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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这些企业联盟卷土重来，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支持那些为自己利益服务的政治候选人，以及攻击远西居民们的另一个历史宿敌——联邦政府的方式。就联邦政府而言，大多数民众早就制定了简明的议程：离开，别管我们，给我们更多的钱。这些居民希望在哥伦比亚河上游修建水坝，但不接受保护鲑鱼的法律法规。这些居民希望华盛顿方面继续提供20亿美元的灌溉补贴，但不愿联邦政府试图阻止他们把这些补贴用于开采完本地区最后一个古老的含水层。不少远西地区的参议员和国会议员从该地区以外的利益集团获得大部分竞选捐款，并已成为在该地区作业的外部公司最可靠的拥护者。不过，他们是通过个人自由要摆脱政府暴政这一自由主义说辞做到这一点的。“我们反对联邦政府干涉人民的日常生活，”怀俄明州参议员约翰·巴拉索（John Barrasso）在2009年宣布成立参议院西部党团时解释说，“政府应该摆脱繁荣、自由的老路……不能通过花掉纳税人数百万美元或实施严格的环境法规来促进经济发展。”犹他州参议员奥林·哈奇（Orrin Hatch）补充说：“参议院西部党团的目标之一是挫败华盛顿精英及其极端环保主义联盟的反石油议程。”哈奇的犹他州同僚罗伯特·本内特（Robert Bennett）补充道，“是时候认识到美国西部所代表的巨大宝藏，并以一种明智的方式来开发这些宝藏了”，并且指出这些能源资源一直“延伸至加拿大”。这些参议员并未提议通过提高伐木使用费或公共土地放牧费至市场价格来增强企业捐赠者自力更生的能力，也并未提议让大型农业综合企业补偿纳税人在沙漠中修建的用于灌溉棉花的水坝以及水利项目的实际运营成本。[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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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远西地区对联邦政府的敌意一直是这一极度厌恶权威的地区与北美大陆最具权威性的民族结成原本并不可能的同盟的黏合剂，对北美以及世界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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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Walter Griffith quoted in John Phillip Reid，“Punishing the Elephant：Malfeasance and Organized Criminality on the Overland Trail，” Montana：The Magazine of Western History ，Vol.47，No.1，Spring 1997，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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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D.A.Johnson（1992），pp.7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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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D.A.Johnson（1992），pp.223-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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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D.A.Johnson（1992），pp.313-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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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Marc Reisner，Cadillac Desert：The American West and Its Disappearing Water ，New York：Viking，1987，p.37；James B.Hedges，“The Colonization Work of the Northern Pacific Railroad，” Mississippi Valley Historical Review ，Vol.13，No.3，December 1926，p.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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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Hedges（1926），pp.311-312，329-331，337；Reisner，pp.3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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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Reisner（1987），pp.3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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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Reisner（1987），pp.4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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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Reisner（1987），pp.105-110；Bernard DeVoto，“The West Against Itself，” Harper’s Magazine ，January 1947，pp.2-3；DeVoto（1934），p.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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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John Gunther，Inside USA ，New York：Harper，1947，p.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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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Tom Kenworthy，“Mining Industry Labors to Drown Montana Water Quality Initiative，” Washington Post ，30 October 1996，p.A3；Gunther，pp.166-174；Carl B.Glasscock. The War of the Copper Kings ，New York：Bobbs-Merrill Co.，1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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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Morris E.Garnsey，“The Future of the Mountain States，” Harper’s Magazine ，October 1945，pp.329-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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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Amy Bridges，“Managing the Periphery in the Gilded Age：Writing Constitutions for the Western States，” Studies in American Political Development ，Vol.22，Spring 2008，pp.48-56；Phillips（1969），pp.399-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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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Michael Lind，“The New Continental Divide，” The Atlantic ，January 2003，pp.87-88；Thomas Burr，“Senators Form New Western Caucus，” Salt Lake Tribune ，24 June 2009；Transcript of Republican Senator’s News Conference，Washington，D.C.，24 June 2009，CQ Transcripts ，24 June 2009；Tom Kenworthy，“‘Self-Reliant’Westerners Love Federal Handouts，” Salt Lake Tribune ，4 July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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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利坚的民族：一部北美地区文化史 第二十三章 移民和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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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17世纪、18世纪以及19世纪前75年美利坚的民族的存在似乎足够有说服力的话，那么人们可能会问，这些民族是如何存活到今天的？毕竟在这个问题上，美利坚合众国不正是一个由移民组成的国家吗？加拿大不也是如此吗？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我们难道不是敞开大门欢迎那些来自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疲惫、贫穷、蜷缩在一起的人来到美利坚的吗？这些人渴望呼吸自由的空气，穿越埃利斯和安琪儿岛来到这里，造就了今天奇妙多样的美利坚。当然，1830～1924年的多元文化浪潮吞没了这些区域民族的文化。只有为数不多的民族文化在少数富有的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徒的想象中存活了下来。这些新教徒仍然躲藏在自己的最后一片栖息地：楠塔基特、哈佛校园、骷髅会。数百万爱尔兰人、德意志人、意大利人、斯拉夫人、犹太人、希腊人以及中国人的到来不正预示了真正“美利坚”（或者，“加拿大”）身份的诞生吗？这一身份使这个国家紧紧团结在一起，并赢得了两次世界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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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是否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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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巨大的移民浪潮丰富了这两个北美联盟，但没有取代先前存在的区域民族。这些区域文化仍然是19世纪和20世纪初移民的子孙后代吸收或反对的“主流文化”。移民社区可能会对某一城市或某一州（像波士顿的爱尔兰人或纽约的意大利人一样）实现政治统治，但其控制的体系是区域文化的产物。他们可能会保留、分享和普及自己的文化遗产，接受食物、宗教、时尚和思想。但是，他们会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自己也会通过适应当地的情况来进行调整。他们可能会受到“土著”民族的歧视和敌意，但这种敌对态度的本质以及表现形式都取决于土著人属于哪个民族。移民们并未改变“美利坚文化”，他们改变的是美利坚各自的区域文化。事实上，1830年至1924年的移民在许多方面突出了各自之间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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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地介绍以下这一时期的主要移民活动。1830年至1924年，约3600万人移民美国。这些移民分三批抵达。第一批移民——大约450万爱尔兰人、德意志人和英国人于1830年至1860年到达美国——已经有所介绍。这批移民引发了新英格兰人的恐惧：那些天主教移民会因盲目服从教皇而损害共和国利益，而这也激发了新英格兰人通过“新英格兰道路”同化新移民来完成“拯救西方”的使命。第二批移民于1860年至1890年到达美国，数量是第一批移民的两倍。这些移民主要来自同一国家，还有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以及中国。第三批移民于1890年至1924年到达美国。这批移民是三次移民潮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大约有1800万新移民。这些移民中大部分人来自南欧以及东欧（尤其是意大利、希腊和波兰），其中四分之三的移民是天主教徒或犹太人。这股移民浪潮中也出现了许多中国人，并在北美土著民族中引发了一丝恐慌。这些土著民族担心这些新来的异族人无法融入当地的生活。1924年，美国国会实行了旨在保护联邦免受“劣等种族”（包括意大利人、犹太人以及来自巴尔干半岛和东欧的移民）污染的配额制度，这次移民潮也随之戛然而至。直至20世纪50年代初，移民仍然受到严格限制，而且北欧人遭遇的偏见很严重。虽然移民规模很大，但他们一直占美国人口中的少数。在此期间，外族出生人口的比例在美国人口中保持在10%左右，于1914年达到了14%的峰值。移民的累积效应极其重要，但绝不是压倒性地重要。即使将1790年至2000年所有移民——总共6600万——及其后代加起来，人口统计学家计算出移民也只占美国21世纪初人口的一半左右。换言之，如果美国在1790年关闭了边境，那么到2000年美国人口仍将是1.25亿而不是2.5亿。1820年至1924年，移民数量庞大，但从未真正压倒过一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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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需要注意的关键点是，这些“移民潮”中的移民并未均匀地分布在整个联邦，而是主要集中在几个地方。在这一时期，大多数移民生活在新尼德兰、内陆地区、新英格兰，而其他移民则生活在西海岸。这些移民在为数不多的几个门户城市定居，尤其是纽约、费城、波士顿、芝加哥以及旧金山。几乎没有移民定居在沿海低地、大阿巴拉契亚、南方腹地或北方地区。（仍处于殖民状态的远西地区只吸引了少量移民，但这些移民占该地区人口的很大一部分——1870年占该地区人口总数的约四分之一，1910年占该地区人口总数的约五分之一。）1870年，纽约市的外国居民人数比沿海低地、大阿巴拉契亚和南方腹地加起来的还要多。学者们已经证明，移民社区在获得财富和影响力的同时往往会向郊区扩张；这使得“民族”社区的影响力主要集中在移民的“有产阶级”，而“无产阶级”移民则几乎没有受到影响。[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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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理解移民为什么会避开这三个南方民族所在的地区。这三个南方民族的大多数地区是需要逃离的地区，盘根错节的贵族控制着封建专制制度。直至1866年，南方腹地以及沿海低地都实行专制的、近乎封建的、根深蒂固的贵族制度。1877年重建时期结束后，这两个地区才回归联邦。这两个南方低地民族几乎没有任何工业，农业主要由大地主主导，因此对新移民来说没有任何吸引力。大阿巴拉契亚依然是穷乡僻壤，几乎没有任何城市以及工作机会。在这三个地区，严格遵守当地的风俗习惯仍然被视为成为一名“美利坚人”的关键所在，这使得这些地区对外国人没有什么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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