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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人有很多理由离开中欧。在中欧，40个独立的德意志国家正为法国大革命提出的重大问题争吵不休：封建主义、君主政体是否合法，以及大多数人生活在赤贫之中的经济体系是否合理？人们曾试图将中欧地区统一成一个在有代表性的政府领导下的单一国家，但人们的这一努力在1848年失败了。许多德意志人试图摆脱随之而来的军事独裁统治。甚至在所谓的1848年革命失败之前，自由主义者就希望获得一个地方，以建立新德意志。他们希望这个新德意志不再四分五裂，而是民主、平等社会的典范。“我们可以为在伟大的北美共和国建立一个自由的新德意志奠定基础，”1833年，一支向美国中西部殖民的德意志远征军领队对其追随者们说道，“我们至少可以在美国领土上建立一个自始至终都是德意志人的国家。对国内未来感到毫无希望的德意志人可以在这个国度里找到慰藉。”这一远征及其他探险的目的地是密苏里北部地区。这些人受到戈特弗里德·杜登（Gottfried Duden）作品的吸引才踏上了探险之路。杜登出生于普鲁士，在这一地区定居，称赞该地区为现成的乌托邦。费城的新德意志协会进一步鼓励了这些人。新德意志协会试图在西部创建“一个新德意志”，作为“我们自己、我们的孩子以及我们的子孙后代的避难所”。随着美国在19世纪50年代末走向内战边缘，两位资深的德意志政治分析家预测，美利坚合众国将分裂为若干独立国家，其中一些国家处于“德意志人的统治之下”。这些想法可能并不是最终激励成千上万的普通德意志人搬到美国内陆地区的原因，但的确为他们中的许多人提供了到达那里的支持，例如有用的移民信息、有组织的移民协会以及政治援助等。德意志人从未主宰过任何一州——威斯康星的德意志人口停滞在16%——但是1830～1860年的德意志人口确保了多样、宽容的内陆地区文明将主宰美国心脏地带。[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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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格会的移民人数要少得多，但他们也出于类似的原因被吸引到内陆地区中西部地带。19世纪初，贵格会会众仍然试图与世界隔绝，但许多会众发现在人口稠密的东部沿海地区这样做越来越困难。19世纪，俄亥俄以及印第安纳中部出现了内陆地区以外的贵格会飞地。由于对奴隶制深恶痛绝，有着百年历史的贵格会社区离开了沿海低地和南方腹地。印第安纳在19世纪50年代取代费城，成为北美贵格会的中心。时至今日，印第安纳的里士满在贵格会会众总人口中仅次于友爱之城费城。这些贵格会教徒杂居在德意志人、苏格兰-爱尔兰人、英格兰卫理公会教徒、摩拉维亚人、阿米什人以及其他社区中，并且发现这里的文化几乎和宾夕法尼亚东南部的文化一模一样。[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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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新英格兰人定居的中西部一样，曾经东海岸或欧洲的邻居举家移民到了大内陆地区。和新英格兰人不同，这些人一般并不热衷于同化周围社区的人，更别提同化整个地区了。和特拉华河谷一样，某个特定的民族往往主导着个别城镇的事务，但各县往往极具多元化。中西部城镇采用了宾夕法尼亚城镇的网格街道规划。德意志人定下了基调，通常购买土地的目的是建立永久的家庭宅地，而不是投机投资。他们寻求与土地建立永久和有机的联系。通过最初在中欧的小块农田上完善土壤和保护森林措施，他们格外小心地确保土地的长期生产力。无论是来自欧洲还是来自宾夕法尼亚，他们尽可能选择用石头建造家园，因为石头比新英格兰人或大阿巴拉契亚人使用的木头更加耐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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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观察发现，德意志人坚持按照自己的方式并携带自己认为美国所缺失的元素，集体融入美国这一大熔炉。和大多数贪婪且没有教养的美国邻居相比，这些远道而来的德意志人受教育水平更高，手艺更加精湛，农业知识更加丰富。“与他们对艺术的看法相比，美国人是半个野蛮人，”移民古斯塔夫·科尔纳（Gustave Koerner）于1834年评论道，“美国人的品位并不比那些将金属环插进鼻孔里的印第安土著人高多少。”德意志人拒绝被同化，在学校里和报纸上使用他们自己的语言，直到19世纪80年代仍然几乎只同德意志人通婚。在一个疯狂向边境进军的国家，德意志人因强调稳定、永久、固定的社区而与众不同。在这些社区里，家庭的世世代代在同一块土地上辛勤劳作。这种根深蒂固的传统也许是德意志人对内陆地区文化，进而对美国中西部文化最持久的贡献。[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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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陆地区中西部地带人们的政治价值观使该地区同新英格兰的中西部北部以及大阿巴拉契亚的中西部南部区分开来。内陆地区抵制新英格兰的文化帝国主义，因此投票反对19世纪50年代出现的新英格兰控制的新政治工具：共和党。内陆地区人并不希望建立一个同质化的国家：贵格会教徒拥护宗教自由，至少拥护基督徒的宗教自由；新来的英国移民来到这里是为了获得经济机会，而并非为了建立一个理想的加尔文共和国；德意志人习惯于生活在信奉不同宗教的人群之中。虽然这些和其他在内陆地区定居的群体可能并不喜欢和认可彼此，但没有一个群体谋求统治或同化城镇或者社区范围以外的其他群体。所有人都抵制新英格兰谋求统治或同化其他地区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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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在整个19世纪50年代，大部分内陆地区人都支持反对新英格兰的民主党。当时，民主党是代表南方腹地、沿海低地和移民的政党，对天主教徒来说尤其如此。这一时期的民主党人反对这样一种观点：政府有通过同化少数民族或消除奴隶制来改善社会的道德使命。不管是南方腹地的奴隶主还是波士顿穷困潦倒的爱尔兰天主教移民，都应该按照自己的愿望来坚持他们自己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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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19世纪50年代末，随着奴隶制向密苏里州、堪萨斯州以及其他新加入的州和地区扩张，局势变得更加紧张，对民主党的忠诚也开始发生变化。内陆地区人们的观点也因宗教教义的不同而发生了分裂。强调需要通过行善、道德改革或乌托邦式的实验来拯救世界的各种宗教团体发现自己与新英格兰在反对奴隶制，遏制酗酒、亵渎神明的言论，以及反社会行为的努力方面有共同点，这使得荷兰加尔文主义者、德国宗派主义者、瑞典的路德教会、北方卫理公会教徒、自由意志浸礼会教徒和德国路德教会总议会拥护共和党。那些信奉宗教信仰，并不强调或积极劝阻人们努力使当今世界变得更加神圣的宗教人士则支持自由放任的民主党：忏悔派德国路德教会教徒、罗马天主教徒、南方浸礼会教徒以及南方卫理公会教徒。在这些问题上保持中间立场的宗教团体（圣公会、基督门徒教会）也四分五裂。[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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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的结果是出现了一个由摇摆不定的选民组成的典型的内陆地区。内陆地区选民们的支持几乎可以左右任何一个围绕特定问题的未来联邦联盟。内战前夕，奴隶制将极少数的内陆地区人推入共和党阵营。20世纪末政治科学家对1860年总统选举的仔细考证分析表明，内陆地区的这种观念转变——尤其是德意志人的这种观念转变——使得伊利诺伊州、俄亥俄州以及印第安纳州倒向了亚伯拉罕·林肯的阵营，进而使得林肯入主白宫。在联邦舞台上因内陆地区中西部的叛变而大败的南方腹地立即脱离了联邦。[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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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lbert Bernhardt Faust，The German Element in America ，Vol.1，Boston：Houghton-Mifflin，1901，p.421-422；Robert Swierenga，“The Settlement of the Old Northwest：Ethnic Pluralism in a Featureless Plain，” Journal of the Early Republic ，Vol.9，No.1，Spring 1989，pp.8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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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Federal Gazette [Philadelphia]，5 March 1789，p.2；Kleppner（1979），pp.5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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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wierenga，pp.89-90，93；Faust，Vol.1，pp.447-448，461；Richard Sisson et al.，eds.，The American Midwest：An Interpretive Encyclopedia ，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07，p.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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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Faust，Vol.1，pp.90-104；John A.Hawgood，The Tragedy of German America ，New York：G.P.Putnam & Sons，1950，p.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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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Thomas D.Hamm，The Quakers in America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3，pp.38-3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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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Richard Pillsbury，“The Urban Street Pattern as a Culture Indicator：Pennsylvania，1682-1815，”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Vol.60，No.3，September 1970，p.437；Faust，Vol.2，pp.2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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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Krista O’Donnell et al.，The Heimat Abroad：The Boundaries of Germanness ，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5，pp.144-145；Hawgood（1950），p.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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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Kleppner（1979），pp.180-187；Phillips（1999），p.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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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Phillips（1999），pp.434-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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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利坚的民族：一部北美地区文化史 第十七章 大阿巴拉契亚向西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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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怪历史学家很早就将大阿巴拉契亚人和边疆地区关联起来。边民们最早翻越阿巴拉契亚山脉。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后，边民们就进入了北美原住民的领地。早在大陆会议着手设置西北领地或征服居住在西北领地的印第安人之前，边民们就建立了像特兰西瓦尼亚和富兰克林国这样的反叛政府。新英格兰人以及内陆地区人通常等到联邦军队打败了土著印第安人之后才搬入这些印第安人的领地；边民们则经常自己进行征服。新英格兰人仍然在纽约北部进行殖民活动时，大阿巴拉契亚人则乘坐竹筏沿着俄亥俄河顺流而下，明确宣称对印第安纳南部及伊利诺伊享有主权。在内陆地区人抵达俄亥俄时，边民们在田纳西中部和切罗基人发生了小规模冲突。因为愿意——甚至渴望——生活在政府无法有效控制的地区，所以边民们经常处于欧美扩张的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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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民族文化相比，大阿巴拉契亚的文化传播速度更快，传播范围更广。19世纪上半叶，受到更加肥沃、价格低廉且经过适当勘测的土地以及更容易进入的市场（通过俄亥俄河和密西西比河）吸引，几十万人逃离了弗吉尼亚。这使得老自治领（Old Dominion）不再是美国人口最稠密的地区。这场始于弗吉尼亚以及其他东部州的大规模运动被称为大迁徙（Great Migration），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大阿巴拉契亚运动。到1800年，边民们已经殖民了现在的肯塔基、田纳西中北部以及伊利诺伊西南部的大部分地区。三十年后——新英格兰人尚未到达伊利诺伊或者威斯康星——边民们已经控制了亚拉巴马北部、田纳西剩下的大部分地区、阿肯色的欧扎克，以及伊利诺伊和密苏里南部的密西西比河谷。1850年，边民们带着阿尔斯特以及英格兰边界地区的言语模式，穿越得克萨斯北部来到自己位于牧场上的家。这些文化动荡、高度流动的边民遭到了南方腹地种植园主的抵制，并在到达西部边陲树木稀少、气候干旱的大草原之后曾短暂停止继续西进。边民们所创建的文化——据称是“真正的美利坚”文化——与邻近地区的文化大不相同。邻近地区的很多人认为这种文化杂乱无章、令人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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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19世纪下半叶，边民的人数如此众多，分布如此广泛，以至于他们自己的领导人能够控制国家事务，入主白宫，并用他们自己的价值观为美国历史上的一个时代打上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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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阿巴拉契亚无疑是一个乡村民族。边民们不是移植整个社区，而是作为个体或者小的群体向肯塔基以及中西部南部扩张的。边民们遍布在森林以及空旷的地方，创建了城镇（这几乎是一种事后的想法），并拒绝就公共资源进行投资。在整个大阿巴拉契亚地区，地方税赋很低，学校、图书馆很少，市政府也很少，而且相去甚远。1850年进入公立学校读书的肯塔基学生比例大约是缅因州的六分之一，而其图书馆的人均图书数量不到缅因州的一半。缅因州是新英格兰最贫穷和最偏远的地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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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阿巴拉契亚地区的文盲率曾使历史学家追踪其人民前进步伐的努力复杂化。大多数关于中西部边民的描述都来自他们的新英格兰邻居，以及参观这一地区的游客们的长篇大论。这些新英格兰邻居以及参观这一地区的游客普遍对边民们的贫穷状况感到震惊。费城医生理查德·李·梅森（Richard Lee Mason）曾于1819年的冬天横穿印第安纳南部。梅森描述说自己偶然见到了“有史以来见过的最悲惨的小屋之一”：一堆石板堆放在一个猪圈上。猪圈里有一个妇女和“两个颤抖的差点饿死的孩子”。这个妇女和她的两个孩子都光头赤脚，孩子父亲则“外出找寻面包”。一个农民报告称：“南伊利诺伊一直是蓄奴州的穷人避难所。去年，我看到这里的孩子们在吃土，他们太饿了。”中西部的新英格兰人开始称边民们为“灰胡桃”——指他们粗制滥造的土布衣服的颜色。“Hoosier”是南方的俚语，意为边疆乡巴佬，被阿巴拉契亚的印第安人用作荣誉徽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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