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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处、本章下文以及第二十一章中的“北方”多指美国内战中的北方联邦，而非第一章及下一章的“北方”（El Norte）或“北方地区”，请读者注意区分。——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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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Francis Butler Simkins，“The South，” in Merrill Jensen，ed.，Regionalism in America ，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51，pp.150-151；Missouri Deep Southerner William P.Napton quoted in Robert E.Shalope，“Race，Class，Slavery and the Antebellum Southern Mind，” Journal of Southern History ，Vol.37，No.4，Nov.1971，pp.565-566；Peter Kolchin，“In Defense of Servitud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85，No.4，October 1980，p.815；William Peterfield Trent，Cambridge Histor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Vol.17，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07-1921，p.389；Alexander H.Stephens，“Cornerstone Address，March 21，1861，” in Frank Moore，ed.，The Rebellion Record ，Vol.1，New York：G.P.Putnam，1862，pp.4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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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Fred A.Ross，Slavery Ordained of God ，Philadelphia：J.B.Lippincott，1857，pp.5，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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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The Message，the Constitution，and the Times” DeBow’s Review ，Vol.30，Issue 2，February 1861，pp.162，164；“What Secession Means，” Liberator ，11 July 1862，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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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William W.Freehling，The Road to Disunion ，Vol.2：Secessionists Triumphant，1854-1861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p.149-151；Thomas N.Ingersoll，“Free Blacks in a Slave Society：New Orleans，1718-1812，”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3rd Series，Vol.48，No.2，April 1991，pp.17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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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Lewis William Newton，“Americanization of Louisiana，” doctoral thesis，University of Chicago，1929，pp.122，163，170-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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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Phillips（1999），pp.341-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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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Robert E.May，The Southern Dream of a Caribbean Empire：1854-1861 ，Baton Rouge：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73，pp.1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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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Robert E.May，The Southern Dream of a Caribbean Empire：1854-1861 ，Baton Rouge：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73，pp.27-33，60-62，70-71，75，168-196；Freehling（2007），pp.153-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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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May，pp.78-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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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May，pp.78-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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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May，pp.149-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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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利坚的民族：一部北美地区文化史 第十九章 征服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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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隶主将目光投向他方时，北方地区正处于极其弱势的地位。1821年，墨西哥第一帝国成立了。一成立，墨西哥便破产，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墨西哥经济在血腥的独立战争中遭到摧毁。这场独立战争使十分之一的墨西哥人丧生，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了一半，直至19世纪70年代才恢复到1805年的水平。在遥远的墨西哥城，政府以惊人的频率倒台——1833～1855年，总统曾36次易手——各州基本上只能依靠自己。[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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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之后，北方地区从中央政府那里得到的本来就很少的支持也中断了。士兵及传教士停止领取工资。货币供应戛然而止。商队不再前来补给本地区的前哨基地，也不再运走本地区生产的兽皮及兽脂。为了寻找给养，士兵们开始洗劫布道团建筑。墨西哥禁止方济各教会的传教士入境，北方地区的官员接到命令，驱逐其余的方济各教会传教士。（加州州长拒绝执行命令并指出，如果他这样做，那么“其他居民和军队都将消失”。）中央政府提供的少之又少的援助适得其反。为了增加加利福尼亚地区的人口，一批犯人被送到了这一地区，但政府并未提供补给；这些犯人便打劫花园及果园，给州长制造了不少麻烦。新颁布的墨西哥法律，比如规定国会议员年收入为1500比索，州长年收入为2000比索，疏远了北方人。一位观察员指出：“在加利福尼亚，没有人有能够成为州长、参议员或副州长的资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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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与墨西哥中部隔离，北方地区的领导人开始向美国寻求贸易、物资以及移民。得克萨斯的拉美裔人（Tejanos）无视墨西哥禁止对外贸易的命令，将自己的马匹赶到路易斯安那的市场，而加州方济各教会则向走私者出售牛皮和海獭皮。政府官员并未试图阻止这种贸易。一位官员指出：“必要性使法律上不合法的东西合法了。”加州州长马里亚诺·基科（Mariano Chico）指出，如果没有走私活动，“加利福尼亚将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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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与走私货物相比，北部边境已经变得更易于渗透。19世纪20年代，墨西哥当局无力阻止大批寻找经济机遇的非法移民从北部和东部涌入边境地区。得克萨斯因与人口日益增长的路易斯安那以及阿肯色交界而首当其冲，受到了这股移民潮的冲击。按照墨西哥法律，盎格鲁-美国人是不受欢迎的，但是得克萨斯地方官员迫切希望定居者能够另眼看待这一地区。“我迫不及待想要看到如果我们接纳诚实、勤奋的人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好处，不管这些人来自哪个国家……即使这些人来自地狱本身。”圣安东尼奥政治家弗朗西斯科·鲁伊斯（Francisco Ruiz）如是说。[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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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823年，大约有3000名盎格鲁-美国人（大部分来自南方腹地或者大阿巴拉契亚地区）非法居住在得克萨斯，相当于本地区的官方人口。还有几百人追随摩西·奥斯汀（Moses Austin）以及斯蒂芬·奥斯汀（Stephen Austin）父子。这对父子在墨西哥独立前夕说服西班牙当局授予自己一大片土地。奥斯汀父子的行为也鼓励了移民改革的支持者：斯蒂芬在父亲去世后接手父亲的事业，他学习西班牙语，取得墨西哥公民身份，并充当移民与地方当局之间的仲裁人。（南加州早期少数移民的行为与此相似，这些移民普遍融入并尊重当地文化。）1824～1825年，联邦当局以及当时得克萨斯科阿韦拉地方当局宣布移民合法化，改革者们赢得了胜利。得克萨斯科珀斯克里斯蒂以北的大部分地区实际上被赠给了奥斯汀这样的殖民代理人，然后由奥斯汀将这4400英亩的土地转售给其他移民。当局希望新移民能适应北方的一切。为了鼓励这一点，当局禁止奴隶制，并要求新移民皈依罗马天主教。[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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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移民实验很快就失控了。移民们——他们中的许多人为了逃离南方腹地的债权人——开始涌入得克萨斯东部。到1830年，这一地区至少有7000名移民，是当地北方人数的两倍多。更糟糕的是，这些新来的移民并不打算融入当地人的生活。他们摒弃天主教信仰，选择在远离圣安东尼奥和戈利达周围的北方人飞地的地方定居。一位墨西哥将军曾向北旅行，前往蓬勃发展的得克萨斯东部小镇纳科多奇斯（Nacogdoches）。这位军官意识到自己已经进入一种异国文化。“当一个人从圣安东尼奥来到（纳科多奇斯）时，他会注意到墨西哥的影响力逐渐变弱。来到这个地方后，他就会看到一切都是与众不同的。”这位军官向自己的上级写道。纳科多奇斯地区被授予了一位出生在大阿巴拉契亚、头脑发热的奴隶种植园主——黑登·爱德华兹（Haden Edwards）。为了给那些“体面”的南方腹地种植园主开辟道路，爱德华兹曾试图清除这一地区的北方人以及侵占土地的人。1826年，由于非法征用土地，当局撤销了爱德华兹的土地所有权。爱德华兹宣布该地区独立，任命自己为“弗雷多尼亚共和国”（Republic of Fredonia）的元首。墨西哥军队将其驱逐出境，但这件事惊动了墨西哥当局。美国移民藐视墨西哥的法律、语言以及习俗，正在破坏本地区的墨西哥元素，为此必须采取措施。[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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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0年，墨西哥改变了政策。因为担心“得克萨斯不再属于这个共和国”，墨西哥完全禁止了美国人移民。许多北方人反对这一举措。得克萨斯几位主要官员向墨西哥当局请愿，要求撤销这一举措。无论如何，法律未能阻止这一潮流。实际上，美国移民的人数增加了。到1835年，移民达到每月1000人。此时，美国移民的人数是得克萨斯的拉美裔人的十倍多。1831年，负责本地区事务的一位将军报告称：“没有任何武力可以阻止美国人的涌入。这些美国人是得克萨斯海岸以及边境的独家所有人。”（在新墨西哥以及加利福尼亚——从美国东部及中部很难到达——移民数量很少，并没有立即面临任何文化挑战。）位于墨西哥中部的当局担心，这一地区如果被南方腹地人淹没，很快就可能发生叛乱，被美国吞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叛乱真正爆发时，当地的北方人自己却发挥了主导作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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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与墨西哥中部地区相比更加特立独行、更加自给自足、商业氛围更浓——经常被认为是墨西哥改革和革命的前沿阵地。这一声誉始于这一地区对墨西哥第一位军事独裁者安东尼奥·洛佩斯·德·圣安娜（Antonio López de Santa Anna）将军的武装抵抗。圣安娜将军于1833年夺取政权，中止宪法，并驱逐政治对手。圣安娜被迫镇压北方地区的一系列叛乱。科阿韦拉最先发动叛乱，得克萨斯、新墨西哥以及加利福尼亚相继发生叛乱。实际上，蒙特雷的加利福尼亚立法者们宣布，该地区将一直保持独立，直到恢复宪法；当一位新的总督从墨西哥城来到加利福尼亚时，这位总督和自己的警卫被解除武装，并被赶走了。与此同时，新墨西哥的普韦布洛印第安人占领了圣菲，斩首了圣安娜派来的总督，并让一个混血的猎捕水牛的猎人担任总督。几个月后，叛乱遭到圣安娜军队的镇压。1839年，北方的塔毛利帕斯州、新莱昂州，以及科阿韦拉州反对派宣布独立并忠于旧宪法；几个月后，他们的格兰德河共和国（Republic of the Rio Grande）便被推翻。格兰德河共和国领导人避难于邻近的得克萨斯。[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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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5～1836年的得克萨斯革命是所有叛乱中最成功和影响最大的革命。由于对圣安娜的独裁统治感到愤怒，得克萨斯的许多政治家加入了叛乱，包括斯蒂芬·奥斯汀的盟友——讲双语的圣安东尼奥市市长胡安·塞金（Juan Seguín）。最初，像奥斯汀以及塞金这样的温和派只想脱离科阿韦拉，但仍然作为墨西哥的一部分。他们的这一立场为他们在得克萨斯东部的大阿巴拉契亚以及南方腹地移民中赢得了“托利党”的绰号。这些移民想要赢得彻底独立。大多数得克萨斯人似乎在这件事上持中立态度，只希望在冲突中存活下来，并尽量减少冲突对自己生活的干扰。但是当圣安娜的军队侵入叛乱地区时，塞金以及其他得克萨斯领导人纷纷加入分离主义者的队伍，宣布成立独立的得克萨斯共和国（Republic of Texas）。塞金曾担任革命军军官，后来入选共和国参议院议员；另一位得克萨斯人洛伦索·德萨瓦拉（Lorenzo de Zavala）曾担任得克萨斯共和国副总统。在阿拉莫战役中，七个得克萨斯人为得克萨斯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塞金在阿拉莫战役中担任奥斯汀的侦察兵，后来主持了死者的葬礼。南方腹地的报纸对这场战争进行了详细的报道，将这场战争描述为野蛮的拉美人和善良的白人之间的种族斗争，激励着成千上万的南方冒险家进入得克萨斯来参加这场战斗。最终，圣安娜的军队被引诱至得克萨斯东部。在那里，大阿巴拉契亚奴隶主萨姆·休斯敦（Sam Houston）领导的叛军趁着他们午睡之际，出其不意打了他们个措手不及。圣安娜束手就擒。为了活命，他同意撤退到格兰德河畔。虽然战争又持续了几年，但事实上得克萨斯赢得了独立。[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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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对于得克萨斯人来说，他们的大阿巴拉契亚以及南方腹地邻居并未打算让他们在新秩序中占有一席之地。大多数英格兰裔美国人对拉丁美洲人怀有根深蒂固的偏见。这种偏见可以追溯到16世纪西班牙君主发动的旨在消灭新教徒的运动。墨西哥人再一次侮辱英美准则：用当时的话来讲，从种族上看大多数人是“混血儿”——一部分是欧洲血统，一部分是美洲土著血统——因此理所当然被认为是堕落的、懒惰的。这种种族混合尤其冒犯了南方腹地人，但在与印第安人交战的大阿巴拉契亚地区也起到了负面的作用。就连温和派斯蒂芬·奥斯汀也将得克萨斯人争取独立的斗争描述为“一场西班牙-印第安混血人以及黑人发动的反文明、反英格兰裔美国人的野蛮、专制战争”。[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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