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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海岸和远西地区尚处于起步阶段时，移民浪潮就已经如火如荼地进行了。因此在这两个地区，许多移民群体的文化影响力和土著居民的文化影响力不相上下。这里的一切 都是新的，文化团体相互竞争，共同塑造社会。当然，这里也有限制。西海岸的新英格兰精英们努力同化来自国内外的移民。然而，在远西地区，那些主导经济的银行和企业联盟对威胁自身利益的人使用暴力也是家常便饭。在这两个地区，黑人、亚洲人以及拉美裔美国人都受到了相当大的敌意。中国人和日本人被视为次等民族，被当作奴隶使用。直至1907年，基于日本孩子缺乏接受高等教育的才能这一理论，日本人的孩子仍然被加利福尼亚的学校拒之门外。[4] 但其他大多数移民团体都能够利用这些西部民族仍然正在塑造自己的价值观和权力结构这一事实，而且许多移民团体能够在这项事业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在西海岸和远西地区，成为一名“美利坚人”从来就不是说你是新教徒，或者是英格兰人或不列颠人“后裔”；相反，成为一名“美利坚人”意味着取得个人成就和追求“美国梦”。当权威人士开始充满诗意地谈论成为“美利坚人”就是如何拥抱“自由市场”的心态及发掘自己的潜力时，他们正在这两个地区站稳脚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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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英格兰的情况要复杂得多。1830年以前，这一地区非常同质，以排除异己著称。在殖民地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新英格兰都是拒绝移民的。但到了19世纪中叶，新英格兰迅速扩张的工业中心以及中西部边界的森林、农场和矿山吸引了大批外国人。其中许多外国人既不是英格兰人也不是新教徒。我们已经见识了新英格兰是如何想方设法阻止自己的边界甚至整个太平洋沿岸免遭天主教移民、南方奴隶主和德意志酿酒商的“危险影响”的。但当19世纪末移民浪潮席卷整个美利坚时，新英格兰人付出了双倍努力，使这些新来的移民符合“美利坚”的标准——新英格兰人真正的意思是符合新英格兰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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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运动的重点是教育移民及其子女。在新英格兰及其殖民地，学校一直被视为文化适应机构。在20世纪以前，知道如何阅读、如何写作以及如何算术是绝不会增强大多数人作为农民、劳动者或工厂工人的“就业前景”的。相反，教育孩子们是为了让他们适应新英格兰人的生活方式，并建立起有助于防止贵族阶层形成，从而防止共和国崩溃的必不可少的社区纽带。移民浪潮只会增强新英格兰人的紧迫感。“对于一个民主国家而言，允许阶级固化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颇具影响力的教育哲学家（也是佛蒙特州人）约翰·杜威在1915年争论道，“视机会平等为理想的民主社会需要这样一种教育：从一开始，学习便同社会应用、思想、实践、工作和认识所做事情的意义有机统一起来，并为所有事情服务。”新英格兰人长期以来就一直主张，为了保证社会和文化的连续性，每个人都应该按照共同的课程标准在公立学校里共同接受教育。自19世纪中叶开始，新英格兰政府要求城镇保留免学费的学校。到19世纪末，新英格兰控制下的许多州规定人们必须接受教育。（相比之下，南方腹地没有行之有效的公共教育系统，并且积极阻止阶级和种姓之间的融合。）[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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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们带来了额外的挑战。“一个在旧世界专制统治下出生、长大的矮小异族人不可能仅仅通过横渡大西洋或者签署入籍誓言就变成躯干丰满的美利坚公民。”被广泛誉为“美国公共教育之父”的新英格兰改革家霍勒斯·曼（Horace Mann）于1845年告诉其他教育工作者。他认为，为了避免孩子们“保留自己所接受的奴性教育”，或者陷入“无政府以及无法无天的罪恶”之中，学校必须“以理性和责任为准则”，训练孩子们“自治、自控”和“自愿服从的能力”。至1914年，这项任务已经扩大到成年移民当中。这些成年移民可以免费上夜校，学习英语、数学、美国历史以及“卫生和良好的行为习惯”。在马萨诸塞州和康涅狄格州，城镇必须推行这些方案，16～21岁的所有文盲都必须上课学习。新尼德兰和内陆地区也采纳了这些方案（通常是通过新英格兰移民的努力），但一般情况下移民是自愿参加的。移民们在南方腹地、大阿巴拉契亚以及远西地区几乎没有得到官方的任何支持。这些地区大多数州的宪法实际上禁止立法者在成人教育问题上浪费纳税人的钱。[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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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是一个“大熔炉”（在这个概念中，移民们脱胎换骨成为“盎格鲁-新教徒美利坚人”），这一概念实际上指的是新英格兰人的一种弥补措施。这一弥补措施与立约的乌托邦建造者的民风密切相关。这些建造者本身几乎都是英格兰人。也许这所同化学校的最大宣传机构就是1914年在新英格兰中西部中心创建的亨利·福特英语学校（Henry Ford English School）。在那里，福特公司招聘的移民工人不仅学习英语，而且学习历史和新英格兰人节俭、爱干净、守时的价值观。在毕业典礼上，这些学生身着本国服装，列队走过一艘模拟船的舷梯，进入一口巨大的标有“熔炉”标签的大锅，他们的老师开始用巨大的勺子搅动这口大锅；几分钟后，毕业生们穿着“美式”西装，系着领带，挥舞着美国国旗，走出这口大锅。与此同时，哈佛大学、耶鲁大学以及其他新英格兰大学的历史学家们正在为学生们创造一部神话般的用来庆祝的“国家”历史。这部历史强调（先前被忽视的）朝圣之旅、波士顿倾茶事件以及新英格兰历史人物（如民兵、保罗·里维尔以及约翰尼·阿普尔西德）的中心地位。（清教徒被重新塑造成宗教自由的支持者——这会让他们感到惊讶——詹姆斯敦、新阿姆斯特丹和缅因早期的圣公会定居点却被忽视了。）在新英格兰的模式中，移民要融入主流文化之中。在新英格兰人看来，主流文化的主要特征是“新教徒”（即加尔文主义者）、努力工作的道德准则、自我克制、维护“共同利益”，以及对贵族制度充满敌意。文化多元主义、个人主义或接受英国的阶级制度并不是新英格兰人考虑范围之内的事情。[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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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初，新一轮的移民潮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美利坚人”意味着什么？对于一个希望将自己算作美利坚人的人，他（她）应该期望什么，不应该期望什么？像已故哈佛政治科学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这样的保守主义者就曾断言，美利坚现在勉强被两个因素团结在一起：一个因素是占主导地位的“盎格鲁-新教徒”文化（特别强调英语语言和“新教徒”职业道德）“持续处于中心地位”，另一个因素是两个世纪以来的共同意识形态——支持平等、个人主义、自由、个人繁荣以及代议制政府的“美利坚信条”。亨廷顿的追随者们担心，这些弥足珍贵的团结因素正被自己的竞争对手——多元文化主义和种族多元化的勇敢拥护者——击溃。相比之下，多元文化主义者认为，美利坚真正的天才之处便在于为来自不同文化、宗教、种族和语言的群体创造了一个可以共存的地方。在这里，每个群体都可以保持自己的价值观和身份。这两个派别都为自己关于美利坚身份的定义提供了历史依据，并通过发现自己竞争对手提出的历史例子中的弱点来捍卫自己的观点。[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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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双方都在唤起北美少数民族地区民族的真实特征，而非整个“美利坚”民族的真实特征。当然，加尔文主义努力工作的道德准则一直都是新英格兰认同感的核心所在，同时这种道德准则亦被南方腹地和沿海低地憎恶。在这两个民族中，悠闲自得的“生活节奏”一直被认为是一种美德。（没有一个南方腹地贵族担心自己会因为懒惰而被逐出天堂，新英格兰的许多精英却被这种想法困扰。）包括语言在内的一切“英格兰特性”绝非内陆地区和新尼德兰身份认同的中心。在这些地区，多元文化才是通用准则；应用到北方地区，“盎格鲁-新教徒”的文化起源理论看似非常滑稽。极端个人主义是大阿巴拉契亚和远西地区身份认同的核心，在社群主义盛行的新英格兰以及新法兰西却一直被人们嗤之以鼻。在亨廷顿看来，“自由”绝对不是美国南方腹地和沿海低地美利坚身份认同的一部分，而只有当这些奴隶主精英自己做了代表时，他们才会拥护代议制政府。新英格兰非但没有接受多元文化主义，反而要么让外来者远离自己，要么试图让这些外来者（和这一地区的其他人）接受新英格兰的各种规范。寻找一个“美利坚人”的身份特征毫无意义，因为对于作为美国人应该意味着什么这一问题，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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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未能认识到这一点，亨廷顿的弟子们对当前“第四波”大规模移民中占主导地位的墨西哥移民的所谓特殊性做了许多研究。1970年，76万人出生于墨西哥却生活在美国，约占墨西哥总人口的1.4%。2008年，这一数字增加了近16倍，达到1270万，占地球上墨西哥人总人口的11%。2008年，墨西哥人占国外出生的美国人口的32%，与1850～1875年的爱尔兰人所占比例相同。绝大多数墨西哥人生活在北方地区，在那里他们现在构成了人口的绝大多数，并且找不到任何理由“融入”一些“盎格鲁-新教徒”的行为准则中。这对于亨廷顿和生活在北方地区以外的其他人来说是非常震惊的，因为这些人害怕失地被重新收复。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担心不无道理：墨西哥人已经重新控制了北方地区的美国部分，大量来自墨西哥南部的移民正在融入北方人的文化。但与其说这是对该地区“主流文化”的威胁，不如说是对其本源的回归。[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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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墨西哥吞并北方地区是绝不可能的：当前边界两边的北方人将很快脱离这两个国家，并创建自己的共和国。毕竟，即使是北方地区的墨西哥部分也比被迫输出税款的墨西哥南部富裕三倍。正如哈佛大学的研究员胡安·恩里克斯（Juan Enriquez）所指出的那样，墨西哥城对这一地区几乎没有任何约束力，墨西哥城并不为这一地区提供技术支持、基础服务、安全保障或者商品市场。恩里克斯指出，如果北方地区的墨西哥部分——下加利福尼亚州、新莱昂州、科阿韦拉州、奇瓦瓦州、索诺拉州和塔毛利帕斯州——自己选择，那么它们可能更愿意同美国建立起一种类似欧盟的关系，而不是停留在墨西哥内部；与墨西哥的其他地区相比，它们与北方地区的美国部分的共同点更多。新墨西哥大学奇卡诺研究学院教授查尔斯·特鲁西洛在2000年对美联社说：“西南地区的奇卡诺人和北方地区的墨西哥人正再次融合成一个民族。”特鲁西洛补充说，创建一个独立的国家是大势所趋。他建议这个新国家就叫北方共和国。[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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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hillips（1999），pp.588-589；Peter D.Salins，Assimilation，American Style ，New York：Basic Books，1997，pp.22-30；Huntington（2004），pp.4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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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Howard Odum and Harry Estill Moore，American Regionalism ，New York：Henry Holt，1938，p.438；Salins，p.148；U.S.Bureau of the Census，“Nativity of the Population，for Regions，Divisions，and States：1850 to 1990，” Internet Release：9 March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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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Nathan Glazer and Daniel Patrick Moynihan，Beyond the Melting Pot ，Cambridge，MA：MIT Press an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4，pp.138-139，185，217-219；Leonard Dinnerstein and David M.Reimers，Ethnic Americans：A History of Immigration and Assimilation ，New York：Dodd，Mead & Co.，1977，pp.4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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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Salins（1997），p.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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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Maris A.Vinovskis，Education，Society，and Economic Opportunity ，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95，pp.109-110；John Dewey，Schools of Tomorrow ，New York：E.P.Dutton，1915，pp.313-316；Salins（1997），pp.6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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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Horace Mann，Annual Reports of the Secretary of the Board of Education of Massachusetts for the Years 1845-1848 ，Boston：Lee and Shepard，1891，pp.36-37；H.H.Wheaton，“Education of Immigrants，” in Winthrop Talbot，ed.，Americanization ，2nd ed.，New York：H.W.Wilson Company，1920，pp.207-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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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Salins（1997），pp.46-48；Huntington（2004），pp.129-135；Stephen Mayer，“Adapting the Immigrant to the Line：Americanization in the Ford Factory，1914-1921，”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Vol.14，No.1（Autumn 1980），pp.6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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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Huntington（2004），pp.11-20，3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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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Huntington（2004），pp.221-255；Pew Hispanic Center，Mexican Immigrants in the United States，2008 [fact sheet]，15 April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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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Juan Enriquez，The Untied States of America ，New York：Crown，2002，pp.171-191；Associated Press，“Professor Predicts Hispanic Homeland，” 31 January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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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利坚的民族：一部北美地区文化史 第二十四章 神明和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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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结束后的几十年里，虽然移民增强了各民族之间的区别，但基本价值观方面的差异使得各民族分化为两个由缓冲带隔离开来的敌对集团。结果，一场文化冷战爆发了。战争的一方是愤怒无比、受尽屈辱却怀有救世思想的迪克西集团（美国南部各州联盟），另一方则是趾高气扬、拥有社会改革意识的联盟，由新英格兰、新尼德兰和西海岸结成。这两大集团相互对立，水火不容。这场文化战争在阿波马托克斯战役之后酝酿了一个世纪，然后在20世纪60年代演变成公开冲突。本章将追溯在重建时期这两大集团形成的前因后果，以及此后使双方一直处于对立状态的不同世界观和宇宙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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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的根源始于南方邦联军战败之后，当时的南方腹地、沿海低地和大阿巴拉契亚大部分地区都被一支由新英格兰人主导的军队占领。战争导致50多万人丧生，因而引发了各地民众持久的怨恨，而占领使南方腹地和沿海低地的这种情绪更加强烈。因此，这些民族建立了强大的迪克西联盟。这一联盟最终将整个大阿巴拉契亚地区收入囊中，并在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开始主导北美大陆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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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结束后，内陆地区人、新尼德兰人和新英格兰人控制了前南方邦联的大部分地区，并试图按照新英格兰模式改造上述地区。占领者划分军事区，任命州长，部署军队来执行自己的决策。除了来自诺克斯维尔的联邦主义者边民——田纳西州州长威廉·布朗洛（William Brownlow）外，得到联邦政府支持的州长们被当地人视为傀儡。[1] 占领者们禁止南方邦联的主要领导人担任公职或参与投票，允许外来商业集团控制本区域的重要经济领域，并通过修订法律来反映自身价值。北方军队相信，一旦罢黜本地区那些嗜血成性的领导人，本地区的民众很快就会接受自己的制度、价值观以及政治结构。占领者们建立了种族混合的新英格兰式学校体系，从新英格兰的学校引进教师来管理这些学校，并向地方征税来负担学校的一切开销。他们“解放”了一个备受压迫的民族——本地区遭受奴役的黑人——但未能为他们提供茁壮成长的安全环境或经济环境。他们认为自己在本地区自然而然的盟友——赞同联邦政府思想的大阿巴拉契亚大本营——将支持他们按照新英格兰人的形象来重建占领区的努力。占领军虽然取得了军队的支持，控制了政府、教育和经济等大量部门以及大规模的民用外联工程，但非但未能实现自己的大部分目标，反而在某种程度上让南方这三个民族更加团结在一起，同自己做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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