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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Etcheson（1996），pp.3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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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Phillips（1969），p.293；Clement Vallandigham，Speeches，Arguments，Addresses，and Letters ，New York：J.Walter，1864，pp.101，104；Kleppner（1979），pp.235-236；Merk（1978），p.120-122，408-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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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C.C.Royce，Map of the Territorial Limits of the Cherokee Nation of Indians [and] Cessions ，Washington，D.C.：Smithsonian Institution，1884；Jeff Biggers，The United States of Appalachia ，Emeryville，CA：Shoemaker & Hoard，2006，pp.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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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Biggers，pp.29-44；Patrick Minges，“Are You Kituwah’s Son？Cherokee Nationalism and the Civil War，”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Religion Annual Meeting，Philadelphia：November 1995；Howe（2007），pp.343-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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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Andrew Jackson，Fifth Annual Address to Congress ，3 December 1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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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Merk（1978），p.121；Fischer（1989），pp.849-850；Margaret Bayard Smith，The First Forty Years of Washington Society ，New York：Scribner，1906，pp.295-296；Edward L.Ayers，Lewis L.Gould，David M.Oshinsky，and Jean R.Soderlund，American Passages：A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Boston：Wadsworth Cengage，2009，pp.282-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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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Howe（2007），pp.344-357，414-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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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Elliott J.Gorn，“Gouge and Bite，Pull Hair and Scratch：The Social Significance of Fighting in the Southern Backcountr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90，No.1，February 1985，pp.1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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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Phillips（2006），pp.108-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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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利坚的民族：一部北美地区文化史 第十八章 南方腹地向西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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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30年代以前，人们常说“南方”将奴隶制看成一种令人尴尬、过时的制度，应该允许奴隶制逐步退出历史舞台。但在1830年之后，“南方人”越来越多地颂扬奴隶制度，支持其在北美大陆的扩张，甚至将奴隶制塑造成一个获得《圣经》认可的道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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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些发展进程的的确确发生了，但是推动这些发展进程的过程基本上并未得到任何解释。在新兴的南方美利坚邦联中，奴隶制的神圣化是北美大陆两种主要奴隶文化（沿海低地文化以及南方腹地文化）相对权力发生重大转移的结果。第三种文化——大阿巴拉契亚文化——直到内战后才真正加入我们所谓的迪克西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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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0年以前，沿海低地已经控制了北美大陆东南部。在殖民地时期以及共和国初期，弗吉尼亚一直是英属北美殖民地和美利坚各州中人口最多的地区。通过适当剥夺大阿巴拉契亚地区的代表权，沿海低地的士绅们对地区和国家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为《独立宣言》以及1789年宪法提供了智力源泉。美利坚合众国前五位总统中有四位总统来自沿海低地地区。与南方腹地近邻相比，沿海低地地区更加幅员辽阔、更加富有、更加发达，在国家舞台上代表了“南方”。沿海低地的精英们来自开明的理想化英格兰乡村士绅社会。这些精英对奴隶制的存在表示遗憾，并期待着奴隶制早日退出历史舞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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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随着南方腹地迅速扩张，沿海低地失去了大部分权力以及影响力。在19世纪早期的大迁徙中，被边民们包围的沿海低地无法有意图地向西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与此同时，大阿巴拉契亚和南方腹地的人们迅速扩张各自文化的控制区域。1789～1840年，大阿巴拉契亚的地理面积增加了一倍多，有效地控制了四个新成立州的州政府。在这一时期，南方腹地的领土面积增长了近十倍，统治下的州议会由两个增加到了六个。伴随着这一扩张，代表蓄奴的美利坚发声的不再是华盛顿、杰斐逊以及麦迪逊这样的弗吉尼亚士绅，而是像约翰·C.卡尔霍恩（John C. Calhoun）、路易斯·维格法尔（Louis Wigfall）和罗伯特·雷特（Robert Rhett）这样的来自南卡罗来纳的煽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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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沿海低地不同的是，南方腹地能够通过掌握一种有利可图的资源来把边民们排除在外。作为沿海低地种植园的传统支柱，烟草的市场正在衰退，但只生长在南方腹地亚热带地区的棉花的市场却正蓬勃发展。新英格兰和旧英格兰的纺织厂对棉花的需求似乎永远无法得到满足。棉花的适销性使得南方腹地的种植园系统得以脱离沿岸低地，因为棉花在海拔更高以及更干燥的土地上才能长得很好。由于棉花是一种劳动密集型的作物，奴隶种植园主轻而易举就超越了小家庭生产的棉农。随着对棉花需求的增长，适合种植棉花的土地的价值也在增长。这也鼓励了土地向那些拥有更多资本的人流转。大阿巴拉契亚的牧民、猎人以及小农场主常常在地价上涨时售光土地，然后继续前进。他们找到现成的买主，1791年之后尤其如此。1791年，来自康涅狄格州的新英格兰人伊莱·惠特尼（Eli Whitney）发明了轧棉机，这使得棉花加工更加高效，利润更加丰厚。通过这种方式，南方腹地夺取了南卡罗来纳大部分地区的控制权，并于19世纪初从边民手中夺取了佐治亚的边远地区，然后夺取了佐治亚、亚拉巴马、密西西比、佛罗里达北部以及路易斯安那的大部分地区，接着继续扩展到田纳西西部、阿肯色东部以及得克萨斯。这样做的同时，尽管全球棉花产量增加了两倍，但南方腹地将自己在世界棉花产量中的份额由1801年的9%扩大到1850年的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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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花市场的繁荣也导致了对奴隶需求的激增。自美国于1808年禁止输入奴隶以来，新墨西哥湾各州以及各地区的种植园主们开始从沿海低地以及大阿巴拉契亚的种植园主那里购买奴隶。1810～1820年，仅沿海低地就输出了124000名奴隶。奴隶贩子把自己的“货物”锁在一起，在乡间运输。大多数奴隶都是年轻人，再也见不到自己的家人。历史学家艾拉·柏林（Ira Berlin）称这一创伤性事件为“第二中间通道”（Second Middle Passage）。因为这里的气候比山区和切萨皮克地区更恶劣，劳动也更繁重，所以大多数奴隶发现与自己离开的工作地相比，这里的工作条件更艰苦。被贩卖到路易斯安那南部以及密西西比的甘蔗种植园的奴隶最为不幸。在这些甘蔗种植园里，将奴隶活活累死有时是有利可图的。“沿河出售”最初指的是肯塔基以及田纳西的大阿巴拉契亚人将奴隶卖给南方腹地沿河下游的种植园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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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腹地的人们仍然对奴隶起义心有余悸，这并非毫无缘由。1822年，一个名叫丹麦·维西（Denmark Vesey）的魅力十足的自由奴隶组织了成千上万的奴隶发动暴动。这些奴隶计划杀死自己的主人，攻占查尔斯顿，然后乘船逃往海地这个自由的黑人国度。维西被告密的奴隶出卖，他本人及其34名同僚被绞死。这个密谋最终被挫败了。作为回应，查尔斯顿人建立了一所要塞军校（The Citadel）。这所军校负责训练年轻人，以镇压未来的奴隶暴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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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深入发展，南方腹地形成了一种不仅为奴隶制辩护，而且实际上庆祝奴隶制存在的社会和政治哲学。在其他人看来，南方腹地是一个独裁社会，建立在一个将财富和权力集中在一小撮精英分子手中的不道德的机构之上。南方腹地的寡头们认为南方腹地是人类所有成就的巅峰。南方腹地是以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奴隶城邦为模板建立起来的民主社会。这个社会的精英们在把所有的苦活累活都交给奴隶以及被剥夺了公民权的下层阶级之后，自己便可以自由地追求生活中更加美好的东西了。南方腹地一位资深的政治大佬曾说，南方的士绅们比北方人[4] 优越，因为他们有“一种培养更高尚人性品质的高贵气质”。这位大佬补充说，新英格兰人是一个“由商店老板组成的民族”，而南方腹地人则是一个盛产“政治家、演说家、军事领袖以及绅士的民族。这些政治家、演说家、军事领袖以及绅士的地位与现在这个大陆或其他大陆上的任何人都相当，而且可能比他们更高级”。奴隶的存在也使得他们自己免于经历“受到压迫以及忍饥挨饿的劳动阶级所经历的无知、偏执和嫉妒”。遵循自由哲学，南卡罗来纳法官威廉·哈珀（William Harper）等理论家宣称，人“生来就是臣服的”，正是在“自然和上帝的秩序之中，那些拥有高级能力和知识、拥有较高权力的人应该控制和处置那些低人一等的人”。内战前夕，来自佐治亚的亚历山大·斯蒂芬斯（Alexander Stephens）发表演讲，谴责建国之父们“所主张的种族平等”这一观念是“完全错误的”。斯蒂芬斯曾断言，美利坚南方邦联“建立在一个伟大的真理之上，即黑人并不等同于白人；奴隶从属于其他优越种族是奴隶们与生俱来、司空见惯的状况”。这一声明代表了南方腹地之人的主流观点。斯蒂芬斯曾任美利坚南方邦联的副总统。[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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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支持奴隶制，南方浸礼会和卫理公会的传教士与北方的传教士决裂。南方传教士支持奴隶制的理由是非洲人是哈姆（Ham）的后代。在《圣经》中，哈姆被判要为自己的白人主人们“砍柴挑水”。奴隶主欢迎黑人接受此种观点。他们与大阿巴拉契亚长老会结盟，如具有影响力的北亚拉巴马牧师弗雷德·A.罗斯（Reverend Fred A. Ross）。“赤道以南的人——亚洲人、澳大利亚人在内的大洋洲人、美洲人，尤其是非洲人——比赤道以北的人要低等得多，”罗斯在1857年的作品《上帝的奴役》（Slavery Ordained of God ）中写道，“奴隶制是上帝的杰作。为了奴隶的利益，为了奴隶主的利益，为了整个美利坚大家庭的利益，奴隶制应该继续存在下去。”[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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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有关奴隶制的讨论日益紧张，南方腹地人开始断言自己在种族上也比新英格兰人更加优越。南方腹地的思想家们重申了自己属于主宰者诺曼种族的论点，他们认为自己与盎格鲁-撒克逊出身的新英格兰人不同，并且比他们的种族优越。“定居在南方的骑士党、雅各布派以及胡格诺派生来就憎恨、蔑视和鄙视定居在北方的清教徒，”南方腹地的主要期刊《黛博评论》（DeBow’s Review ）宣称，“前者是主人；后者是奴隶，撒克逊农奴的后代……来自北方寒冷的沼泽地区，那里的人们不过是冷血的两栖动物。”“我们是世界上最最尊贵的人，”《黛博评论》继续写道，“引以为傲的种姓、肤色和特权使得每个白人都有种贵族的感觉。贵族是守护自由安全的唯一卫士，是唯一一支强大到足以对抗君主专制的力量。”另外一份报纸宣称：“诺曼骑兵不能像撒克逊北方佬那样粗俗。北方佬却在不断地密谋，要使自己的贵族邻居粗俗到像他们一样惹人厌的地步。”[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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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个“主人阶层”向西扩张时，这一阶层成员被自己接触的其他文化冒犯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其中就包括一个比他们自己更加真实的诺曼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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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斯安那南部于1803年被割让给美利坚合众国。在路易斯安那南部，他们到了一块由阿卡迪亚难民后裔建立起来的新法兰西飞地。这些难民同来自法属西印度群岛的商人以及蔗糖种植园主共同生活在河口。阿卡迪亚难民后裔——当时还是猎人和诱捕者，以享受生活闻名——被视为农民。有人可能会认为，考虑到新奥尔良和河畔教区共同的加勒比经济模式以及他们自己所谓的诺曼种族亲缘关系，南方腹地人更倾向于与新奥尔良和河畔教区的种植园主和睦相处。正好相反，南方腹地人十分厌恶新奥尔良人，因为新奥尔良更加宽松的法兰西和西班牙奴隶制形式及种族关系造就了没那么严格的奴隶社会。由于西班牙人赋予所有奴隶购买自由的权利，新奥尔良市45%的黑人是自由人。白人和黑人是不能结婚的。婚外情以及未经批准的擅自结婚虽然违背了南方腹地的习俗，但仍然光明正大地发生了。许多获得自由的黑人在社会地位上比挤在城市贫困角落的大多数爱尔兰人以及其他白人移民都要高。获得自由的黑人甚至还组建了自己的民兵团。当1812年第一次美国国会选举要将这些获得自由的黑人排除在投票行列之外时，这些黑人信心满满地提出了抗议。[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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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奥尔良西班牙-法兰西混血白人居民——“克里奥尔人”——与“新来人口”之间的紧张关系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上半叶。美国人从北美大陆四面八方蜂拥而至，但大多数人来自地理状况以及气候状况类似的南方腹地。由于克里奥尔人的罗马天主教信仰及其不寻常的生活方式，这些新来的定居者以怀疑的目光注视着他们，不管出身如何。克里奥尔人妇女涂脂抹粉，在其他民族这是闻所未闻的。克里奥尔人的领导人组织奇奇怪怪的四旬斋前一天的狂欢节庆祝活动和游行活动，并且从不参加社交活动。即使在19世纪60年代，新旧人口之间的通婚也很罕见。政治仍然分裂成“法兰西”和“美利坚”两个派系。讲法语的法兰西派为保留法兰西的法律和教区的行政规范而斗争。在被美利坚合众国吞并60年之后，被南方腹地和大阿巴拉契亚包围的新奥尔良以及种植甘蔗的密西西比河下游教区仍然保留着自己的身份特征；他们投票支持共和党，反对南方分离主义。位于南方腹地中心地带路易斯安那南部的一块新法兰西飞地拒绝被同化，直至21世纪仍然是一块独立的土地。[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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