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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792年,这种策略已经被肯塔基州、弗吉尼亚州、佐治亚州以及卡罗来纳州的边民们广泛采用。随着该地区停止征收消费税以及实施房产止赎权,胆大包天的大阿巴拉契亚领导人开始谈论推翻整个联邦政府的金融体系。最后,宾夕法尼亚的边民们提议建立一个“由阿勒格尼山脉以西人民组成的友好联盟”,将自己与马里兰州西部以及现在的西弗吉尼亚州和肯塔基州的同胞们联系起来。[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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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信地方官员和联邦官员正在背叛革命的边民们公开发动了叛乱。1794年8月,宾夕法尼亚的大阿巴拉契亚民众组建了一支9000人的军队,向内陆城市匹兹堡进军,威胁要将这座城市夷为平地。匹兹堡市的官员们立即投降,命令民兵加入叛乱,从而使这座城市免遭破坏。一周后,边民们在附近的空地上召开了地区独立大会。来自宾夕法尼亚西部和弗吉尼亚的226名代表出席了会议。代表们升起了一面有六条红白相间条纹的新国旗。这六条条纹代表了宾夕法尼亚西部的四个县和弗吉尼亚西部的两个县。代表们讨论向西班牙和英国寻求保护。似乎北部边地即将建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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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召开独立会议期间,代表们得知华盛顿总统正率领着一支由10000名来自内陆地区和沿海低地最贫穷的阶层组成、装备精良的军队前来镇压他们。面临可能的军事失败,地方议会投票,决定向联邦政府投降。华盛顿的军队在经过宾夕法尼亚中部和西部的城镇时受到了冷遇。在那里,人们竖起自由旗杆——在独立战争期间曾象征着爱国者忠诚的高高的木制旗杆——作为反抗的标志。不过,没有人开枪。到了夏末,边民叛乱已经平息了。[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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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在新英格兰,抵抗很快就烟消云散了。虽然对联邦腐败存在担忧,但是18世纪和19世纪之交的新英格兰人却有了一个令人愉快的发现:新英格兰开始主宰联邦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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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华盛顿于1796年卸任,美利坚合众国的选举人团以极其接近的票数选举约翰·亚当斯为美国第二任总统。当时存在的16个州中只有一半的州通过投票选出了自己的选举人,其余州的选举人则由立法者任命。然而,在这两种情况下,选举人皆遵循区域趋势。亚当斯是典型的新英格兰人,赢得了每一张新英格兰以及新尼德兰选举人的选票,也赢得了内陆地区绝大多数选举人的选票。亚当斯的竞争对手、种植园主士绅托马斯·杰斐逊横扫南方腹地、大阿巴拉契亚和绝大多数沿海低地。最终,亚当斯以71∶68获胜,当选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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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的总统任期极具争议。因为正如历史学家大卫·哈克特·费舍尔所观察到的那样,亚当斯试图将新英格兰人的文化价值观和政治价值观强加于其他民族。新英格兰人认为自由从根本上讲并非属于个人,而是属于社会。新英格兰人担心,如果个人不受任何约束地追求绝对自由和积累财富,就会破坏社区关系,制造贵族阶级,奴役大众,从而导致英国式或南方腹地般暴政的出现。对于一个由相信自己是上帝选民的民族建立起来的文明来说,保护共同利益意味着保持内部一致性和文化统一性。异族人——不管是弗吉尼亚人、爱尔兰人还是非洲奴隶——都被视为一种威胁,因为这些人并不认同新英格兰人的价值观,所以新英格兰并不大力提倡移民、宗教多样性以及输入奴隶。“造成我们当前所有困难的主要原因”,亚当斯的侄子兼私人秘书在1798年解释,是“有太多的异族人移民到了美国”。[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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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种信仰体系在新英格兰内部运作得相当好,但其政策意义却对其他民族的价值体系造成了巨大威胁,使得亚当斯的总统任期异常艰难。他的任期始于地缘战略危机。1789年,法国人民发动革命,奋起反抗,俘虏并斩首了自己的国王,宣布成立共和国。但是,法国革命陷入一片混乱和恐怖之中:国家强制推行无神论,随意逮捕、处决公民,最后拿破仑·波拿巴发动了军事政变。正当拿破仑的军队横扫整个欧洲之时,北美人民陷入恐惧和歇斯底里之中。新英格兰的报纸报道,法国正准备重新占领北美领土,一支10000人的入侵部队正在集结。大约25000名法国难民涌入美国——其中大多数难民是为了逃离海地成功的奴隶起义——引发了人们的担忧:这些法国人可能与拿破仑里应外合。[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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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恐惧及仇外的情绪中,亚当斯推动了一系列立法,目的是镇压异己,强制服从,巩固法院,驱逐异族。国会以最微弱优势通过了1798年臭名昭著的《客籍法案》和《惩治煽动叛乱法案》。新英格兰和南方腹地代表支持这些法案,而大阿巴拉契亚代表则坚决反对法案。这些法案赋予总统驱逐任何外国人或以非自然途径移民之人的权利,或随意逮捕任何出生于敌对国家的移民的权利。这些法案还将获取公民身份所需的居住年限从4年增加到了15年。同时,任何人发表、撰写或出版任何反对政府、国会或总统的言论和文章,发表任何可能使其“受到蔑视或声名狼藉”或可能被视为“诽谤和恶意”的言论和文章,都将被处以最高5年监禁以及5000美元罚款。有24人因煽动叛乱被捕,其中包括费城贵格会教徒詹姆斯·洛根(James Logan,因去巴黎执行和平任务)、一些报纸评论作家和编辑(因指责亚当斯过度扩张他的权威)、佛蒙特州国会议员马修·莱昂(Matthew Lyon,后来搬到了肯塔基州,在那里边民们曾四次选举他为国会议员)。[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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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英格兰人为这些法案辩护,因为这些法案符合新英格兰人对公共自由概念的理解。新英格兰人认为,所有公民都有权选举自己的代表,但一旦选出了自己的代表,公民就要绝对遵从这些代表——不仅要遵守这些代表通过的法律,还要尊重这些代表在执政期间的所作所为。如果不赞同,那么在下次选举前新英格兰人将一直保持沉默,届时自己就可以投票给另外一位候选人。“政府应该,尤其是在重大措施上,确保公民之间和谐愉快地合作。”耶鲁大学校长蒂莫西·德怀特(Timothy Dwight)在1798年的一次布道中解释。“人民把权力交到统治者手中,就是将权力从自己手中放走了。”另一位新英格兰牧师如此宣称。后来,马萨诸塞州议会宣称,亚当斯担任总统的这段时间是“美国的黄金时代”。[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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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798年的战争狂热”之中,许多北美人支持自己的总司令及其制定的严刑峻法。亚当斯所在政党——联邦党——甚至在大阿巴拉契亚地区赢得了选举胜利。无论战争的起因、交战对手或战争结果如何,大阿巴拉契亚的民众都支持美国在战斗开始后所进行的每一场战争。南方腹地的种植园主完全没有觉得极权主义有何不妥之处。其中一位种植园主,南卡罗来纳的罗伯特·哈珀(Robert Harper)甚至赞助《惩治煽动叛乱法案》,认为该法案是消灭颠覆分子的必要手段。反对派集中在士绅阶层为主的沿海低地(这些士绅认为自己的自由受到了联邦权力的威胁),以及多民族、和平主义盛行的内陆地区。托马斯·杰斐逊和詹姆斯·麦迪逊起草了旨在反对弗吉尼亚州和肯塔基州立法机关通过的法案的决议;这些法案谴责“无限服从联邦政府的原则”,坚持认为各州“有义务”阻止联邦政府侵犯自己的权力。这项决议的发起人是来自沿海低地加罗林县的弗吉尼亚议员约翰·泰勒(John Taylor)。约翰·泰勒甚至主张脱离联邦。与此同时,宾夕法尼亚西南部讲德语的农民于1799年发动叛乱,对那些试图向财产征收特别战争税的联邦税务官员突然发难。内陆地区人将同事们从监狱里解救出来,谴责亚当斯谋求“成为国家的国王”,并高举“严禁扼杀法律——要么自由,要么死亡”的标语。亚当斯派遣联邦军队镇压抗议者。后来,亚当斯将这些抗议者斥责为“可怜的德意志人,他们对我们的法律就像对我们的语言一样一无所知”。[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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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没过多久亚当斯就意识到,压制异己并不利于巩固共和国;相反,压制异己为贵族暴政打开了大门(而“新英格兰道路”就是为了防止贵族的暴政)。威胁来自亚当斯政府内部,汉密尔顿作为联邦军队的实际领导人正在巩固军事力量。汉密尔顿手下的军官干预选举,殴打平民,甚至殴打一名与自己持不同政见的联邦议员。杰斐逊担心这块“军事飞地”可能随时进攻弗吉尼亚,进而引发内战。联邦军事政变的威胁使得亚当斯在外交政策上做出彻底的改变——同法国讲和,结束歇斯底里的战争。亚当斯将汉密尔顿及其同事从内阁中清除,用新英格兰人取而代之。[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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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战争的威胁被解除,大阿巴拉契亚迅速抛弃了亚当斯。亚当斯的政策与大阿巴拉契亚的价值观完全相悖。南方腹地人对亚当斯非常愤怒。南卡罗来纳州国会议员罗伯特·哈珀私下里希望亚当斯在回马萨诸塞的旅途中脖子折断。杰斐逊虽然仍然因亚当斯与海地“反叛黑人”建立外交和商业关系而感到心烦意乱,但是他松了一口气。即使反对党在《惩治煽动叛乱法案》的笼罩下持续运作,亚当斯还是在1800年的选举中失利,仅仅获得了新英格兰选举人的支持。新英格兰失去了对已成立12年的联邦政府的控制。而且在短短几年内,新英格兰便试图完全脱离联邦。[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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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美国由推翻新英格兰统治的不稳定联盟所主导:大阿巴拉契亚、内陆地区、新尼德兰、沿海低地以及南方腹地搁置分歧,拒不接受新英格兰“公共自由”以及内部一致的理想。上述民族通过推翻亚当斯的整个立法程序来竭力抹去其总统任期内的政策,包括《客籍法案》和《惩治煽动叛乱法案》、1800年的《破产法案》、1801年的《司法条例》,以及所有涉及新税收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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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杰斐逊总统的领导下,联邦接受法国,背弃英国,向西扩张。所有这些均与新英格兰背道而驰。新英格兰人认为,同拿破仑信奉无神论的帝国主义政权结盟是不分是非。同英国断交只会损害新英格兰商业运输船队的利益,进而破坏该地区的经济。新英格兰人发出警告,快速西进严重地威胁着共和国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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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跨步地向北美大陆内陆迈进。在华盛顿执政期间,联邦政府占领了先前印第安人的领土,包括现在的俄亥俄州、印第安纳州、伊利诺伊州、威斯康星州以及密歇根州。新英格兰人同意建立所谓的“西北领地”(Northwest Territory),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正确地认识到这个地区将主要由新英格兰人定居。第一部分即将被殖民的地区的土地所有权——未来俄亥俄州的北部——一分为二:康涅狄格州(其所谓的“西部保护区”)和新英格兰人控制的马里埃塔公司。虽然有些人担心人口外流会导致新英格兰人口减少,但是大多数人都以有机会扩大新英格兰民族的影响力为荣,而且这相对增强了新英格兰的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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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杰斐逊总统1803年从法国购买了82.8万平方英里的“路易斯安那领地”(Louisiana Territory)[16] 却完全是另一回事。美利坚合众国突然获得了50000个路易斯安那的克里奥尔人,一块法兰西人和西班牙人在新奥尔良港与黑人、印第安人以及其他民族相互融合的新法兰西热带飞地,以及在密西西比三角洲沼泽地信奉一种特殊形式天主教的讲法语的阿卡迪亚人。未来的国会议员以及哈佛学院校长乔赛亚·昆西(Josiah Quincy)警告说,此项交易“在性格、教育以及政治倾向等各个方面引入了一个(与美国宪法原则)格格不入的民族”,并释放出“让蓄奴州翻倍的机会以及力量,而它们的社会氛围也被接受了”。昆西警告说,这将导致“奴隶势力最终在联邦占主导地位”。随着杰斐逊在1810年吞并西佛罗里达的西班牙领土(现在的佛罗里达狭长地带以及亚拉巴马州和密西西比州的海湾地带),致使奴隶主集团径直自由扩张至西班牙得克萨斯边界,此类对南方腹地扩张的担忧进一步加深了。事实上,杰斐逊鼓励南方腹地人这样做,以确保人们承认下路易斯安那“是美国的一个州而非法国的领土”。像波士顿商人斯蒂芬·希金森(Stephen Higginson)这样的新英格兰人认为,这一切都证实了南方“要统治和镇压新英格兰的意图”,以及“要确保南方影响力和安全”的阴谋。[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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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英格兰人对国家事务的影响力越来越受到损害。1790~1813年,当其他州忙着吸引移民或引进奴隶时,马萨诸塞州在联邦有形资源中所占份额由第二位下降至第四位;到1820年,马萨诸塞州人口由第二位下降至第五位,甚至落后于刚刚成立的俄亥俄州。在亚当斯失利后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马萨诸塞地区没有推选出一位真正的总统候选人。随着新英格兰的衰落,新英格兰人开始将1800年的选举视为一场“源自人类罪恶和激情的道德革命”,甚至视之为“上帝不悦”的象征。“上帝不会派遣一个邪恶的统治者来统治一个善良的民族,”一位牧师在谈及杰斐逊时说,“这证明了这个国家的罪恶。”一个充满希望的“自由共和国联盟”,国会议员塞缪尔·撒切尔(Samuel Thatcher)警告说,已经被“一个连成一体的帝国”和“令人恐惧的专制主义的深渊”取代。拯救这个年轻的共和国,一些知名人士嘀咕道,可能会迫使新英格兰脱离联邦,创建一个自由的北方联盟(Northern Confederacy)。[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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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会于1807年和1808年通过了一系列禁止同外国进行贸易的压迫性的禁运法案后,分离主义成为新英格兰的主流。控制着同英国、滨海诸地以及西印度群岛大部分贸易的新英格兰人认为这是乔治国王《波士顿港口法案》(Boston Port Bill)的翻版,是“专制主义的极端表现”。他们把杰斐逊及其在沿海低地和南方腹地的盟友比作拿破仑。拿破仑帝国因禁运而获利颇丰。他们认为大阿巴拉契亚和内陆地区的民众是一群信奉民主的乌合之众,准备将法国大革命的恐怖统治带至美利坚海岸。此后不久,英国在新英格兰的特工报告了“在(加拿大)边境地区武装停战,甚至与英国结盟”的谣言。一名特工自波士顿报告称:“再过几个月,新英格兰的民众饱受苦难,失去一切商业利益,他们准备退出邦联(并)创建一个独立的政府。”事实上,马萨诸塞州参议院议长哈里森·格雷·奥蒂斯(Harrison Gray Otis)不久之后就呼吁召开一次地方性大会,以寻找“某种可能与这些(新英格兰)州联盟保持一致的补救方式”。(奥蒂斯认识到新英格兰人在纽约大片地区的主导地位,也考虑邀请纽约参加此次大会。)《波士顿公报》(Boston Gazette )对此表示赞同:“宁可一条腿截肢也不要全身放松。我们必须为手术做好准备。”其他报纸纷纷报道,新英格兰的政治领导层正准备“脱离美利坚合众国,同英国结盟,组建北方联盟,最终同新斯科舍、新不伦瑞克以及加拿大(省)建立联系”。[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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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2年春天,詹姆斯·麦迪逊总统对英国宣战,最终将新英格兰逼上了绝路。在新英格兰看来,联邦政府同拿破仑结盟,南方人背叛了革命,表明了他们对专制帝国的忠诚。马萨诸塞州州长凯莱布·斯特朗(Caleb Strong)立即宣布公众禁食一天,目的是“对一个国家发动的战争进行赎罪,我们正是这个国家的后裔,而这个国家一直是我们好几代人的宗教堡垒”。康涅狄格州、罗得岛州和佛蒙特州的州长,以及斯特朗都拒绝了总统征用州民兵部队的要求,并将这些要求斥责为“皇宫里小人物”的命令。波士顿的银行家们拒绝向联邦政府发放贷款。乔治·卡伯特(George Cabot)宣称:“我们永远不应该在我们认为道德上存在瑕疵的事业中自愿服务。”为了庆祝俄国和英国在欧洲打败了拿破仑的军队,波士顿举行了盛大的庆典活动。当美国的武装船只抵达新英格兰港口时,暴徒们试图解救被俘的英国水手。马萨诸塞州纽伯里波特的民众开始悬挂一种只有五颗星和五条条纹的改良美国国旗,每颗星代表新英格兰的一个州。[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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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英格兰人也拒绝同加拿大的新英格兰人作战,尤其是在新英格兰人占主导地位的滨海诸地。在联邦政府入侵加拿大,意图迫使其加入联邦时,新英格兰人严厉谴责这一行动是一场不道德的帝国征服战争。“我们会给你们数百万美元的国防费用,”纽约州奥奈达县的国会议员莫里斯·米勒(Morris Miller)说,“但要征服加拿大,你们一分钱也得不到——要消灭加拿大居民,一分钱的九十九分之一你们也得不到。”新英格兰人不仅选择不攻击自己滨海邻居,英国军队于1814年入侵缅因东部之后,他们也拒绝保卫或试图解放这一地区。(新不伦瑞克和新斯科舍的民兵则拒绝参加英国人的行动。)斯特朗州长甚至派出了一位特使同新斯科舍的总督会晤,以确定如果新英格兰人试图脱离美国,那么英国是否会给予他们军事援助。伦敦方面的回答是肯定的。但答复来得太晚,影响不大;新斯科舍的总督获得授权,同新英格兰签署了一份单独的停战协议,并向新英格兰提供“武器、装备、弹药、服装,以及开展海军合作”。[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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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4年12月,在哈特福德举行的新英格兰领导人大会上,新英格兰人的挫败感达到了顶峰。会议前夕,来自新英格兰地区最有权势家族之一的约翰·洛威尔(John Lowell)呼吁代表们起草一部新的联邦宪法,只允许最初的13个州加入联邦。按照新英格兰人的条件,革命时期的同盟将被恢复,山那边粗鄙边民们居住的地区可以加入英国。洛威尔的计划非常受欢迎,几乎得到了新英格兰所有报纸的支持。“我们绝不能再让我们的自由成为理论家的游戏……也绝不允许西部地区(当新英格兰从美国独立出来时,这里还是一片荒野)从我们手中夺走那些我们允许他们分享的祝福,”颇具影响力的《哥伦比亚哨兵报》(Columbian Centinel )写道,“一旦我们踏上光荣、独立的大道,不要让任何困难阻碍我们前进,也不要让任何危险迫使我们后退。”即便反对派的文件也承认,马萨诸塞州的大多数公民支持脱离联邦。代表们纷纷提议占领联邦海关大楼,停止征兵,结束战争。[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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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分裂边缘,代表们自己后退了。在经过一系列秘密会议之后,代表们提出了一份宪法修正案的清单,从而开启了与联邦政府的谈判。在决定南方在国会中的代表时,南方将无法再计算其被奴役人口的五分之三——这一措施将摧毁沿海低地和南方腹地的政治力量,从而保证新英格兰在美利坚合众国的优势地位。总统的任期将被限制在一个单一的任期之内,而且总统所在州的任何人都不能继任总统,从而结束了弗吉尼亚对总统职位的垄断。此后,战争、贸易禁运,以及接纳新州都将需要获得国会三分之二的多数票,这实际上赋予了新英格兰人否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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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马萨诸塞州派出三名专员前往华盛顿协商这些条款。[23] 但在这三位专员抵达这座无精打采的首都后不久——白宫和国会大厦遭到英军焚毁——便传出了令人震惊的消息,从而改变了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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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签署了一份和平协议,美国军队在新奥尔良击败了入侵的英军。随着美国取得胜利,新英格兰人的要求显得荒谬可笑,而哈特福德的与会代表们则似乎犯了叛国罪。在全国其他地方都在庆祝这位在新奥尔良打了胜仗、作战英勇的新战争英雄之际,新英格兰人悄悄地放弃了自己的要求。这位新的战争英雄曾是富兰克林国大阿巴拉契亚乡村的律师;他脾气暴躁,争强好胜,和新英格兰人截然不同,即将带领这个长期以来备受忽视的民族进入美国权力的核心。这位新战争英雄便是安德鲁·杰克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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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erry Bouton,Taming Democracy:“The People,” The Founders,and the Troubled Ending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p.178-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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