北卡罗来纳，这种仇恨情绪尤为强烈。就在几年前，沿海低地精英们还热情地镇压了监管者的军队。大阿巴拉契亚人出现了分裂，但无论为哪一方而战，大阿巴拉契亚人的目标都是一致的：粉碎压迫他们的敌人。[8]
1706274238
1706274239
内陆地区不想与革命扯上任何关系。事实上，内陆地区对伦敦的中央集权努力相当满意。内陆地区的领导人一直尽最大努力避免发生冲突。宗教和平主义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那些经历过德意志战争所引发的恐惧的阿米什人、门诺派教徒以及摩拉维亚人中间尤为如此。大多数人想独善其身，满足现状的德意志人认为脱离帝国没有任何好处，可能会赋予他们那令人不爽的苏格兰-爱尔兰人和沿海低地的邻居更大的权力。对内陆地区事务仍然有相当大影响力的贵格会教徒几乎没有抱怨过君主。君主授予了威廉·佩恩特许状，使其殖民地能够建立。这些贵格会教徒能够容忍其他宗教，对英国圣公会不断增长的影响力毫不担忧。贵格会教徒的不少子孙也加入了圣公会。帝国承诺加大对内陆地区的控制，如此一来，他们就不用像几年前帕克斯顿男孩们向费城进军时，被迫拿起武器进行防御那样了。帝国加强对内陆地区的控制也能保护他们免遭真正敌人的侵略——偏执的新英格兰人，以及好战的、无处不在的占宾夕法尼亚人口大多数的边民。随着革命临近，贵格会教徒宣布保持中立，但继续同帝国做生意。内陆地区——宾夕法尼亚东南部、新泽西西部、马里兰和特拉华北部——在冲突中都被动地效忠帝国，让那些迁移到费城、支持爱国事业的人大失所望。“贵格会教义，”出生于英国的前贵格会教徒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怒气冲冲地说，“有一种直接的倾向，那就是让人们在任何强加给他们的政府治下保持沉默和顺从。”[9]
1706274240
1706274241
新尼德兰是保王党在北美大陆最大的堡垒。在荷兰人定居区——包括现在的布鲁克林区、皇后区、斯塔滕岛以及布朗克斯的三个县、韦斯特切斯特南部和曼哈顿——公众舆论极力反对背叛帝国。统治该地区的荷兰和英国的精英们担心，革命会导致自己垮台，纽约的大部分地区将处于新英格兰的控制之下。事实上，已经有大片地区处于新英格兰的控制之下。新英格兰人移民区——长岛东部、韦斯特切斯特北部、奥尔巴尼县的乡村，以及格林山脉（新法兰西人称之为绿色山岭）东北的七个县——的居民已经紧跟新英格兰的步伐，公开加入叛军队伍。如果殖民地叛乱，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一地区将会陷入内战，很有可能会四分五裂。[10]
1706274242
1706274243
英国官员们有理由希望南方腹地的奴隶主们也会忠贞不贰。大多数大种植园主是英国圣公会教徒，对民主思想充满敌意，他们的生计完全依赖于出口蔗糖及棉花。同沿海低地的士绅们一样，这些种植园主自我标榜为诺曼人或骑士党——这些称呼都带有保王党色彩——并随心所欲地管理着南卡罗来纳、佐治亚以及北卡罗来纳最南端的低地。同切萨皮克的表亲不同，这些种植园主拥有的奴隶数量是他们的三倍。他们非常害怕可能会为其奴隶提供反抗自己机会的一切动乱。在英属西印度群岛，大英帝国的力量是内外安全的最佳保障，而他们在那里的同行没有提到任何关于反抗王室的言论。但是，南方腹地的种植园主并非生活在一个岛上，因此他们有更多的活动空间。这些种植园主虽然的确对帝国试图增加税收和限制其权力表示了异议，但是他们要将所谓的“国内敌人”束缚起来的需要平衡了他们的抗议。种植园主亨利·劳伦斯（Henry Laurens）在1775年1月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总结了大种植园主的立场：他们只在帝国内部谋求“合理的自由”，“独立并不是美洲的态度…… 一个清醒、理智的人也绝不希望独立”。[11]
1706274244
1706274245
因此，奴隶主们通过地方议会采取行动，支持对英国商品的抵制，并坐观伦敦做出让步。查尔斯顿的一位医生回忆起1775年初南卡罗来纳的情况时说：“南卡罗来纳想要的是一个冷酷无情、自我牺牲的反对派，而这正是她所认为的她需要做出的牺牲。”虽然种植园主们自己的目标非常保守——避免对现状做出任何改变——但他们控制下的殖民地的许多人却有截然不同的想法。在边远地区，边民们迫切渴望打破种植园主对权力的垄断，并乐于支持任何允许他们如此做的一方。在低地地区，种植园主们战战兢兢，因为奴隶之间开始谣传，“目前（同英国之间）的竞争是（有关）要求我们赋予他们自由”。种植园主们祈祷其他民族不要让北美大陆卷入公开战争，因为种植园主们知道他们的专制制度可能无法承受任何大的冲击。“我们的弱点在很大程度上，”一名民兵军官报告说，“在于我们当中有如此之多的奴隶。”[12]
1706274246
1706274247
1774年9月初，第一届大陆会议在费城召开。各民族领导人首次齐聚一堂，协调整个殖民地的政策。56位代表都深知促进殖民合作绝非易事，尤其是因为与各殖民地区域文化相关的消极刻板的印象。新英格兰的精英们致力于维护人人平等，所以新尼德兰、沿海低地以及南方腹地的精英们并不信任他们。约翰·利文斯顿（John Livingston）代表纽约市，他给马萨诸塞的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留下的印象是“害怕新英格兰，害怕平等精神，等等”。贵格会教徒对清教徒如何折磨、害死他们的祖先记忆犹新。其他许多人担心新英格兰人正计划夺取整个英属北美殖民地的控制权。“波士顿的目标是整个大陆的主权，我知道。”在1773年的一次晚宴上，南卡罗来纳的一位种植园主对亚当斯的表兄弟小乔赛亚·昆西（Josiah Quincy Jr）说。“在某种程度上，有些人会在心中妒忌我们要求完全独立的目标，”塞缪尔·亚当斯（Samuel Adams）报告称，“……因为我们是一个顽强勇敢的民族，我们终将统治他们所有人。”昆西本人则在一次访问南方腹地的过程中发现：“名门豪族的奢侈、放荡、生活、情感以及态度使得他们忽视、轻视以及漠视整个人类的真正利益。”[13]
1706274248
1706274249
亚当斯回忆道，后来爆发的反叛表现了“十三个殖民地经历过的各种各样的原则”，这十三个地区“是在不同的政府体制下发展起来的”，他们的“行为习惯几乎没有任何相似之处……他们很少交往，对彼此也不够了解，要把他们团结在同一原则和同一行动体系之下，这无疑是一项非常困难的工作”。虽然亚当斯描述的差异确实存在，但是十三个不同的殖民地并未全部在这场革命中出现；只出现了六个，而且同殖民地的边界并不吻合。[14]
1706274250
[
上一页 ]
[ :1.706274201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